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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读周作人，常读而常有所惑。所惑之点颇多，也就是一般读者都常有的:他自从“五四”退潮后，早已是落伍者，后来且成汉奸，文章还可读，可欣赏吗？近来得到刘绪源先生增订新版《解读周作人》，真是为我大大解惑，使我得以接近周作人其人其文。我感谢这本书，也钦佩作者的学识、真诚和勇气。“解读”是从周作人的文章出发，并归于周作人的文章及周作人其人。这写法其实很难，要求作者先认真读，不作泛泛之论，不仅以落伍、汉奸的结论作出一般的学术结论。作者引钱钟书的话说:在文学史里，见树，还要见林；反之亦然。总之，要解读出周作人的个性，或者是以前常说的“这一个”。刘绪源做到了。所以我这个读者都为他感到得意。 当然，要说对全书的评价，书前有舒芜先生的《代序——真赏尚存，斯文未坠》可以说精当。舒芜本人又是周作人研究的专家、先行者，可以说他的代序题云“真赏”、“斯文”，乃深有慨焉。“真赏”在哪里呢？在“解读”中。“解读”一词是“解”字在先，而要解，其实是要先“读”的。我以为刘绪源读周作人书下过真功夫，虽不敢说“透”，但得其精神远在许多学者之上。我并不以为书中一切都是作者的创见。我读过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刘著里的某些看法也有来源于此的。但舒芜在代序中也说，刘著常是更深了一步。我以为并非刘绪源敢作大胆之说，而是他先作了细心、慎重、缜密的“读”，然后才获得其“解”。我读此书就时时感到著者的这番苦心。我说他是“咬定文本不放松”。每语必举例证，论及周氏每文必逐段、逐句、逐词考之，析之，然后得出结论。这有点近于近来学者对经典大著的串讲。这方法对周作人这样的作家，也合适。这对于像我这样粗心的、不求甚解的读者最有助益。 我以为在这个新版里增加的四篇附录文章均甚重要，是作者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此书付印时还没有发表过的那篇《〈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现已刊2008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这一篇充满当代性的争论。总而言之那是关于周作人写于1942年11月的文章《中国思想的问题》，其时周作人已是老牌汉奸，做了许多有亏民族大义的事情。于是后之论者对此文一概予以否定，斥之，嗤之，刺之。周作人这文章当年就引起过风波。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其国内提出要收拾这个“反动老作家”周作人。事件原委是:侵华日军提出建立什么“儒学”与“尊孔”，要中国人与他们“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而周作人则发挥其“抄书”技巧，转弯抹角，说儒学先要人能生存下去，否则人们定会群起反抗。事件过去六十多年了，早已成为“历史事件”。但它在学术上的重要性仍存。就是说，当了汉奸的周作人，是否可以仍然在某个、某些学术问题上、思想问题上，有不同于日本侵略者的地方，甚至有所反对与反抗。刘绪源引王锡荣著《周作人生平疑案》专章中的众多意见，一一与之商讨。刘的意见甚为激烈:“周作人凭一人之力，利用对方的口号和概念作巧妙的辩驳，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适时的抗争，结果使这场滑稽的宣传战遭致败北……”著者进一步阐明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对于“前朝人物”“就不宜再作客观公允的研究，而只宜于斥责，痛贬，即使研究也要以批判为主。这其实是以政治代替了学术，而归根结底也于政治无益。”总之，据理陈词，力排众议，我佩服他的这种勇气。当然，这样的问题难以一口而定是非，但刘绪源开始了新的论争。他原先在书里也就说过周作人当汉奸以后还可以是一个“两面人”，即一方面可以为日本人说话，同时还可以有“故国之思”。他以当时周氏文集中所收文章为据，证明这一点。 讲到周作人的影响，著者举出周门文学弟子。第一章比较周作人与同时的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当然以后还有与鲁迅的比较。最后一章《“言志派”的渊源与流向》又举俞平伯与废名同周作人一起比较而谈。在书的最后一页他指出:“周作人的散文传统并没有绝迹”，他举出在黄裳、张中行、王世襄、舒芜、钟叔河以及汪曾祺文章里，都有明显影响。但是我以为著者漏掉一位重要作家，没举出。他就是孙犁。这事说来也有趣。孙犁是一位战士型的作家，半生戎马，造就出他的气质。但是同时他还是书生，而且是书虫，几乎是书呆子。孙犁热爱鲁迅，而一贯不喜欢“京派”散文，对周作人更斥责有加。晚年更是如此。但是，这都是从政治上讲。从文化、文学上讲，则不全如此。他在《题〈知堂谈吃〉》中讲得很透。其文曰:“文运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即如周初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对周作人的两方面，他是看得很清的。后来又说过:“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对其晚景，亦知惋惜。”在孙犁晚年的随笔上，我看出周作人文风显到他的笔墨上了。他那些最短、最不经意的《理书记》和《书衣文录》，就有此魅力。写于“四人帮”时期的《全唐诗十一册》题曰:“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食面。年六十三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遗心怀。”题《牧斋初学集》云:“晚听广播，姚依林同志逝世，一九四五年冬，余从张家口返冀中时，去北方局组织部办理手续，曾见一面。彼时同志之间，识与不识，何等地(？)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读这文章，知堂之“涩味”或未达，而“苦味”乃不可不谓浓。以前我不敢这样说这位老革命作家，现在借机会也一发此荒唐之语吧。 (《解读周作人》刘绪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8月版)? 原载：《文学报》2009-0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