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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尧教授的新书《脱去文化的外套》（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这本学术随笔集涉及一个历史话题：“文革”历史和“文革”中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 如何认识“文革”，如何评介“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这至今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许多“文革”亲历者，回忆起“文革”，便只想到自己是“受害者”，却不曾考虑到“受害者”曾经也是“迫害者”；没有经过“文革”的新生代学者有的对“文革”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否定，要么正好相反，大肆歌颂“文革”。王尧长期从事“文革文学”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是国内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对于“文革”及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王尧教授并没有像上述那些人，要么是一味地激烈批判，要么是一味地满腔同情，而是带着一种历史眼光，冷静、客观地看待和分析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人生和精神历程。 作为一个“文革”后期的目击者，王尧对“文革”其实有着很深的个人体验，正是这种个人体验，培育了他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精神思想研究的浓厚兴趣。所以这本书虽是一本学术随笔，却是作者长期学术研究的心得。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广告语：“一本知识分子的长短录，纸上烟雨苍茫”，据说是出自作者手笔。不过，作者在“跋”中又说：“我不能说自己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但免不了想些关于知识分子的事，常有故事、想法、情怀与句式在胸中。这几年的著述无疑留下了所思所想的蛛丝马迹，甚至自己也滋生了做一个知识分子的坚定信念。”为何又称自己不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王尧教授的谦逊之辞；另一方面作者实际上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做一个知识分子太难，哪怕是做一个“纸上的知识分子”都谈何容易。作者深知其中艰辛，在《南方周末》上连载这些随笔时用了“纸上的知识分子”这一专栏名。历史上的“文字狱”早已证明，在中国做一个“纸上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难，更别说做一个实践的、行动的“知识分子”了。但正是因为如此，王尧实际上对历史中的知识分子有了一种更为贴切的认识，所以他在“跋”中就提倡一种“对历史苛刻对个人宽容的态度”，对“历史苛刻”就是要从历史本身出发，不能随意地涂抹历史，对“个人宽容”实际上从历史出发，把个人放在历史环境中加以认识和理解，因为当下人认为一些知识分子的所谓“错误举动”，实际上是历史环境所造成，也只能在历史中加以理解。 王尧教授对于历史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仅令人想起前几年学术界曾经提倡和流行“触摸历史”的研究思路，主张通过触摸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许多人对“触摸历史”一说不以为然，认为历史既然是“过去”，还原历史是虚妄之举。但我还是认为，虽然我们无法真正回到历史中去，但仍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尽可能接近历史之身，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我认为便是重新拾起当时的历史资料，例如当时的图像、文字和残留的遗迹等等，通过对这些历史资料的“再阅读”，重新感受、捕获和回到某个历史氛围中。阿尔杜塞曾在《保卫马克思》一文中提出一种“意识形态环境”的理论，他说，人们常常认为马克思天生就是后来的那位马克思，但实际上马克思并非天生就是思想家，马克思成为后来的马克思实际上有一个过程，因此要了解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就必须“重新退回”到马克思早年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退回到起点，以便接触事物本身和真实历史，并正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若隐若现的那些存在”①。阿尔杜塞有关马克思的论述实际上提醒我们，不能简单、武断地评判某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也并非一下子就是后来那个样子，我们要准确认识他们，也必须“重新退回”到这些知识分子所处的历史环境中，然后才有可能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做出更为准确地判断。 我不知道《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书是否受到阿尔杜塞主义的影响，但从里面的各篇文章看来，王尧教授在研究“文革文学”和“文革”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所做的一件事，便正是“重新退回”，退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思考“文革”和知识分子的诸种问题。王尧其实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所处历史环境的考察，他指出要认识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只有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才能避免对知识分子作非此即彼的简单论调，所以他提出在评价知识分子时，应该“对历史苛刻些，而对个人宽容些，苛刻与宽容的前提是理解”。作为一个历史个体，知识分子总是不可避免地生活在阿尔杜塞所说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也就是生活在具体的、却又整体的历史环境中，要真实地评价这些知识分子，就应考虑到彼时的“意识形态环境”，实际上，也只有考虑到具体的、整体的历史环境，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中的“特殊举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正是基于一种“重新退回”的思考，王尧不赞成对知识分子做过于简单的“道德判断”： 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不少论者常常从学术良知或独立人格这样的概念出发来解释一些现象，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文革”的发生还使许多一直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一样。 王尧意识到，简单地从当下社会的学术良知或者独立人格的概念出发，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要认清知识分子问题，需要的是“重新退回”，把一个个知识分子放回到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通过“退回”，王尧理解了知识分子个体在特殊历史环境中的复杂选择，他们思想变化的脉络也就清晰起来，这些变化包含了种种复杂因素，既有社会的层面，也有个体的因素。譬如他在讨论沈从文、冯友兰、食指、杨晦、赵树理、郭小川等知识分子时，都贯穿了这一思想，把这些人物放回到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反过来，通过这样的考察，王尧也看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文本和思想中本身就包含了历史的复杂性，郭小川的诗篇本身就是一首首“矛盾重重”的诗篇，而正是因为“矛盾重重”的诗篇中，读者才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复杂性。 如何才能“重新退回”到历史环境中呢？“重新退回”自然不是真的就回到历史，前面说过，历史已经过去，“还原历史”本来就是一个虚妄之举，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历史文本，譬如文献资料、图像和回忆录等东西回到历史。仔细阅读那时的历史文献和史料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不阅读历史文献和史料，轻易对历史下一个武断的评判，不但很难把握“真实历史”，而且会离“真实历史”越来越遥远。《脱去文化的外套》尽管是一本学术随笔，但在这样的随笔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文革历史资料如数家珍，坚实的史料意识，使得《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书厚实而具有权威性。 在“重新退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者特别关注历史“断裂”之处和正史之外的“历史”，正像福柯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历史真相和历史事实，或许正是表现在某些“断裂”之处，阿尔杜塞在更早的时候，也强调“断裂”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断裂”并不是一种幻觉，也并不如雅恩·莱维所说的那样是凭空捏造。在这个问题上，很遗憾，我是寸步不让的。我刚说过，应该对“断裂”做出解释，而不贬低其意义。② 王尧“重新退回”到历史，其实不是回到“宏大历史”中，而恰恰是退回到一些宏大历史并不关注的各种细微的历史场景中，譬如《回忆的差异》、《文献中的记忆》、《缝隙中的动弹》、《两种声音》、《夫妻之间》和《“正史之外”的叙述》都叙述了一些被所谓正史记载忽略的历史场景，尤其是知识分子生活的日常图景，重新触摸这些“日常生活”，并发现了其中特别的涵义，许多知识分子研究者强调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运动史”和“文革”后的“忏悔史”，而忽视了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的日常生活，但是王尧重新发现和叙述了这些“正史”之外的“历史”，他甚至花费了大量精力，带着一种“触摸历史”的态度，跑到向阳湖干校机关旧址做实地的“田野调查”，体会“文革”知识分子真实生存过的历史空间，而在这样的触摸中，那些历史遗迹、房屋和手稿都变得生动起来，它们开始显身向作者讲述自己的历史，而作者又用生动的笔调向读者叙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夫妻之间》中详细描述沈从文、钱钟书等人在“五七干校”时的日常生活，《房东的声音》中作者特别留意了那些夹杂在知识分子叙述中的“房东的声音”。这些细节看起来仿佛与宏大历史并无关联，似乎也与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无关，但这些断裂、缝隙和细节，恰恰弥补了宏大历史的不足，历史在细节、缝隙和断裂中，变得真实可感，仿佛随时可以触摸，读者也通过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仿佛重新回到了一段历史中，因而也似乎更能体察出知识分子在那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悲喜举动，更能接近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本书里，还提供了大量的旧图片，这当然不是迎合“读图时代”的消费需求，这些图片和文字构成了一个“参照的历史”，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彰显了“历史”本身，它曾经存在，而且确实那样真实的存在过，无论它是多么的滑稽荒唐。 简单地对历史发出几句随意的、不满的怒吼，仿佛谁都可以做到，但对历史做准确地评价就不仅需要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也不仅仅需要道德或者良知，更要建立在客观的历史认知上，我想，这大概是王尧“重新退回”的缘故。当然，“重新退回”到历史环境中，并非仅仅要求研究者钻进故纸堆里，做一个挖掘史料的工匠，或做一个炫耀丰富历史知识的“书呆子”，如果这样的话，《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书的价值也就要打点折扣了。王尧提倡“重新退回”，但他并没有仅仅满足埋头于“故纸堆”，“重新退回”到历史起点并非意味着他要放弃“批判意识”，相反，“重新退回”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加深刻、准确的“历史批判”。进一步说，王尧在退回的同时，并没有陶醉和沉浸在“历史情境”之中，如果完全沉浸在历史情境之中，那就有极有可能无视历史，为许多错误的知识分子行为一味地辩解，然后得出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做出的选择都是合理的结论来，这样的结论显然违背了王尧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实际上，我认为王尧“重新退回”到历史的同时，却又抽身而出，和历史对象，也就是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所处的历史时代，保持了一个清醒的“历史距离”，这样，他便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那个历史，带着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批判那一段历史和历史中的知识分子。 既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同时又和叙述对象保持一定的“历史间距”，而不是一味地同情或者是鞭笞，这才使得《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书显得与众不同，它脱离了“文革”回忆录的惯常叙述，有许多人物传记一旦叙述到“文革”中某个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便是记叙这个知识分子如何和“四人帮”斗争，但王尧却通过具体的历史叙述，描写了知识分子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复杂思想；另一方面，王尧始终带着一种批判意识，重新审视和考察历史，甚至在许多地方，他直接表达自己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深刻认识。 由王尧的这本《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书，我由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重写文学史”口号，尽管动静很大，但是真正的文学史成果却并不多，因为大部分文学史著作仍然没有脱离许多人“集体编撰”历史的宏大叙述。其实，我个人觉得，即使在当下，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史都应当“重新书写”，而重写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途径，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重新退回”到历史语境之中，触摸那些生动的历史细节，而不是在教材之间互相“抄来抄去”，换个角度就变成了一部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恢弘巨著；而是带有一种个人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考察历史。我这里强调“个人的历史批判”，实际上是强调在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中需要独特的“个人体验”，许多宏大的文学史巨著，因为都是“集体编撰”，虽然是鸿篇巨制，但却实在缺少真正的“历史体会”，所以大部分“文学史”对历史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真知灼见，我以为，只有重新回到个人体验，真实地去触摸和回到历史，然后再抽身离开历史，带着一种对历史和个人新的认识，进入到历史书写中，才可能产生比较经典的当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化史著作。 我个人也曾经妄想，如果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精力的话，自己倒是很想坐下来，做一个“知识考古学家”，重新回到历史文献、遗迹、手稿和图片中，仔细体会和阅读，然后再着手重写一部带有浓厚个人体验色彩的当代文学史或文化史，当然，对我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浪漫想象，因为就目前状况的我来说，这是一个虚妄的、不可完成的“宏大叙述”。 【注释】 ①② ［法国］路易·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57、219页，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原载：《南方文坛》2008/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