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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于当代文学先天不足、后继无人的颓势有诸多的争议和讨论，但很少有人真正追根溯源，去寻找现象背后的成因。学界无法回避政治意识形态在其中起到的主导和推动作用。面对这一复杂的研究对象，研究者要寻找怎样的切入点，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本《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斯炎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鲜明表示了作者的切入点。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效应的重要事件，正是由此开始执政党确立了对文艺界的绝对领导，中国文学的新体制由此建立，新中国文学创作的规范开始逐渐成形。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作者将全书分为四个章节:首先阐述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建构的背景，其次由大会的各项具体实践出发，演绎出作家的组织化建构、作家体制心理建构、文学调控机制的实践建构这三个大的角度，再分别从不同的小角度具体分析文代会是怎样作用于文学体制的建构，最后以典型个案佐证。全书脉络清晰。第一部分所介绍的背景，是在文代会的酝酿阶段，文艺界“破”和“立”的过程。一方面，左翼文学界对外展开文学论战，对内进行对异己分子的批判，逐步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一方面，由于形势要求，作为重要人才储备的作家也成为被团结和争取的对象。“立”的过程则主要是对于苏联文学模式的借鉴。作者敏锐地察觉到，在第一环节中，出于国内革命的需要，文艺对政治的作用被放大，而文学的艺术性、作家的创作原则等关于文学本身的问题则被回避。这导致了此后“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导思想的大行其道。 第二部分论述新中国作家的组织化建构，是执政党通过成为主要文艺组织的建立和管理者，控制和引导文艺创作的方向。第一次文代会即是“组织化”的一次重要实践。文艺工作者被纳入执政党领导下的“组织”，使得他们身份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作为个人，而是一种“国家资源”。写作也由个人化的创作行为转变为“创作组织化”的集体创作活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更像是一条控制严密的流水生产线，大大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的反映程度。第三部分所阐述的对作家体制心理的建构是由表及里的。作者从三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境遇入手，展现在新文学规范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各异的心理变化过程。如作为反面典型的萧军和王实味，对其的批判和惩处是严厉和彻底的，起到“杀鸡儆猴”的警示效用；像丁玲这样的解放区作家，则通过“领导人以身示范”，使其迅速接受“文艺工农兵”思想，并成为新的榜样。最主要的改造对象则是巴金这样的国统区作家，无止境的反省和批评使得他们开始有了一种“原罪”意识，以至于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过度反省。 最后一部分是从文学生态层面进行的建构。通过文学组织机关刊物的宣传和回应，基本上垄断了话语权。 该书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作者不但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由“文学会议”这一概念入手，探讨其与当代文学面貌的关系，同时也创造了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比如，在谈到作家在被纳入文学组织后身份的嬗变，作者将这种变化表述为“非主体化”、“非个体化”和“等级化”，即是作家创作的自主性受限，个人空间的缩小，以及文艺干部这种新的行政等级的产生。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4-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