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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批评理论此起彼伏的时代，也是思想碰撞与人文对话的时代。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可谓“百舸争流”。这些思想之“舸”又无不具有哲学和文化的基础与背景。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哲学催引了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后现代文论就是诗学（文学理论）与哲学共生关系的明证。而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则将文论挺进人类文化与精神的前沿，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思想文化的多元对话。然而，面对如此富有魅力异常复杂的当代西方文论，要去描述它绝非易事。20世纪西方文论流派纷呈、大家林立，由众多国别文论构成，牵涉多种语言，同诸多现实政治背景、文化思想传统、个人入思视角等紧密相关，这种跨国、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性使得研究撰写整体性的20世纪西方文论困难重重。自从1986年张隆溪独自撰写的国内首部不满10万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出版以来，独立从事当代西方文论撰写的学者可谓屈指可数，相关著作多以众人之力编写而成，可见其有相当的难度。 《当代西方文论最新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教程》）的作者王岳川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前沿推进者之一，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等对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开风气之先。《教程》同样表明了这一理论态势，这是最早将文化研究列入当代西方文论叙述框架的中文个人专著。此前虽已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朱刚编著）等著述讨论文化研究，但前者为众人编写，后者为论文选评。它们多以霍伽特、威廉斯、霍尔、赛义德、米勒等人为重点，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文化研究的风貌，而王岳川则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布迪厄与博德里亚上，这在一般的西方文论叙述中是很少见的，或者只有在更加专业的文化研究教材中才可见到。作者将布迪厄和博德里亚作为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使文化研究呈现出理论发展的新维度，增进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强度与思想意义，也使文化研究与一般的实用主义文化研究区别开来，而具有了一种理论性与反思性文化研究的特征。这种言他人之未言少言之处，无疑体现了作者的理论勇气与思想锐气。 王岳川的开风气之先的另一鲜明体现是第一次将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论纳入中国的当代西方文论叙述框架。在《教程》出版之前，中国尚无一部当代西方文论著作对生态批评作专章讨论。就西方而言，生态批评与文论进入主流叙述框架也是在21世纪之后。《教程》对生态批评的理论定位与思潮导向，表明了作者对西方文论思潮敏锐的把握能力与前沿学术视野，同时无疑也会推动生态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除了文化研究、生态批评之外，后理论思潮也是当代西方文论的最新动向。《教程》对西方当代最新出现的“理论之后”思潮与其它文论新动向、新症候、新趋势加以审视，细读全书可以体会到，《教程》的思想视野是当代性的，注重其前沿性、推进性。作为最新出版的一部当代西方文论教程，突出地反映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新态势，用一半篇幅讨论了20世纪后期的文论诸流派，前沿性地阐释了文化研究、生态文论两大西方文论新思潮，前瞻性地展望了“后理论时代”的诸多文论新动向如文化帝国主义、后东方主义、太空文明时代等，《教程》名为当代“最新”并不为过。 《教程》在最新发展态势的描述上独具只眼，并且在对当代西方文论思想轨迹延展的疏理上也颇具匠心。《教程》注重从源头上理清当代西方文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轨迹，而不囿于成说。从学术上看，当代西方文论可以分为前期的“现代性话语”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后学话语”。现代性话语是当代西方文论的起点，后现代性话语是当代西方文论的转捩点。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起点，多数论者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作为起点。而《教程》则没有将新批评、形式主义、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等作为当代文论的起点。全书的第一章为心理分析文论。在作者看来，作为影响西方文论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的心理分析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领域都潜流着心理分析的元素。可以说，心理分析是当代西方文论的源头之一。《教程》从心理分析入手展示西方文论的源头，体现了对生命本体论、精神性的自觉意识与独特的学术视角。 在主流西方文论教材中，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是一体的。《教程》将现象学作为第二个流派进行讨论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更为突出的是，作者对现象学文论的讨论可谓极具深度。中外当代西方文论相关论著对现象学或绝口不提或只略加说明，而《教程》对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基本理论作背景分析之后，迅速迈进现象学文论丛林，通过对德国现象学文论家和梅洛-庞蒂、英伽登、杜夫海纳以及日内瓦学派的考察，不仅使现象学文论的立体场景得以呈现，而且这一叙述使现象学潮流的多国化扩展并涌入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的态势展露无疑。 虽然有些文论流派是20世纪前期和中期流行的文论，但在《教程》的叙述框架中并无过时之感，而呈现出不断涌动的发展态势。而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与生态批评等，则考察其思想渊源谱系、理论地质构成与文化现实语境，进而展现其整体发展态势与轨迹，而非作纯体系性的建构。这些都表明，作者试图突显某一文论流派自身的发展趋势，注重其发展的新拓展，而不囿于体系的完善性。在作者看来，流动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体系。亘古常新的总是思想的魅力，而不是纯粹知识的体系。对当代西方文论，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各个流派思想轨迹延展加以描述、勾勒，显示出作者缜密严谨的治学方法。 《教程》全书充分展现了当代西方文论的思想性特征。人与流派构成西方文论思想潮流的两大要素。《教程》专章讨论的主要文论流派就有14个之多，所涉相关思想家一二百位，集中讨论的文论家有近70位，其中20位文论大家又以封面人物的形式出现，呈现出西方文论立体的思想人文景观。《教程》注重文论家思想的代表性与立体性。《教程》展现了思想家自身的活动性与立体性，给人展现了一座座思想的丛林，而某一探险者会在多个丛林闪现。《教程》本身犹如平台，展示着中西文化思想对话的理论场景。中西思想的对话不仅在于阐释西方文论流派的意义与局限，确立自我的文化立场，还在于对西方文论流派内部纷争作出自我的恰切说明。对当代西方文论，《教程》首先给予客观的描述、合理的阐释，最后对其局限性、可能意义等作出说明。既进入西方文论内部，又跳出来以东方学术立场加以观照，不是丧失自我的知识搬运，也不是丧失对象的自我臆说，而是在“出”“入”之间进行自己的知识剖析与价值厘定，这显示了作者清醒的理论意识和文化自觉。《教程》还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文化语境极为重视，而不是将某一文论作封闭式的理解。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流派是相互交叉的，并没有纯而又纯的理论，因此对当代西方文论作语境化的分析有利于从多个侧面认识它们的生成特性与可能问题。 《教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写作立场，不追求对西方文论大而全的、面面俱到的知识性、体系性的论述，而是注重西方文论研究的思想前沿、人文意识与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在《教程》中，作者的忧患意识、人文意识扑面而来，面对现代性危机下的人类生存境况、虚无主义之后的意义真空与价值黑洞、后现代症候与消费主义下的精神扭曲、东西方文化未来的和谐发展前景等等问题，作者以诗意的笔触呼唤一种清新的人文精神与诗性精神，注重对“文化审美家园”的回归和对“新世纪审美价值”的重建。这种文化的入思成为《教程》的人文特色之一。在思想对话的文化立场方面，《教程》全书贯穿始终，在众多问题上鲜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力求通过西方文论的疏理与选择寻求中国文论的“文化身份”。 原载：《文艺报》2009-04-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