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人性之材》 [英]以赛亚·伯林著 岳秀坤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思想家,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卡尔·马克思》、《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等,虽然是其30年代至70年代的著作,但是深邃的思想和犀利而不激烈的文风却深深震撼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如安东尼·斯托尔所言:“作为观念史家,他无与伦比,他以特别明晰和优雅的文风表达了他想要说的一切。” 伯林在1990年撰写的《扭曲的人性之材》时隔近20年才在中国大陆登陆,实在是有点遗憾,无疑,此书的问世为我们揭示与反思20世纪人性的扭曲指出了明确的路标。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伯林对文学的感悟能力是具有巨大穿透力的,他不像一般的批评家那样只会就作品论作品,而是通过一双“内在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作家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所在。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对伯林日后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他总结托尔斯泰那样的俄罗斯作家时,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关注最多的是不公正、压迫、人与人之间荒谬的关系,以及壁垒或陈规的禁锢(亦即屈从于人造的枷锁),还有愚昧、自私、残暴、屈辱、奴性、贫困、无助、仇恨、绝望,诸如此类——这些到底是谁的责任?简言之,他们关心的是这些人类经验的本质以及它们在人类境况中的根源;不过,其中隐含的首先是俄罗斯的人类境况。而且反过来,他们也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相反的一面,那将是真理、爱心、诚实、公正、安全的国度,人类的自尊、庄严、独立、自由以及精神圆满都得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这绝不是伯林在自说自话,而是在抽取托尔斯泰们写作的灵魂,并让它出窍!而一般的批评家们却是不能够做到的这一点的,只有能够把作家作品解析得“灵魂出窍”,方才具备一个文学史大家的素质与风范。我们不妨多读些伯林的文章,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启迪。 我最看中的是本书中“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和“浪漫意志的神化:反抗理想世界的神话”这两章,因为它对文化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都做出了精辟的分析。也许,伯林在浪漫主义问题上与黑格尔、马克思有着相左的意见,但是,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将历史的巨轮推进了一步:“在浪漫主义的自我执迷中,这也许可以说是比较夸张(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一种类型,不过,其根本要素、它的生长之源并没有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第一波的衰弱而消逝,反而成为欧洲意识中那种持久的不安(实际上是焦虑)之感的诱因。这种焦虑不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很显然,一切人类问题的(甚至只是在原则上的)圆满解决,还有乌托邦概念本身,与视人类世界为(个体或集体)意志日新月异、不停冲突的争斗过程解释是不可能和谐共处的。于是就要试着阻止这一危险的潮流。黑格尔以及此后的马克思,就试图回到某种理性的历史计划上。他们二者都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过程,是人类从野蛮到理性组织的单向的上升过程。他们也承认,历史过程充满了斗争与冲突,但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这就是伯林对马克思主义中浪漫乌托邦理想的最新最深刻的重释。据此,伯林对荷马史诗的解释,对司各特作品的分析,对哈林顿的解析,对孟德维尔寓言的解剖,甚至对维柯阐释的阐释,就有了更富有历史宏大穿透力的意义与价值了。 同样,在分析“浪漫意志的神化”时,除了大量深入浅出的历史宏观理论阐释外,更令人击节的是伯林式的作家作品深刻分析。在对莱辛的剧作《明娜·冯·巴恩赫姆》与席勒的剧作《强盗》的比较分析中,伯林发现的是前者“使得一个可能会出现的悲剧结局变成了惹人喜爱的喜剧”。而后者“席勒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了一段感人的墓志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证明卢梭式的启蒙浪漫意志的后果。在大段大段的理论阐释过程中,伯林对许多欧洲的作家作品都是信手拈来,高乃依、莎士比亚、伏尔泰、缪塞、莱蒙托夫、歌德、华兹华斯、阿尔尼姆、瓦格纳、易卜生、乔伊斯、卡夫卡、贝克特……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文学的深度阅读,以及他与众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独到的识见。无疑,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阅读者广博的知识积累之上的。 此书还有许多精彩的篇章,例如对法西斯主义的鞭挞和对民族主义冷峻深邃的剖析。当然,我也并不完全赞成伯林的全部思想和观点,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似乎还有“新左”的痕迹,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辨正与重释,都是为了延续和发展这一学说,是有其时代意义与价值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们,一旦战争结束,真正的历史开始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也会有新的解决办法,借助和谐的无阶级社会的统一力量,这一点可以和平地实现。” 不过,我更喜欢他那种格言式的理论表达:“创造并不是企图去模仿一些给定的、固定的、永恒的、柏拉图式的模式。只有工匠才会模仿,艺术家是在创造。” 哦,还有一句不应该忘记的是:“许多世纪以来,自由和平等都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不过豺狼的完全自由就意味着羔羊的死亡”!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7-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