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一个平常的读者，读《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非要有点浪漫情怀，也许还要有点风雅的兴致，而“古名物”这一名词看上去学术味颇浓，但是往通俗里说，其实大体上就是古人日常物用的别称，这些物事随着时光的流逝或有演变，或者已及身而绝，所以特别需要一份追念的温情才能体味真切。虽然作者的写作是学术的，但笔致流丽意态安详，虽是考证，却弥漫着诗的意境。作者从浩繁的古典诗文里寻绎当时文人对器物的描述与刻画，并穿过迷人的清词丽句，证之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人留存的各类文物，指给我们一个情趣盎然、生气勃勃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作者用语言和图像混搭出来的别致的世界里，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渐次展开。于是前人创造的物质世界所映射的锦绣文明观照眼前，让今人“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遥想不已。 书里的篇什，未必顺序而读，我所感兴趣的乃是那些在今天的生活里依然可见的事物，譬如“宋代花瓶”。作者是从“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和”着眼的，我们却可以看到其中异域文化交流的缩影。我们从书里知道，花瓶作为室内陈设和几案清玩本是因礼佛的香花供养成就的。所以，我们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所谓专门插花的“瓶”，古已有之的水器、食器、礼器都可以用作盛花的“家伙”，从那些后世出土的唐初的“罂”，可以看出最初花瓶的样子，大约就是“罂”这种“大腹小口”的实用器具的“微缩版”，然后才出现“长颈瓶”的“美学”演进。至北宋一朝，随着桌、案的发达，花瓶独立为专门的设计、制造与用途。既与文房清玩相得益彰，花与花瓶也自韵致相谐。“小瓶春色一枝斜”，花与花瓶皆是案头清供，同具观赏的价值。至此，花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妆点。而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鲜花插瓶不是中土固有的习俗，它与佛教相依在中土传播，走了很远的路，从魏晋直到南北朝，从西域一直到中原，到南方”。 “摺叠扇”的故事，则是另一个文化传播的典型。事实上，“摺叠扇创制于日本，其后传至高丽，由是传至中土，遂为宋、辽、金所熟悉，并且有了自己的制品，不过要到明代，它才与士大夫的雅趣合流，且使扇面艺术成为文人的艺术天地”。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另一面，就是摺叠扇从“江湖”走向“庙堂”。摺叠扇因其绰约纤巧尤胜于传统的团扇，一到中土即成为闺秀中的时尚，并成为宋人诗文唱和的“雅玩”。一首《生查子》，“宫纱蜂趁梅，宝扇鸾开翅。数摺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清妍婉丽，意趣玲珑，当时为人所欣赏。摺叠扇从日本传至高丽时，高丽人又有不少新的创造。11世纪至12世纪中叶，宋、辽、金与高丽的往来都很密切，尽管政权之间时而敌对，但“文化”的交流潜移默化。故此，宋、辽、金对于摺叠扇的仿制，范本就是高丽。而北宋奉使高丽的官员出行归来，多会以高丽摺叠扇作为礼物分赠亲朋，乃有一时唱和之盛。于是，“持赠小君聊一笑”，“乞予谁家小桃红”，黄庭坚等人的香艳诗句清脆可闻。然而，四百年过去，到了明朝，“自天顺辛巳迄成化戊子，凡遇端午，辄赐牙骨聚扇，上有御制《清暑歌》、《解愠歌》及诸家绘画”。本来，端午节这天，皇帝赐百官团扇是自唐已有的风俗，这时候已改为赐聚骨扇亦即摺叠扇，而在扇面上作书寄情言志，俨然“为我所用”了。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吸收，摺叠扇已完全本土化。谁知道一把摺叠扇里藏着这么多历史，这些过往实事对眼下那些“传统文化至上”的爱好者，真是一服清凉散。 “唐宋时代的床和桌”，也透露着让人意外的消息。它使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前的中国，居室里的“休息”，一切都是以席坐为中心的，譬如，那时的“床”并非专属卧倒而眠的器具，它可以是作为尊位的坐具，可以是平居宴饮时的一般坐具，还可以是一种置物之案，它可以是饭桌，也可以是茶几。总之，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睡觉、吃饭、喝茶，大都可以名之曰床。打破这一个“席坐时代成熟的家具形制”的，又是来自西域的胡床，胡床能够使人“著靴垂脚坐”，将盘腿坐变为垂足坐，自然让生活变得方便。笼统的“床”自此逐渐完成了分化和定型，榻、案、椅、桌，各自具有明确的功用，终于完成中国家具史的嬗变。当然作者的描述要有趣得多，其中充满了条理分明的考证和扎实丰富的学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