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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裂、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是一个民族正气高扬、英雄辈出的特定历史时期。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不仅以其抗清事迹、节操乃至最后殉节闻名于当时，而且他们“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柳亚子诗句）的气节、诗文，更深深地影响于后世。 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这两位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否仍其有价值和意义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研究一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首先，对明末褚初历史、南明政权及其活动、浦军进军江南及其政治军事举措、清初江南民众抗清斗争、清初江南地区士绅、士大夫政治态度与政治分化、清初江南地区抗清斗争领袖人物及其事迹形响、清初江南地区抗清斗争的失败原因（内因与外因）、清初江南地区抗清斗争的作用形响的评价研究等等，均是明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虽然向来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且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还仅是初步的、点线式的，亟须进行更多的开掘与深入。只有搜求、挖掘新的资料，且从新的层面、视角、高度，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出新的、令人信服且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科学结论。这就是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其次，将夏氏父子的一生，放置于动乱的明末清初的大历史背景下，将其气节、节操、活动、业绩、贡献、影响，与诸多前明降清的重臣如洪承畴、陈之遴等人的行径进行对比的话，其磊落的精神、慷概赴义的节操、为存民族大义而奔走呼号的奋斗业绩、优秀的诗章与文集、坦然的胸怀、坚毅的性格、面对权势利诱不动摇的气节、面对死亡和屠刀不屈服的凛然正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们民族顽强拼搏、愈挫愈励的优秀品德的生动体现。因此，他们是我们民族得以自存、发展、繁荣与进步的民族的“脊梁”，且当之无愧的是我国历史上众多优秀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代表。这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与高扬民族正气、优秀传统，无疑是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真实可信的优秀历史教材。它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其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也正在于此。曲冠杰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千秋血——夏允彝夏完淳传》的问世，是一件令人称道和庆幸的事。在这部30万字的人物传记中，作者首次将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两人，作为合传传主，将其置于广阔的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下，对其一生的身世、活动、业绩、品德、气节、成就，进行深人剖析研究。该书还附录了“夏完淳‘西行湘鄂’考辨”、“夏完淳死事考”、“海舶邮书考”、“《夏完淳》补正”、“自向云间燕瓣香”等文。对少年英雄夏完淳生平事迹的某些疑点、疑案，进行考订、补正，从而有助于史实的澄清和辨正。正如苏双碧在《序言》中所说，此书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矛盾，歌颂了夏允彝、夏完淳等抗清志士，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对弘扬民族文化，宜扬民族气节是有益的”。在学术研究上，它的出版“有利于对夏氏父子研究的深入”，“有利子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研究的深入”。应当说，这种肯定与评价，是中肯、实事求是的。 通观《千秋血——夏允彝夏完淳传》（以下简称（合传）），在体例上、学术观点上、史料的勾稽考订上、写作风格上，不仅有其自身独具的特色，而且在诸多方面较之过去的研究，亦有独到之见和新的突破。具体而论，其特点是： 其一，自成体系，结构谨严。 鉴于以往对夏氏父子的研究，个案研究较多、对夏完淳研究较多，而对夏允彝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曲冠杰所著《合传》，在历史人物研究传记的体系上，不囿于陈规旧习，不拘泥于血缘上的父子关系。而将夏氏父子作为一对政治人物，对其事迹、生平、活动、贡献、影响进行例析。这样做，既使传主的形象更为丰满、生动，又便他们彼此间在政治意向上的同异、传承关系，抗清斗争中的“盟友”关系，事业上的“师生”关系等方面，得以准确再现。 《合传》体例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避免了年谱式、平铺直叙的呆板程式，而以传主的反清斗争事迹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去选取、挖掘材料，进行论述，使全书重点突出，传主的政治个性、特色更加鲜明、更富有感染力。此一特点的形成，既是明末清初政治上的风云变幻、社会上的变乱动荡、各种矛盾斗争的复杂交织、人物心态与行径变化急速等特殊历史条件、背景所决定的；又是作者在众多的矛盾纷繁的线索中，抓住其主要方面而构成全书的“主旋律”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这一新的尝试，表明了在历史人物研究传记写作上的新突破。 从《合传》结构上看，十分谨严。全书既有“主线”，涉及的内容义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各有侧重，且环环相扣，没有脱节或突兀之感。在夏氏父子事迹的论述上，不仅有轻重、先后之别，且二者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对其它相关人物的叙述是出于史实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为夏氏父子的作为、事迹提供了充分的、可靠的时代依托与理性支持。从而，使传主既产生于其时、其世，却又运远高于其时、其世，并对后世产生深远、重大影响的真正根源，得以显露出来。 其二，史料翔实，考订细密 对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生平、事迹的研究，以往虽取得相当的成就，然却有诸多尚待深人之处，就书生平事迹而论，亦有不少空白之点与“缺环”之处。笔者在查阅有关夏完淳的资料时，对此感触颇深。而《合传》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作者在广泛、深入地查阅、搜求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细密的考订，然后用翔实、可信的史料、史实，来为传主立传。这既需要有科学的献身精神与勇气，更需要作者具有科学的态度与严谨的学风。因此，单就此而言，亦是不小的贡献。现举若干事例，加以介绍与评述。 一是对夏完淳是否“西行湘鄂”的考辨。作者在广采博收有关信史资料基础上，详加考订，认为西行说一是无任何文献依据，二是从完淳的政治态度看，他绝无投奔李自成、张献忠的可能。三是当时的形势也不会便完淳有西行之念。经过一番精慎、翔实的考订，终使夏完淳“西行说”此一历史疑案，得以澄清，彻底的排除了其可能性。同时，更使夏完淳的心理性格、对师友、故旧的深切怀念之情，刻骨铭心的悼亡之情，得以再现。 二是对夏完淳死事的考订。作者根据当时的刑部尚书吴达海于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向摄政王多尔衮报告“海舶邮书”一案的详情及处理情况的顺治朝题本，详加考证，确认夏完淳死于“海舶邮书”案。 此外，《合传》作者还对郭沫若的《夏完淳》一文，进行了补正，以澄清、匡正、补充在史料与史实方面的若干并误缺谬之处。 明末清初的时代，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此涨彼消，风云变幻，致使社会动荡不定，且诸多史实更显纷繁、复杂。而要还历史的真面目，弄清若干历史关键人物的事迹，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否则，难免错论遗漏，甚或面目全非。《合传》作者为搞清时代背景以及夏氏父子本身的事迹、活动，对有关史料严加选择，搜罗翔实史料，且加以科学、细论的考订，终于使若干重要的历史悬案，得以解决。更使夏氏父子的许多重要的事迹、活动得以澄清，使人一目了然。为此，《合传》书后所列“征引书目”，几近300种，其中，既有正史、实录，更有明人与清人的文集、笔记，各种方志、诗文集，以及野史稗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述高度重视官方的历史档案材料，这为诸多历史的关健问题、悬案的解决与澄清，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此外，亦有不少近现代人的著述，以供参照、考订。由此可见作者视野之开阔，功底之深厚。 其三，立论公允，言之有据。 《合传》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研究著作，除上述特点外，作者还对明末清初的一些童大历史事件，以及与夏氏父子、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与立论。不仅较为公允，且言之有据，核之有实，给读者诸多启迪。 在清之代明而立，以及清初满洲贵族统治者诸多倒行逆施的举措上，《合传》作者持彻底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他指出，清王朝统治者在清初“野蛮的征服，疯狂的屠杀、剃发、圈地、投充、逃人、迁界、禁海，多如牛毛的苛政，使民不堪命；大批民族精华被毁灭，无数繁华的城镇被夷平，田野荒芜，遍地哀鸿。江南地区被祸尤甚，刚刚萌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折殆尽；封建集权主义进一步得到加强，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被扭转；本已逐渐解体的封建社会在以后所谓的‘康杜盛世’的回光返照下，又苟延了二百多年”。正因如此，“明清交替，不仅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历史的倒退，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夭折。事件发生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勃热兴起的时代，在世界历史范围里，是一股反向逆流，它所造成的恶果，至今仍给中华民族的腾飞之翼挂上沉重的包袱”。应该说这是作者具有理论勇气的见解，有利于对此问题的讨论和深入，值得称许。 综上所述，《合传》作者辛勤笔耕数载，南下江南，北上京津，广为收罗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在充分利用顺抬四年八月《刑部尚书吴达海题本》，洪承畴的多次题本、揭帖等新材料，以及重新发砚的《侯文节日记》的基础上，又博览明末清初官私各史，以及笔记、方志、别集，终于写成洋洋大观的《合传》，成绩卓著。同时，此书问世，不仅使完淳父子“烈士英名不泯，风范长存”，且可收“激励后昆，启沃来者”的社会效应。 诚然，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合传》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其它学者的观点、见解，作为一家之言，进行争鸣，这也有助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深入。 《千秋血——夏允彝夏完淳传》，曲冠杰著。30万字。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