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以七十七岁高龄，编就了一部新文集，由编辑代拟题名为《通向文明之路》（下面简称为《通》）。该书和2008年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物中的古文明》（下面简称为《文》）体例装帧类似，只不过这次单列了“序跋、杂文”作为“下编”，占到全书645页篇幅的一半略强（当然，这只是李先生近年所作的序跋杂文，其他的早已有《拥篲》、《清路》二集在前）。李先生的序跋杂文，也多包含了他的学术思考。两书我都在第一时间购读，当然得到很多教益；但也有一些走在李先生所指点的古文明之路上的疑问，要请诸位同好和李先生给予我指教。 先谈谈读了序跋和杂文的感受吧。李学勤先生近年在古史方面竭力主张把古史辨派否定掉的传说人物重新恢复为历史人物。性质尚有争论的尧、舜等人自不必谈，李先生对黄帝、炎帝、女娲、蚩尤这些虚幻的传说人物甚至神话人物也已全部彻底予以平反昭雪。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女娲是中国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在为所谓“古史女娲传说的分布核心”河北涉县写《涉县县志汇编本序》时，再次强调女娲传说具有“历史价值”（《文》41-42页，《通》569页）；在河北作“河北与古代文明的起源”的演讲，提出“炎帝、黄帝——这些关于三祖文化的部分，是中国古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20页）、“炎帝、黄帝、蚩尤的历史传说，它一定是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史实之素地”（《通》22页）；又为“涿鹿·中华三祖圣地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根源》创刊号撰写《炎帝、黄帝、蚩尤在涿鹿》（《通》576-577页）；在为《缙云国际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作序中，指出“这是一次值得怀念的研讨会。缙云仙都，文化丰厚，风光无限，发挥人杰地灵的优势，开发的前景十分引人”，针对“关于黄帝的各种类型学术会议已举行多次……但这些集会一般都是在北方，在中原”的情况，博闻强识的李先生告诉与会学者，“作为黄帝云官之一的缙云氏，即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在缙云举办关于黄帝的研讨会，正是顺理成章”，并“希望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将来还会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准继续举办下去”（《通》391页）；在宝鸡“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开幕辞，号召大家“要从学术的角度，深入探讨炎帝传说的历史意义，阐明我们的先人做出的重要贡献”。因为前一天晚上欣赏了“同一祖先、同一首歌”大型演唱会（《通》480页），所以从学术角度对另一位“人文初祖”黄帝的研究自然不需多提；在山西作“中华文明起源与山西”的演讲，李先生铿锵有力地告诉大家“尧舜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山西”（《通》35页）；在运城举办的“丙戌年公祭虞舜圣帝大典”上作书面致辞，说“虞舜是上古时期由庶民擢升为天子的代表人物”（《通》483页。不知道李先生此时是否还记得他在《楚简〈子羔〉研究》中说过《子羔》“全篇的中心，是以舜为例，说明黎民有德，也可以受命为帝，而且超越三王之上。这在列国纷争的形势中，无疑是有针对性的学说见解，不能仅作为古史看。”这段话见《文》366页）；在拥有“清洁整齐”的大酒店、县领导“热情款待”过李学勤教授的北川（《通》623页），提出应当根据三峡考古在云阳发现的东汉熹平年间景云碑所谓“先人伯 ■，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的记载，将禹生石纽（按，石纽在北川境）说的出现时间提前到先秦（《通》44-45页。说老实话，我至今仍然没有搞清楚东汉末年碑刻中一段叙述性的话可以把禹生石纽说提早到先秦时代的逻辑，西汉末杨雄《蜀王本纪》早有禹生石纽说，李先生为什么不根据杨雄的说法把此说年代推得更早些呢？这和景云碑明确点出“汶川”二字而李先生正好在北川演讲，极力想给“北川”“一点贡献”——《通》45页——有无关系呢？）。我还想提请读者注意《黄帝传说是历史的一部分》（《通》393-395页）中的这样一段话： 大家都知道，我国学者坚决反对以非学术的因素来干扰正常的学术研究，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研究黄帝和黄帝文化这个课题呢？我个人认为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而且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现实问题，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黄帝和黄帝文化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传统、包括海外华侨华裔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由此我们方才知道，李学勤先生以七秩高龄，足迹遍布山西、河北、浙江、四川等地，其实乃是出于一片为民族复兴奔走呼号的苦心。 不过，我个人还是同意吉林大学林沄教授的一段话。这段话也见于一次演讲，只不过听众并非政府要员、“有限公司”的总裁，而是一群学生，所以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不嫌麻烦，一起抄出来吧（见《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284-285页）： 顾颉刚写的那本教科书不提盘古，在“三皇五帝”前加上“所谓”，表示不真实，戴季陶说：“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得了！”“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原注：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9页）但是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把三皇五帝作为传说来处理，中华民族并没有解体。反而越来越强大了……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而汉族占人口的大多数。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侨和华裔中汉族占的比例更大，他们的前辈在走出故土前，因为历史的传统都有炎黄子孙的情结，而黄帝作为共同祖先的信仰还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黄帝或是炎黄二帝在凝聚海外华人方面的作用比凝聚国内人民的作用更为明显……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并没有必要在心里仍以黄帝或炎黄为“根”的人中，从学理上去破除这种信仰和感情，让这种信仰或感情仍能继续发挥在华人和国人中的凝聚作用。但如果说不相信黄帝或炎黄是实有的中国各族祖先和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就会打击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我觉得这是很荒唐的。因为，要重新正确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主要应该通过越来越发达的田野考古和手段越来越多样的科学检测，而决不会再依靠已经被疑古思潮撕去神圣外衣的儒家经典。要发扬民族精神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则不仅有赖于这个民族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已的真实过去和历史贡献，更有赖于这个民族用不断搏战在当今世界中取得的地位。我深信，在中华民族不断现代化地过程中，靠虚幻的共同祖先和历史辉煌来维系团结一致的陈腐观念，必将逐渐的自行消亡，那时，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更意气昂扬地站在世界面前。 合观之下，想必读者诸君自能在其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李先生《文》、《通》两书中对甲骨文、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术史、古代史等方面的研究，篇幅很大，涉猎极广。我于古文字研究是个外行，对李先生的研究无从置喙，但是细读两书的一些文章，也感到有些考虑欠周、较为随意之处。下面举一个例子。 洹子孟姜壶（或称齐侯壶）是一对著名的齐国铜器，铭文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9729、9730。孙诒让《古籀余论》认为铭文所谓“齐侯女畾”即铭文后半出现的“洹（桓）子孟姜”，“畾”为齐侯之女、陈桓子之妻。陈桓子是齐庄、景时人，各家皆据此定齐侯壶的年代为春秋晚期。李先生《文》一书所收《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244-248页），由壶的形制出发，认为该器“怎样也不会在春秋早期之后”。这样就必然要对孙诒让提出的“陈桓子之妻”说提出合理的反驳。其中关键，即在铭文开头所谓“齐侯女畾聿丧其断”（姑从李文释读）一句和铭文后半的“洹子孟姜”的解释上。 李先生认为“齐侯女畾聿丧其断”一句中的“聿”义为“惟”，“其”训为“当”，“断”的意思是“绝”，他说，“古礼国君绝期以下，齐侯之女家的丧事，齐侯本应绝不成服，而自愿期服，这是超逾礼制的行为，因此齐侯特命太子赶赴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对于“洹子孟姜”，李先生认为过去“洹（桓）子/孟姜”的读法也不对，应该读成“洹（桓）/子孟姜”，“子孟姜”之“子”为美称，犹金文中的“子仲姜”、“子叔姬”，“洹（桓）/子孟姜”则有《左传》中齐昭公夫人“子叔姬”又以夫谥称“昭姬”为之比。李先生的结论是，“桓子孟姜”就是大名鼎鼎的鲁桓公夫人姜氏（古书中记载的“文姜”是其死后之谥），壶铭的“齐侯”乃是齐襄公。 不必说古书中只有“昭姬”、“子叔姬”，而并未出现过“昭子叔姬”这种别扭的称呼，也不必说所谓“齐侯女畾聿丧其断”的“其”能否训为“应当”之“当”[李先生引以为证的《词诠》161页——李书误引为160页——云：“命令副词。王氏（按指王引之）云：其犹当也，庶几也”，例证为《皋陶谟》“帝其念哉”等，这类训“当”的“其”，是用于劝令句和感叹句中的副词，义近于“庶几”，这和李先生所谓“齐侯本应绝不成服”的“应”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齐侯女畾聿丧其断”句从语法上无论怎样都难解释出“齐侯本应绝不成服，而自愿期服”一类意思。只要稍稍熟悉春秋历史的人看到李先生的上述结论，心中大概都还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文姜（即桓公夫人姜氏）自来都说与齐襄公为兄妹关系，故古书中有所谓“鸟兽之行，淫乎其妹”的评价；齐襄公再荒淫无耻，也不至于禽兽不如到同自己亲生女儿乱伦的地步吧？ 也许李先生认为齐襄公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吧，我们也不去管它了。博通经史的李先生为了证明襄公和文姜的父女关系，拈出了一条《礼记·檀弓下》的史料： 齐穀（按，郑注认为“穀”是“告”的音近误字）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为之服。 李先生根据后一“或曰”发挥道： 这里王姬是齐襄公夫人，鲁庄公是文姜之子，称王姬为外祖母，表明文姜乃是齐襄公的女儿，与《诗序》和《史记》不同。如果依《檀弓》之说，鲁桓公夫人姜氏是齐襄公之女，与齐侯壶铭文的事情便全然合适了。 事实真是这样吗？王姬（齐襄公夫人、周王之女）死了，鲁庄公（文姜之子）听到齐国发来的王姬的讣告，为她服了大功。庄公为什么服大功，古人有两种解释（即《檀弓》所引的两个“或曰”），这两种解释必有一误。前人对此并不是没有决断，从郑玄的注到孔颖达的疏，一律以后说为误（上海古籍出版社吕友仁整理本，358页）。郑注、孔疏文辞较古，已故三礼学家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译述《檀弓》的两个“或曰”正是以郑、孔之说为根据的，我们不妨引来看看（117页）： 有人从国家主婚的角度解释说：“天子嫁女于异姓诸侯，必使同姓诸侯主婚。当初王姬嫁往齐国的时候，就是由鲁国主婚的，所以鲁国将她比做鲁国出嫁的女子。《丧服》规定，姑姊妹未嫁而死为之服齐衰，已婚而死为之降服大功。因而鲁庄公为王姬服大功之服。”这个解释是正确合理的。有人从鲁庄公和王姬的私人亲属关系解释说：“王姬是鲁庄公的外祖母，所以鲁庄公为之服大功。”这个解释是错的。王姬不是鲁庄公的外祖母，是舅母，而外甥为死去的舅母是无服的。再说，即使真是外祖母，也只能服小功，而不能服大功。 事实看来是很清楚的。我不相信李先生没有查过从《礼记正义》到《礼记译解》各类《礼记》的注释，但李先生没有任何理由地使用一个被前人否定的“八卦”作为研究的证据，是否有点太随心所欲呢？ 不可否认，洹子孟姜壶的形制文饰确实较古，但是按照逻辑常识，晚期的器物留存较早的风格（即所谓“复古”之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况且也不是没有可资比较的例子。已故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早已指出田齐之器陈喜壶“纹饰与……洹子孟姜壶略异，但全为环带纹……从以上诸器看来，春秋末期尚采用西周以来的传统纹饰，与当时一般流行的纹饰相去甚远，足见当时齐国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在相当程度上，还保留着比较早的式样。”（《马承源文博论集》，117页）此器又经于省吾、陈邦怀、黄盛璋、石志廉等先生进一步研究，性质已基本明确。只有安志敏先生曾对陈喜壶及其铭文提出怀疑。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頷先生为此专门对壶及铭文做过详细研究，认为该器“确实不是一件东拼西凑移花接木的东西，作为一件田齐的真实器物是无疑义的”（《张頷学术文集》，30页）。最近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仍取洹子 孟姜壶为春秋中晚期器之说，并认为“此种设计是当时颇为成熟而成功的一种形式”（《曾国青铜器》，33页），大概都不是盲从旧说。关于陈喜壶，李先生却仅说了一句“该器早有争论”，颇有点打马虎眼的味道。 最后谈一点零碎的问题。李学勤教授在谈到尧舜传说时，反复提到他去整理马王堆帛书《古地图》时的发现。或许是年代久远，记忆不清的缘故吧，在《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中，他说地图在九嶷山的旁边“竟标注着‘帝舜’二字”（《文》59页），在《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中，则说“上面写着虞舜”（《文》83页），在郑国茂《帝舜之谜》序中，又强调“九嶷山位置旁边，明确标注有‘虞舜’二字”（《通》474页），让人无所适从。为此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马王堆帛书《古地图》，根据整理者的摹本和释文，发现其实还应是“帝舜”二字（《古地图论文集》，12页，因原图不清，不知整理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文》、《通》二书总体排印质量不错，《通》350页“《如蔑历史文化论文集》”这类把“姑”误排为“如”的错误并不多。但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通》竟将《古文字研究的今天》一文重复收录了两次（249-250页、502-503页，个别词句略有小异），纵然算不上出版事故，总还是一件让引用的人犯愁的事儿吧。 原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