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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毕张燕玲近期出版的文集《批评的本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油然而生的是对作者悉心守望的广西精神故乡、倾情呈现的“南方文坛”那一片独好的风景的遥感与憧憬。 作者主编《南方文坛》《南方批评书系》《南方论丛》，撰著《南方的果实》《这方水土》《广西双桅船》《文学桂军与当下中国文学》，在书里书外，对“南方”一词可谓念兹在兹、备加珍视——无论是在对都安作家群、环北部湾作家群、玉林作家群的命名定义中，还是在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时，都勉力捕捉它们的“根性的东西”。 她激赏都安作家群是一种“根性的写作”，“充满了对都安各民族和土地的敬畏”；感谓玉林作家群(又称“鬼门关作家群”) 由“这片鬼魅出没、灵魂穿行、巫气十足的灵地”赋得创作灵气，阐说他们如何从重生幻化之“鬼门关”出发，以各自极具个性化的言说，觅到直抵世界本相的“最偏僻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独特路径和独特形式”；她赞弹黄佩华孜孜表现一个“乡土南方”的努力，体贴“他在家族、乡土、文体之间寻找自己艺术世界的”那份用心；又不无锐敏地透视着“广西三剑客”的“现代和后现代叙述中涌动的本土经验”，在他们对苦难以及荒芜生命的冷峻刻画中，发现所折射出的那缕缕“强烈而迷离”“神奇而魅惑”的“南方的阳光以及阳光背后的阴影”；即便是林白连同她前期小说中那些个衣裙飘飘、灵魂飞扬的女人形象，张燕玲亦及时地看到了，自《万物花开》始，其“双脚已经着陆”， 沾着桂东南浓密而温湿的地气水雾，令“曾被她忽略过的芸芸众生全部如花盛开”……不知不觉，在这有形无形、复沓呈现、重合叠映的地缘文化视景间，“南方”已悄然凝炼成了一个诗哲符号。 就此蕴藉而言，文集中的“广西”“南方”之于张燕玲，已然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而是文化学意义上与中原、中心遥相辩诘呼应的边城，是一片诗意精神的栖居处、一座想象的本邦、一片神奇而魅惑的文学“灵地”。 作为“意象”的南方，它的界域自是弹性的，较之广西地理版图更为丰饶深广。文集中，不时可见作者延展至广东、海南、四川、云南等南方文学谱系的思考。执守“根性的批评”， 张燕玲或直面四川作家贺享雍“那份对乡土荒原化和野生化的深切忧虑”；或赞叹楚地作家韩少功，20年后再次发表《山南水北》，“把自己的身心匍匐故乡，继续寻觅绚丽的楚文化”之根。即便论及广东新移民诗歌时，张燕玲那根性的批评依然别具概括力：她揭示迁入南方的“新移民”诗人，笔下“大多是足下的生存与远方的故乡”，触探其“携带着自己的‘故乡’，在路上，在异乡”的独异生命情境。 张燕玲笔下的“南方”意味着一种文化姿态与价值向度的调适，一种独立品格与浪漫心性精神的标举，一种“甘于寂寞和不甘于寂寞”、立足边缘与不甘于边缘之两极的拥抱，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 诚如张燕玲所说，“地处偏僻，然而对于作为寂寞者事业的文学未必不是幸事，因为一种偏僻的眼光和偏僻的表达就是一种孤绝和个性”。“南方”偏于中心，却离自然近了，离文学近了。难以辨明，究竟是倾心寂寞者、孤独者的文学事业选择了“南方”边地，抑或是这片“灵魂穿行、巫气十足”的文学灵地挽留住了被放逐的文学。相类的边缘化处境使“南方”与文学(纯文学)交互指涉，双向同构得如此默契，以至于我们读解“南方”的寓意时，实在无法剥离已融入其深层的文学蕴藉。 同是心灵漂泊者，相逢何必曾相识，“南方”成了挚爱文学的作家、批评家的共同精神家园。“文学使我们有了家乡，文学使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成了亲人”。张燕玲如是说。在张燕玲的批评文字里，分明能体验到批评家那份感同身受的“疼痛”，那种因沉浸得如此深透而与作者、人物灵魂共振般地颤栗，于是便不难理解她发出“文学需要取暖需要慰藉”这一呼唤的动因。即便在评《李壮回家》时，她亦刻意从叙事视角中寻觅出：李壮毕竟还有瞎眼的哥哥“那只痛惜的眼睛抚摸他的创伤”，勉力打捞着“人间最后的一抹暖意”。 这也许在业已“不信”的“80后”、“90后”一代看来是多此一举：批评家因难耐寒意，试图以一线亮色、一抹暖笔衬之，殊不知反衬出人物那寒上加寒的境遇。故无论是慰己慰人，这见解多少都带有点一厢情愿。然而，从中适可见出批评家“因着绝望，所以希望”的不屈意志与良苦用心。 是的，对于张燕玲而言，批评从来不是冷血的评判，不是催人昏昏欲睡、机械的理论演绎；批评首先意味着“一种批评之心与文本之心的交流”，以心度心，以血试血。不止如此，它还应努力“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 于是，批评家的主体能动性，不仅驱动了张燕玲及其所主持的《南方文坛》对中国新生代作家、批评家的成长的催生，亦助成了她对“南方”先在的文学灵性、浪漫气质的激活。 张燕玲以其坚实的言行，抒发着对文学始终不渝的一片纯情，与一切非文学的思潮潜在地形成了回应。她如是说：“文学是一种精神活动，它是语言，是审美，是快乐和趣味，是关于人的可能性”；“文学绝对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和评价标准” ；“文学批评就是对于‘文学’的批评 ”； 应“把自己深切的艺术感觉放在批评的首位，避开非文学因素”……上述引文中显而易见，张燕玲及其“南方”坚守的是纯文学的立场。 如同张燕玲意中的“南方”从不求避世、遗世独立，她的“文学性本位”亦绝无意疏离与社会、政治、市场的关系。她只是珍重、坚守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由其内在艺术组织构成的“文学性”本质，并深信：恰是这种“文学性”，才有可能真正折射出具有社会意义的真实之境。 为此，她甚至多次为某些广西小说家涉足影视编剧扼腕叹息，唯恐世俗的满足损伤了“作为心灵艺术的文学”那不可替代的魅力。恰是文集中相类的痴处，相类的矫枉过正，难能可贵地凸现出张燕玲对文学的脉脉深情。“对文学坚执一根筋”，命定成为与文学心照神交的守望者。 张燕玲的批评是“根性”的批评，“文学”的批评。其所成正果亦属于“南方的果实”、乡愁的果实、艺术的果实。叶慈诗曰“花叶千万/而根唯一”。与其魅惑于批评文集的果实累累、花叶纷繁而一时难以归纳抽象；不如凝神观照其单纯至极地始终深植于“南方”精神故乡之本根、深植于文学之本根而感动不已。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