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的博士学位论文《“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已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下称“人的发现”)付梓,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张先飞的学术起步是在河南大学,他于1994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到母校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解志熙教授。张先飞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五四前后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选定这一题目,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周作人先生与河南大学有着极为深厚的学术渊源,当年先师任访秋先生就是周作人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入室弟子,任访秋先生在新文学渊源及近代文学等方面的拓荒性的研究,明显受到了周作人先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张先飞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愿意挑战有难度的课题,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在2003年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颁发的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就证明了他当年的选择与努力是有意义的。2000年,已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张先飞,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拜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郭志刚先生为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郭志刚先生的悉心教诲下,张先飞又将其研究领域由五四周作人研究扩大到了对五四新文学西方渊源的整体探究,并将论题确定为五四新文学现代人道主义观研究。这一课题应该说是颇具难度的,迄今为止研究还较为缺乏,因此选定这一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显示了张先飞的学术勇气及学术积累。2003年博士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研究工作,张先飞又分别跟从国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吴福辉研究员、尾崎文昭教授在河南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进行了整整四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经过了近十年的潜心钻研,他对这一课题的思考日趋成熟起来,相关研究成果也逐渐得到了学术界前辈与同行的高度评价,因此2009年才最终将多年的研究成果奉献于学术界面前。 在笔者看来,张先飞的《“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较为突出的一份研究成果,我想就这部论著的主要特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新文学渊源的研究。河南大学的新文学渊源研究是任访秋先生所开创的重要研究方向。说到新文学的渊源,自然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文学的中国思想、文学传统的渊源,另一个方面,就是新文学的西方渊源,任访秋先生是两者并重的,这也成为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及重要研究特色。关于新文学的西方渊源的研究,张先飞正是在任访秋、刘增杰、王文金、解志熙等先生,以及笔者的研究思考的影响下,开始自己的探索的。张先飞在《“人”的发现》这部著作中,抽出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几个最为核心的命题,诸如新理想主义、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人间”观念、现代“灵肉一元观”等进行研究,对于每种近代观念,都是首先追寻这种观念在西方文明系统及历史中的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之后再将五四新文学家们的思考置于这一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当中,作出准确的定位,以期寻找出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渊源。应该说,这几个特殊命题的研究在国内外都还很少有人涉及到。正因为这些学术难题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影响到了对新文学渊源的深入研究,如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具体的时代精神背景,以及新文学发生的“人学”观念基础等不少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而这些课题研究的滞后,反过来又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基于对学术工作的热爱,张先飞选择了这些学术难题,这显现出他的学术判断与自信。他积十年之功,得益于国内外多位名家指导的这一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文学西方渊源研究的一次积极的探索,也是对五四新文学研究的重要推进。此外,在作出具体研究的同时,张先飞还对新文学西方渊源研究进行了方法论探讨,并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在要求回到历史“现场”,对所研究历史时段内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全方位收集整理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对历史发生时段内理论解释系统的复现,以此作为分析历史文本的主要理论工具,将其与对原始资料的精细考证、梳理有机融和,实现对历史的较为客观的复原。这里要引用张先飞在《导论》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回到历史‘现场’,还应还原历史‘现场’中所使用的历史解释系统、文明解释系统,以及各种理论命题与思考框架。在文学史研究中这些解释系统、命题、思考框架与‘现场’的历史文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分析这些历史文献最为适宜的理论工具,实际上,如果不用‘现场’中的解释系统、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些历史文本的含义是无法准确理解的……这两方面须得有机地结合,方能完成历史还原的工作,两者缺一不可。”笔者相信这样的深刻的思考,对推进新文学西方渊源的历史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次,是关于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观念的研究。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很多学者的研究仍停留在直接搬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等时期的西方人道主义观念,来说明五四人道主义的观念属性,猜想推断之言居多,而实证研究较少,况且很多研究者对自己所凭依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也很少真正下过功夫去考察与了解。张先飞的五四新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源流研究试图改变这一研究现状,他完全立足于实证研究,从对19世纪中期以来浩繁的中西及日本的原始文献的梳理当中,寻找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的思潮源头,并对五四新文学家们对于现代人道主义的思考及理论创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因为有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作支撑,所以张先飞的五四新文学现代人道主义研究的每一个结论,都言之有据,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笔者个人觉得,张先飞的研究,对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的发生研究及主题研究也有着较大的推进。 第三,是关于五四新文学及周作人的思想研究。张先飞的研究工作一直较为偏向于思想史研究,而且思考焦点往往集中于五四新文学与周作人。他之所以选择思想研究完全是因其所长,这是因为张先飞对于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等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十分注意世界各种哲学思潮,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长于理论思辨,视野较为开阔……这些基本素养与学术积累,促使他敢于选择一条艰辛的路,对五四新文学、思想进行话语清理。不过张先飞的思想研究与现在很多研究者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体现在:他对史料的收集、考证等工作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重视,这一特点很明显是受到了任访秋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也从民国学术及近代日本文史学界获得了颇多启示。这些年在五四新文学与周作人思想研究方面,扎实的研究少了,借题发挥的多了,而且在史料的收集、运用、整理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虽然出现了很多看似精彩、深刻 的议论,却往往令人难以信服,相形之下,张先飞的研究虽看似笨拙了一些,但这正是他的一种坚持,实际上是对学术尊严的坚守。
关于五四新文学研究。张先飞有着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历史认知,即他认为五四新思想与新文学是20世纪初新理想主义的世界思潮的重要一支,他将此作为切入五四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应该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发现。除此以外,张先飞对五四新文学的核心主题“灵”、。肉”关系的历史源流的极为细致的考察、梳理,也令人耳目一新,笔者相信,这些思考及研究会对五四新文学研究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关于周作人研究,张先飞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其主要思考基本都收入了这部著作。张先飞的周作人研究明显受到任访秋、钱理群、温儒敏、解志熙等先生的深刻影响,但又做出了自己积极的探索,其研究的核心理路,就是将五四周作人的思想及文学观念的变迁之迹,置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话语背景下,进行谱系学的细致考察,以期准确地定位。但正如张先飞同笔者所说的那样,这一时段内的西方的社会文化进程的研究,一直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思想界也是被漠视的,因为这一时段往往被视为一个短暂而又异常混乱的西方文化转型的过渡期,因此他对中国本土思想的研究,首先还需要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历程追根溯源,并进行历史爬梳,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正是经过了这种艰难的探索,张先飞的研究才能焕发异彩,将周作人五四思考的世界性真正地展示了出来。当然,张先飞在周作人思想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缘于他对作家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他对长期以来在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通行的一种做法,即利用作家在不同时期的相似的观点或关键词总结出作家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的研究方式,始终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的这一清醒认识,相信对很多年轻学子的研究会有很好的警示作用。这里还必须着重强调一点:张先飞的周作人研究,完全是为了更深入地挖掘五四文学思想的深度,并非是为周作人个人树碑立传,“重塑金身”,他继承了先师任访秋先生对周作人的基本判断:既充分肯定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重要建树与历史贡献,但同时对其后期为民族所不齿的附逆行为,亦作出坚决的否定与严肃的批判。 第四,是关于史料的问题。作为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史料的重要性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此直到2l世纪初才逐渐形成了基本共识(参见解志熙教授执笔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张先飞在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都受到过极为严格的实证训练,他扎实的史料功夫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训练的结果,而且近年来河南大学为顺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上做出了大量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张先飞对于史料学问题的学术思考也明显受到这种学术潮流及师友思考的深刻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便已经发表了《史料的意义——试析现代文学第二代研究者的一种史学观》(载《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就现代文学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中史料的意识形态功用等问题发出了独特的声音,2003年在获得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之后,他又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之约,在该刊2004年第1期发表了《西方文学影响研究浅议》一文,就中国现代文学西方渊源研究相关的史料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前人尚未提及的重要看法,颇具启发意义。 张先飞在史料方面用功甚勤,他对民国时期的报刊、出版物、档案材料,以及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各类历史文献都做过大规模的挖掘、钩沉及整理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中、日、英文的原始材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第一次的资料发现,尤其他在日本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对日本、港台的周作人、鲁迅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的全面收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就周作人的相关材料而言,他现收集到的材料已愈数千万字,在海内外周作人研究界是收集得最为全面的,最近便将有新鲜的成果面世。据张先飞自己讲,他在日本两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资料中心度过的,朝九晚九,日复一日,他将这些苦行僧般的日子称作学术的修行。应该说,这些付出都没有白费,奠定了其研究工作的牢固基石。 也许有些学人会觉得张先飞在史料收集、运用上太过精益求精,而对于宏观的议论、概括又过于谨慎拘束,笔者个人觉得以上看法并不准确,因为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的准确性,不容置疑是应该放到历史研究的第一位的,一切伟论如果缺少了这一根基的支撑,也就不免成为一个个头重脚轻的庞然巨物,经不起一丁点的挑剔与撼动,迟早是要崩塌的。当然笔者也希望,张先飞在充分的实证研究之后,也要敢于下结论,因为从实证到最终结论的得出,并非只靠归纳就可能办到的,大胆的假设仍是必不可少。 第五,是关于跨学科研究的问题。要进入张先飞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笔者感到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缘于他的跨学科研究的特性。如果翻阅这部著作,就可以发现,张先飞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中西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性学等诸多学科,举凡涉及到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他都能够较为圆满地加以解决,给予我们合理的历史解释。能够在多学科的交叉中较为自由地游走,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是颇为难得的,更何况他还年轻,有这么宽口径的知识基础做储备,他的研究路子会愈走愈宽,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对此,作为老师,笔者是满怀期待的。 当然这部著作也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对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在新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尚缺乏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而且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在本土现代人道主义思考中所起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加以强调,但张先飞告诉笔者说,这些是他正在写作的另一本专著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新著中将会对五四人道主义文学观,以及思想观念如何转化为文学活动等问题提出很多新鲜的见解,期待会对五四文学研究产生重要的推进,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张先飞虽然已近不惑之年,但在我们这些师长看来,他仍然是一位学术新人,前面的征途还很长,我们希望他只是把这次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当成自己学术探索的一个新的起点,今后,在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对学术研究继续保持一颗虔敬之心,尽一个学人的本分,力求做到无愧于心,这也是我们师长们共同的期望与嘱托。 原载:《文学评论》201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