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初版)是青年学者曹禧修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著者围绕形式批评的相关课题孜孜矻矻,不断探索,走过十多年艰辛的研究路程,自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存在重文学的思想文化意义分析,而轻文学的审美研究、形式诗学研究的倾向。新时期以来,一些学者将西方形式理论如苏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及其叙述学、语义学、符号学等运用于现代文学研究,以弥补过去研究中的不足,确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的看,这种研究又矫枉过正,难免另一偏颇,即漠视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具体语境和现代文学本身的特性,任意套取西方这些诗学理论对现代文学进行强制性分析、阐释,也同样使现代文学远离它自身。这种机械照搬西方形式理论的批评、研究将现代文学当成演练西方形式诗学理论的演练场了,无意中流露出西方中心意识。该著正是从这里开始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进行较圆满的解决。 论著从黑格尔、日而蒙斯基,马克·肖勒等人那里取得理论支援,重申以下观点:就内形式上讲,“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必然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内容之为内容即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形式之为形式即在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内容在内”,“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形式与内容是有机完整的统一体。”(论著第88—89页)由此出发,论著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内容决定论。认为内容决定论范式使文学等同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而独没有“文”学,文学本体性被遮蔽。也不赞成对文学进行纯粹语义学、符号学、叙事学等范式的形式主义分析,认为这种形式主义分析“把文学研究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漠视文学表达的模糊性、可变质(恰是文学灵性之所在),同样不是文学研究的通途。论著解放思想,放开视野,立足现代,反观古典,决定“走出已有理论范式的边界”。 曹禧修和他的博士导师、博士同学共同讨论得出的“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包括两个基本点:(一)坚持内容与形式两不偏废。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发现文本的形式特征是必要的,却又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它们与作者特定的表达意图、语境及读者对象相联系起来考察,才能进一步显示它们的诗学意义”(论著第90页)。“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始终是从形式的把握人手达到理解和发现意义的目的。”须“始终把内形式的分析作为文学活动思维的逻辑起点和对象”(论著第91页)。(二)坚持“有机综合的分析视点”,体现“有机统一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包含文学的“张力结构”所带来的文学表达的不确定性,“其真正的目的是守护文学的灵性”(论著第91页)。从而打通以往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隔阂,彰显因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不健全而被遮蔽的文学的诗学意义。 论著的形式批评实践主要以鲁迅小说和巴金小说《寒夜》等为个案进行。 论著指出,要想更准确、深切地把握鲁迅小说的艺术世界,探摸鲁迅小说诗学的具体魅力,运用小说修辞学的知识、理论和技巧无疑是新的路径。而且这种修辞学知识、理论和技巧的运用不能仅仅保持在以往对鲁迅小说叙述话语、叙述视角(叙述人称)、叙述顺序、叙述声音、叙述腔调的对比、揣摩和研究上,还须更进一层,从鲁迅小说“叙述结构”破冰。著作从“读者”这一“鲁迅诗学研究关键词”出发,认为正是鲁迅的“读者意识”决定了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鲁迅本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他对物质、庸众的排斥与对精神、个性的张扬代表着一个时代共同的审美情绪。但是鲁迅从来不是一个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其文学活动一开始就有明确目的,即启发民众。但是鲁迅又从来没有停留在对民众的这种启发上。其实,在对民众进行启发的同时,他先对自己的启蒙进行了质疑。一方面,自我和民族历史的沉疴使鲁迅对自己的努力能否达到预想的结果表示怀疑,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背景下,鲁迅深感到人与人心灵之难以通约。在此基础上,鲁迅提出自己的生命哲学:“向绝望抗战”。因为鲁迅清醒地窥破:希望之于虚妄,正如绝望相同,然而,绝望之于虚妄,也正与希望相同。鲁迅代表着现代知识者的深沉思虑、坚强意志和奋勇姿态。如此,鲁迅的创作就始终徘徊、矛盾于“书写自我”与“顾念读者”(发声、启蒙与怀疑、停止自己所开展的发声和启蒙)之间,由此决定其小说叙述结构必是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论著将鲁迅《阿Q正传》、《狂人日记》、《示众》、《伤逝》等小说的叙事结构归纳为序文结构、情智结构、反比结构、封套结构、象征结构、铁屋子结构、否定之否定结构等。其中最具有理论建树意义和启发性的是对“情智结构”和。否定之否定结构”的诗学分析。情结构针对普通读者设计,它主要通过语言文字言说,主要内容是“呐喊、助威和启蒙”,智结构则针对智性读者而设计,它主要通过结构言说,其主要职事是“探讨国民性”。两种结构统一在一个文本里,由此造成鲁迅小说所呈现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的表与里、显与隐,双方相互支持又相互消解。鲁迅小说的先锋性和复调特征也由此而来。如《狂人日记》,从情结构上讲,彰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均是吃人的历史,并大声劝转吃人的人不要再吃人了,因为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体现出五四历史进化信念,但是从智结构言,作品又传达出对五四觉醒者的质疑及对历史能够改变的不坚信。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使作品的意义空间得到极大扩展。所谓“否定之否定结构”,即“对否定者进行否定”的结构设置,这种结构使鲁迅小说中人物灵魂、精神世界得到多层面、多视点的透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也由此得到丰富和深化。如著作正是从把握《伤逝》的“复否定结构”为突破口,分析作品不同的结构层面对应人物(包括隐含作者、叙述者、主人公)不同的话语意义,重点结穴在对主人公涓生灵魂的审判,得出结论:“伤逝”即“对伤逝者的伤逝”,涓生是一个“逃避忏悔的忏悔者”,从而完成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模式和生命状况的深度表现。 论著在对鲁迅小说进行形式诗学分析的过程中,有些话题的提出颇有新意。这里略举几例:(一)鲁迅小说文本中有大量的“模糊”叙述和“空白”叙述,这些叙述对深化小说的思想含量和强化小说的修辞效果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著作针对《阿Q正传》第一章对阿Q姓甚名谁、行状如何的“模糊”叙述进行解读,认为这种叙述是鲁迅有意为之。鲁迅在叙述中将完整转叙成分裂,将清晰转叙成模糊。将安稳转叙成摇摆,从而使文本留下大量“裂隙和空白”,预示着主人公命运的不堪,并将文本的意义含量和美学含量引向无限。论著将阿Q形象的内涵及其典型意义比作“一个可变函数的表达式”。论著认为《狂人日记》叙述狂人将自己“病中”日记题名为“狂人日记”,但是狂人自述的口吻被省叙,这其中的意义就变得含混多元起来。如论著所分析,“狂人这种命名究竟是自责还是自嘲,倘是 自责,固然表明狂人的价值观完全回归传统,这正是狂人彻底绝望,全面堕落的判断依据·倘是自嘲,则未必如此,它未必不是经受失败后的狂人接受了事实的教训从而改变战术。或者养精蓄锐,待机而动,或者变短促战为持久战,变正面交锋为‘壕堑战”。论著认为作品对狂人“候补”后的行为表现究竟怎样也做“省叙”处理,同样使“狂人形象的意义由确定走向不确定,由清晰走向含混模糊”。无疑,这种解读显豁了鲁迅小说“模糊”叙事和“空白”叙事的意义,构成对以往鲁迅小说研究既有成果的鲜明挑战。(二)在80年代王富仁“鲁迅小说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之“思想革命”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鲁迅思想革命所指非“反封建”三字能概括,因为鲁迅所“反”所“革”的重心不在以往我们所理解的“文本性”封建思想传统,而在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于中国人实际生存中的“非文本性思想传统”。著作将这种“非文本性思想传统”直陈为“中国国民的精神结构”。在此认识基点上,著作“全新”解读了《<呐喊)自序》中那“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象征意义:“铁屋子’即‘非文本性思想传统”。亦即“国民心灵世界中所实际呈现的思想”传统。“是由思想与思想语境中的‘体制’以及思想主体中的‘人性’等多重元素组合而成的一个结构”,既非国民所能走出,也非鲁迅可以打破,甚至“是一个人类的理性无法左右的结构”。如此对“铁屋子”意象进行“意义填空”遂大大深化了人们对鲁迅思想深广度和复杂度的认识,也成为破解鲁迅小说深层结构及其蕴涵的扭结点。如鲁迅小说为什么在情结构之外或之内又设置一个智结构?就因为作家在对生活、人物做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时候有“铁屋子”思想见识做基础。(三)在对“铁屋子”意象的深刻内涵进行辨析之后,该著作综合鲁迅一生的思想创作状况,大胆提出鲁迅知识分子角色意识里“诊者”与“治者”分离的问题。指出鲁迅在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万难毁破”的“铁屋子”结构之后,失望和痛心是无以言表的。鲁迅自觉将自己定位在“诊者”的坐标点上,但也未完金放弃“治者”角色。因为鲁迅自然明白,“诊断”的目的还是为了“治疗”,“治疗”才是最后的目的。“这就是说,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鲁迅小说的基本结构框架是‘诊者’与‘治者’的对话,准确地说,是‘诊者’与‘治者’跨历史时空的对话。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研究鲁迅‘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诗学意义之所在。”这一角色意识的分离,使鲁迅将知识分子定位在:“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这种解读,更加凸显了鲁迅“历史的中间物”的角色意识,并为我们理解鲁迅创作为什么具有长远价值和魅力提供帮助。
论著还对巴金长篇小说《寒夜》的“消耗性结构”及其“悲剧”蕴含进行详尽揣摩和分析。论著先是质疑以往《寒夜》研究中的性格悲剧论、伦理悲剧论、社会悲剧论等,而“认为:其家庭悲剧的根本动因深植于其家庭结构本身,《寒夜》是一出消耗性结构的悲剧。”在这种“消耗性结构”中,“汪家家庭的关系结构的各组合元素彼此间存在着多方面的非和谐性,相互间有着多方面的排斥性因素,生命的能量正是在结构内部的这种非和谐性、排斥性,或者说矛盾性、对立性中所不断消耗而最终近乎枯竭,个体生命由此而走向终结,劳燕分飞,家庭结构解体。也就是说汪文宣的痛苦直至生命的毁灭,不是某人的过失所致,也不能简单归罪于社会或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汪家的家庭结构中,其单个的结构元素也许不能否认其优秀性,但当他们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合成一个共同的家庭时,由于结构关系不能谐和,整体的功能反而削弱,总体的能量不断消耗却又无法得到正常的补给,最终灯残油尽。汪家结构的病症还在于其自身的调整和转换功能弱,所以难以自足自立,因此在历史和现实的风霜雨雪中无法逃脱其悲剧性的命运。”著者由此得出“善善相加不是善,好好相加不是好”的大胆结论(论著第183页)。论文在剖析文本中的婆媳关系结构、男女关系结构、汪文宣自身文化人格与自然人格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廓清了小说每个人物所指向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内涵。 论著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在形式批评理论背景下对导师学术道路、学术成就的总结,对学界前辈和同仁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也做形式诗学解读,优长之处和不足之处一并论说,虽是研究之研究,同样是对现代文学形式诗学研究新的“添加”。 可以说,论著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研究单纯从叙事顺序、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叙事声音、叙事腔调、叙事时空等着手的格局,凸显了文学文本中叙事结构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批评的深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当然,形式批评带有“试验性”(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5页),论著中有些观点和认识还有待商榷。如论著翻转近十几年来关于《狂人日记》结构功能的认识,从智结构意义诉求出发,认为正文中的狂人行为过于简单、直接,体现出“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方式”,“只知责人不知反省”,“实际上就是鲁迅所并不称许的那一类‘暴露者’,他们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这种解读,体现出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思维的活跃,独立探索的精神,也能给人以一定的启迪,但是否又将狂人形象内涵和意义的研究引向了偏至?众所周知。历史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果敢、决绝、激烈、勇往直前的“傻子”精神和“狂人”性格,而这种精神和性格又往往与“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方式”分解不开,而一味地强调两难、客观冷静、韬光养晦反而违背历史的诉求。事实上,鲁迅本人也是寓尖锐于平稳,寓热烈于冷静,寓前进于质疑,并不一味地“中间”物派,一味地守持着战之“壕堑”性,如论著所援引,面对吃人的传统世界,也主张用“最黑,最黑,最黑”的文字来诅咒、反抗。笔者以为鲁迅对正文中狂人的面世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会作如是观。就理论上讲,论著坚守研究的民族身份,但具体研究过程中,援引最多的还是西方的形式诗学理论资源,而中国有关资源则张而不显。这一点,并非该著独有的缺陷,而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共有的。这种中国文论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缺席和失语状态由来已久,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冲击,其移植性特强。具体到今后中国文学怎样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和价值究竟该怎样评判,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究竟该怎样结合才能焕发出中国文论更充盈的新的活力,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走向一条更健全、更合理的道路,想来既非著作者所能短期内探索完成,也非当前的中国文学界所能短期内探索完成。所以,这个话题容我们以后再谈。 原载:《文学评论》2010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