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责，固然表明狂人的价值观完全回归传统，这正是狂人彻底绝望，全面堕落的判断依据·倘是自嘲，则未必如此，它未必不是经受失败后的狂人接受了事实的教训从而改变战术。或者养精蓄锐，待机而动，或者变短促战为持久战，变正面交锋为‘壕堑战”。论著认为作品对狂人“候补”后的行为表现究竟怎样也做“省叙”处理，同样使“狂人形象的意义由确定走向不确定，由清晰走向含混模糊”。无疑，这种解读显豁了鲁迅小说“模糊”叙事和“空白”叙事的意义，构成对以往鲁迅小说研究既有成果的鲜明挑战。(二)在80年代王富仁“鲁迅小说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之“思想革命”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鲁迅思想革命所指非“反封建”三字能概括，因为鲁迅所“反”所“革”的重心不在以往我们所理解的“文本性”封建思想传统，而在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于中国人实际生存中的“非文本性思想传统”。著作将这种“非文本性思想传统”直陈为“中国国民的精神结构”。在此认识基点上，著作“全新”解读了《<呐喊)自序》中那“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象征意义：“铁屋子’即‘非文本性思想传统”。亦即“国民心灵世界中所实际呈现的思想”传统。“是由思想与思想语境中的‘体制’以及思想主体中的‘人性’等多重元素组合而成的一个结构”，既非国民所能走出，也非鲁迅可以打破，甚至“是一个人类的理性无法左右的结构”。如此对“铁屋子”意象进行“意义填空”遂大大深化了人们对鲁迅思想深广度和复杂度的认识，也成为破解鲁迅小说深层结构及其蕴涵的扭结点。如鲁迅小说为什么在情结构之外或之内又设置一个智结构?就因为作家在对生活、人物做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时候有“铁屋子”思想见识做基础。(三)在对“铁屋子”意象的深刻内涵进行辨析之后，该著作综合鲁迅一生的思想创作状况，大胆提出鲁迅知识分子角色意识里“诊者”与“治者”分离的问题。指出鲁迅在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万难毁破”的“铁屋子”结构之后，失望和痛心是无以言表的。鲁迅自觉将自己定位在“诊者”的坐标点上，但也未完金放弃“治者”角色。因为鲁迅自然明白，“诊断”的目的还是为了“治疗”，“治疗”才是最后的目的。“这就是说，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鲁迅小说的基本结构框架是‘诊者’与‘治者’的对话，准确地说，是‘诊者’与‘治者’跨历史时空的对话。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研究鲁迅‘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诗学意义之所在。”这一角色意识的分离，使鲁迅将知识分子定位在：“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这种解读，更加凸显了鲁迅“历史的中间物”的角色意识，并为我们理解鲁迅创作为什么具有长远价值和魅力提供帮助。
    论著还对巴金长篇小说《寒夜》的“消耗性结构”及其“悲剧”蕴含进行详尽揣摩和分析。论著先是质疑以往《寒夜》研究中的性格悲剧论、伦理悲剧论、社会悲剧论等，而“认为：其家庭悲剧的根本动因深植于其家庭结构本身，《寒夜》是一出消耗性结构的悲剧。”在这种“消耗性结构”中，“汪家家庭的关系结构的各组合元素彼此间存在着多方面的非和谐性，相互间有着多方面的排斥性因素，生命的能量正是在结构内部的这种非和谐性、排斥性，或者说矛盾性、对立性中所不断消耗而最终近乎枯竭，个体生命由此而走向终结，劳燕分飞，家庭结构解体。也就是说汪文宣的痛苦直至生命的毁灭，不是某人的过失所致，也不能简单归罪于社会或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汪家的家庭结构中，其单个的结构元素也许不能否认其优秀性，但当他们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合成一个共同的家庭时，由于结构关系不能谐和，整体的功能反而削弱，总体的能量不断消耗却又无法得到正常的补给，最终灯残油尽。汪家结构的病症还在于其自身的调整和转换功能弱，所以难以自足自立，因此在历史和现实的风霜雨雪中无法逃脱其悲剧性的命运。”著者由此得出“善善相加不是善，好好相加不是好”的大胆结论(论著第183页)。论文在剖析文本中的婆媳关系结构、男女关系结构、汪文宣自身文化人格与自然人格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廓清了小说每个人物所指向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内涵。
    论著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在形式批评理论背景下对导师学术道路、学术成就的总结，对学界前辈和同仁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也做形式诗学解读，优长之处和不足之处一并论说，虽是研究之研究，同样是对现代文学形式诗学研究新的“添加”。
    可以说，论著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研究单纯从叙事顺序、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叙事声音、叙事腔调、叙事时空等着手的格局，凸显了文学文本中叙事结构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批评的深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当然，形式批评带有“试验性”(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5页)，论著中有些观点和认识还有待商榷。如论著翻转近十几年来关于《狂人日记》结构功能的认识，从智结构意义诉求出发，认为正文中的狂人行为过于简单、直接，体现出“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方式”，“只知责人不知反省”，“实际上就是鲁迅所并不称许的那一类‘暴露者’，他们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这种解读，体现出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思维的活跃，独立探索的精神，也能给人以一定的启迪，但是否又将狂人形象内涵和意义的研究引向了偏至?众所周知。历史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果敢、决绝、激烈、勇往直前的“傻子”精神和“狂人”性格，而这种精神和性格又往往与“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方式”分解不开，而一味地强调两难、客观冷静、韬光养晦反而违背历史的诉求。事实上，鲁迅本人也是寓尖锐于平稳，寓热烈于冷静，寓前进于质疑，并不一味地“中间”物派，一味地守持着战之“壕堑”性，如论著所援引，面对吃人的传统世界，也主张用“最黑，最黑，最黑”的文字来诅咒、反抗。笔者以为鲁迅对正文中狂人的面世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会作如是观。就理论上讲，论著坚守研究的民族身份，但具体研究过程中，援引最多的还是西方的形式诗学理论资源，而中国有关资源则张而不显。这一点，并非该著独有的缺陷，而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共有的。这种中国文论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缺席和失语状态由来已久，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冲击，其移植性特强。具体到今后中国文学怎样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和价值究竟该怎样评判，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究竟该怎样结合才能焕发出中国文论更充盈的新的活力，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走向一条更健全、更合理的道路，想来既非著作者所能短期内探索完成，也非当前的中国文学界所能短期内探索完成。所以，这个话题容我们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