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治学勤奋,著述丰硕。俊义先生应约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系列论文,加以选录、汇集,定名为《清代学术探研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纳人“社会学术文库”丛书,于2002年8月出版。全书收录论文、序、评共30余篇,计4O余万言,按文稿的类别与时序,分为总论、清初、乾嘉、晚清、评论诸篇。本书出版后,承蒙作者惠赠,得以及时拜读,受益匪浅。全书内容丰富翔实,涵盖面广,从清初到晚清,形成系统,并多有高深见解,是非经长期研治而不可得的成果。以下仅谈几点初步感受: 首先,本书以坚实正确的理论为指导,自始至终将清代学术思想史放在整个清史中予以研究,恰到好处地阐明学术思想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者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认每个时期学术思想所表现的形式、反映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阶段,都受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影响和制约;而意识形态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既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又注意学术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总论篇》不仅全面回顾20世纪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状况,还从宏观上论述了清代学术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一般将清朝历史分为前、中、晚三期(分别属于17、18、19三个世纪),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无不与各期政治、经济的巨大变故有关。如:清前期,被视为“天崩地解”的明清鼎革,对思想界产生极大冲击;西方科技传人中国,开阔了知识界的视野。人们总结明亡的教训,纷纷摒弃空疏误国的理学,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应运而兴;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议政的早期启蒙思想也有所显露。清中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对发展学术思想的倡导和参与增多,促使学术进人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时代,以考证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估、辑佚、目录、版本等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可观的成就。清晚期,嘉道以来,封建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社会进程停滞乃至沉沦。于是,脱离社会实际的乾嘉汉学衰落,便于阐发微言大义且比较适合论证社会变革思想的今文经学复起,学术思想进人了批判封建末世黑暗腐朽、提出社会变革主张,和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作者在《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一文结尾部分概括说:“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学术文化思潮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相互间既有吸收和继承,又有批判与否定。”“每个时代,都有其该时代特有的学术文化思想。”其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揭示,对认识与深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将具有提纲掣领之功效。 其次,本书在全面、深入研究“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的基础上,形成系列性的创见。过去学界对“乾嘉学派”缺乏全面的研究,批评否定过多,且苛求太甚。本书的绝大多数内容,都直接、间接与“乾嘉学派”有关,其中《乾嘉汉学论纲》一文,更从乾嘉汉学之命名及其内涵与外延、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内部派别划分、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论述。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以往论者往往与清代文字狱联系起来,认为是清统治者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结果。本书作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发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等论文,认为将这一学派的形成、发展仅仅归之于文字狱,失之简单和偏颇;而主张将其产生和发展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既依据于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同时又决定于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就思想论思想。事实上,正是康雍乾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才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丰富的物质基础。加上康雍乾诸帝“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儿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疏解、汇编和刻印。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才一使得自清初以来出现的反对空疏理学,提倡经世致用、重经读史的学术思潮,进一步发展、形成为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当然,作者在肯定主要原因的同时,并不否认文字狱对乾嘉汉学也有某些作用和影响。关于乾嘉汉学的学术成就,过去毁誉褒贬不一。本书作者认为,评价历史上的一个学术流派,不应简单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而应尊重历史事实。乾嘉汉学是在继承和发扬汉代古文经学的基础上,以考据为专长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学术成就与局限也大都与此有关。作者将其学术成就概括为三个方面: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整理,为后人保存、阅读丰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方便;3、乾嘉学派的许多学者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值得借鉴。更有些学者直接开启了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学者及思想家,大多都是在继承乾嘉学风和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又与先进的思想观点和治学方法相结合,才取得新的突破和巨大成就的。可见,乾嘉学派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乾嘉学派也有脱离现实、复古繁琐等局限,这正说明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也不能生硬照搬,必须批判继承。为了正确评价乾嘉学派,作者在《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一文中,指出三方面的问题:一、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二、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遗留的民族偏见;三、建国后曾经存在的极左倾向在评价乾嘉学派中的影响。文中逐一进行剖析,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些问题,不仅是研究乾嘉学派、也是研究清史及清代学术思想史都必须认真消除和防止的。作者研究乾嘉学派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不仅为清代学术思想史增添了新内容,而且对构筑清代学术思想史新体系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再次,本书对清代学者的个案研究,也都各具特色。作者对原来研究成果少或评价不公正的思想家,给予特殊关注。如:钱谦益(1582—1664)本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思想家,被称为“一代文宗”、“诗坛领袖”。但在政治上,他曾阿附阉党、参加南明弘光政权,旋又投降仕清,后又参与反清复明活动。为此,他死后百余年,乾隆又非其人、禁其书,致长期埋没。论述他的作品极少,评价也欠公正。作者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因人废言的原则,特著《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学术演变》一文,在承认钱谦益大节有亏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他在明末清初学术演变中,各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广泛影响。 又如:乾嘉学者钱大昕(1728—1804),人们比较熟悉他的《二十二史考异》,所以大多将其看成考史学家;极左思潮泛滥时,又被当作钻故纸堆的典型批判,以致评介他的文章较少,认识也不全面。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相继发表《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钱大昕寓义理于训话的义理观》等论文,确认他与阎若璩、惠楝、戴震等具有同等地位,也是“第一流的乾嘉学者”。他不仅擅长史学,而月_对经学、天文历算、音韵、金石等,亦有精湛研究,并有著述传世。他更不是只钻故纸堆,不闻窗外事之人。其著述强调“明体以致用”,所以在歌颂盛世成就的同时,也能揭露封建君主专制的危害,反对滥兴文字狱,抨击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谴责封建礼教迫害妇女等。 作者指出:宋明理学家与乾嘉学者的义理有所不同。前者以心性理气为内容,后者以经世致用为内容。从前者到后者,正反映学术思想的转变。不能说不谈心性理气的学者都没有义理思想;乾嘉学者们并非单纯考据,而是亦有自己特点的义理观。作者也指出钱大听的时代、阶级局限性,如:咒骂起义农民,诵毁王充、王安石,治学有繁琐和脱离实际之弊,并有时将考据置于义理之上,义理思想没达到戴震那样的高度等。但总体看,肯定他是一位严谨笃实、经世致用的大学问家。 此外,对顾炎武、陈确、黄宗羲、吕留良、阎若璩、杭世骏、龚自珍、姚莹、张际亮、谭嗣同等人的研究,也都各有新意,丰富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内容。 最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书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问题。关于嘉庆年间成立的“宣南诗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关“宣南诗社”之说,最早见于1935年出版的魏应麒著《林文忠公年谱》一书的记载:道光十年(1830),林则徐与龚自珍、黄爵滋、魏源等“结宣南诗社,互相酬唱”。该书对“宣南诗社”做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述。建国后,某些中国近代史及中国文学史专著、论文、教材等,纷纷采用此说,并加以引申,说“宣南诗社”是“具有政治改革主张的政治团体”,“是清代维新思想的先驱”,“参加者大都是当时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目的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等等。这些不确切的论断甚至影响到个别外国学者。虽然有的学者曾著文提出质疑,但并未引起重视。本书作者在参考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发掘更多新史料,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先后发表《关于宣南诗社》、《龚自珍、魏源“参加宣南诗社说”辨正》等论文,进行商榷和讨论。本书所收《关于“宣南诗社”考辨》一文,则在原有成果基础上,对“宣南诗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考订与论证。作者认定诗社初创于嘉庆九年(1814),恢复经常活动在嘉庆十九年(1814),道光十年诗社已经寥落。林则徐确曾参加过诗社,但不是道光十年,而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至翌年四月出使之前,不过一年时间,且因年纪轻、地位低,仅是一般成员,并非领袖人物。至于龚自珍、黄爵滋、魏源,作者遍查历次参加诗社的几十人中,并无此三人踪影。原来魏应麒著《林文忠公年谱》依据的仅是张维屏《南山集》中的两首诗题。诗题只能说明道光十年六月,林则徐曾分别与此三人宴会,参加者中虽有诗社成员,但并没有此三人是诗社成员的任何证据。而且,魏先生早在1949年已在回答询问的信中,承认自己的粗疏。可见,此后的辗转因袭,只能是以讹传讹。至于“宣南诗社”的性质和作用,作者认为不宜笼统地把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宣南诗社”活动的历史背景;也“不能用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来分析宣南诗社的活动性质。”而应根据史实作出判断。作者在全面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确认“宣南诗社”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中常有的那种文人之间的“雅歌投壶”、“文酒酬唱”的消闲性社会组织;看不出、也不可能是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与清代维新思想的先驱。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严肃认真态度,从大量史实中形成观点和结论,令人信服,并对端正治史态度有重大意义。 总之,《清代学术探研录》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奉献给读者,实际它已经形成清代学术思想史新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创新力作。 本书谈到乾嘉学派形成原因时,充分肯定最高统治者的积极作用,是其他学术思想史专著及论文中不多见的。我以为,这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凡是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往往也是占主流地位进步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例如:康熙皇帝受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影响,一向求真务实,勤政爱民,学以致用。他对黄宗羲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言论并不反感,因为那正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从中汲取教训,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与黄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封建统治者的一些正确思想,是否也应进一步发掘,并在学术思想史中有所反映?点滴不成熟想法,仅供参考。 [作者简介]孟昭信(1931一),男,辽宁法库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原载:《史学集刊》2003年4月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