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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治学勤奋，著述丰硕。俊义先生应约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系列论文，加以选录、汇集，定名为《清代学术探研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纳人“社会学术文库”丛书，于2002年8月出版。全书收录论文、序、评共30余篇，计4O余万言，按文稿的类别与时序，分为总论、清初、乾嘉、晚清、评论诸篇。本书出版后，承蒙作者惠赠，得以及时拜读，受益匪浅。全书内容丰富翔实，涵盖面广，从清初到晚清，形成系统，并多有高深见解，是非经长期研治而不可得的成果。以下仅谈几点初步感受： 首先，本书以坚实正确的理论为指导，自始至终将清代学术思想史放在整个清史中予以研究，恰到好处地阐明学术思想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者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认每个时期学术思想所表现的形式、反映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阶段，都受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影响和制约；而意识形态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既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又注意学术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总论篇》不仅全面回顾20世纪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状况，还从宏观上论述了清代学术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一般将清朝历史分为前、中、晚三期（分别属于17、18、19三个世纪），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无不与各期政治、经济的巨大变故有关。如：清前期，被视为“天崩地解”的明清鼎革，对思想界产生极大冲击；西方科技传人中国，开阔了知识界的视野。人们总结明亡的教训，纷纷摒弃空疏误国的理学，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应运而兴；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议政的早期启蒙思想也有所显露。清中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对发展学术思想的倡导和参与增多，促使学术进人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时代，以考证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估、辑佚、目录、版本等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可观的成就。清晚期，嘉道以来，封建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社会进程停滞乃至沉沦。于是，脱离社会实际的乾嘉汉学衰落，便于阐发微言大义且比较适合论证社会变革思想的今文经学复起，学术思想进人了批判封建末世黑暗腐朽、提出社会变革主张，和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作者在《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一文结尾部分概括说：“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学术文化思潮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相互间既有吸收和继承，又有批判与否定。”“每个时代，都有其该时代特有的学术文化思想。”其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揭示，对认识与深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将具有提纲掣领之功效。 其次，本书在全面、深入研究“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的基础上，形成系列性的创见。过去学界对“乾嘉学派”缺乏全面的研究，批评否定过多，且苛求太甚。本书的绝大多数内容，都直接、间接与“乾嘉学派”有关，其中《乾嘉汉学论纲》一文，更从乾嘉汉学之命名及其内涵与外延、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内部派别划分、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论述。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以往论者往往与清代文字狱联系起来，认为是清统治者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结果。本书作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发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等论文，认为将这一学派的形成、发展仅仅归之于文字狱，失之简单和偏颇；而主张将其产生和发展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既依据于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同时又决定于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就思想论思想。事实上，正是康雍乾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才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丰富的物质基础。加上康雍乾诸帝“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儿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疏解、汇编和刻印。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才一使得自清初以来出现的反对空疏理学，提倡经世致用、重经读史的学术思潮，进一步发展、形成为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当然，作者在肯定主要原因的同时，并不否认文字狱对乾嘉汉学也有某些作用和影响。关于乾嘉汉学的学术成就，过去毁誉褒贬不一。本书作者认为，评价历史上的一个学术流派，不应简单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而应尊重历史事实。乾嘉汉学是在继承和发扬汉代古文经学的基础上，以考据为专长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学术成就与局限也大都与此有关。作者将其学术成就概括为三个方面：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整理，为后人保存、阅读丰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方便；3、乾嘉学派的许多学者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值得借鉴。更有些学者直接开启了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学者及思想家，大多都是在继承乾嘉学风和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又与先进的思想观点和治学方法相结合，才取得新的突破和巨大成就的。可见，乾嘉学派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乾嘉学派也有脱离现实、复古繁琐等局限，这正说明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也不能生硬照搬，必须批判继承。为了正确评价乾嘉学派，作者在《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一文中，指出三方面的问题：一、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二、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遗留的民族偏见；三、建国后曾经存在的极左倾向在评价乾嘉学派中的影响。文中逐一进行剖析，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些问题，不仅是研究乾嘉学派、也是研究清史及清代学术思想史都必须认真消除和防止的。作者研究乾嘉学派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不仅为清代学术思想史增添了新内容，而且对构筑清代学术思想史新体系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再次，本书对清代学者的个案研究，也都各具特色。作者对原来研究成果少或评价不公正的思想家，给予特殊关注。如：钱谦益（1582—1664）本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思想家，被称为“一代文宗”、“诗坛领袖”。但在政治上，他曾阿附阉党、参加南明弘光政权，旋又投降仕清，后又参与反清复明活动。为此，他死后百余年，乾隆又非其人、禁其书，致长期埋没。论述他的作品极少，评价也欠公正。作者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因人废言的原则，特著《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学术演变》一文，在承认钱谦益大节有亏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他在明末清初学术演变中，各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广泛影响。 又如：乾嘉学者钱大昕（1728—1804），人们比较熟悉他的《二十二史考异》，所以大多将其看成考史学家；极左思潮泛滥时，又被当作钻故纸堆的典型批判，以致评介他的文章较少，认识也不全面。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相继发表《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钱大昕寓义理于训话的义理观》等论文，确认他与阎若璩、惠楝、戴震等具有同等地位，也是“第一流的乾嘉学者”。他不仅擅长史学，而月_对经学、天文历算、音韵、金石等，亦有精湛研究，并有著述传世。他更不是只钻故纸堆，不闻窗外事之人。其著述强调“明体以致用”，所以在歌颂盛世成就的同时，也能揭露封建君主专制的危害，反对滥兴文字狱，抨击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谴责封建礼教迫害妇女等。 作者指出：宋明理学家与乾嘉学者的义理有所不同。前者以心性理气为内容，后者以经世致用为内容。从前者到后者，正反映学术思想的转变。不能说不谈心性理气的学者都没有义理思想；乾嘉学者们并非单纯考据，而是亦有自己特点的义理观。作者也指出钱大听的时代、阶级局限性，如：咒骂起义农民，诵毁王充、王安石，治学有繁琐和脱离实际之弊，并有时将考据置于义理之上，义理思想没达到戴震那样的高度等。但总体看，肯定他是一位严谨笃实、经世致用的大学问家。 此外，对顾炎武、陈确、黄宗羲、吕留良、阎若璩、杭世骏、龚自珍、姚莹、张际亮、谭嗣同等人的研究，也都各有新意，丰富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内容。 最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书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问题。关于嘉庆年间成立的“宣南诗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关“宣南诗社”之说，最早见于1935年出版的魏应麒著《林文忠公年谱》一书的记载：道光十年（1830），林则徐与龚自珍、黄爵滋、魏源等“结宣南诗社，互相酬唱”。该书对“宣南诗社”做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述。建国后，某些中国近代史及中国文学史专著、论文、教材等，纷纷采用此说，并加以引申，说“宣南诗社”是“具有政治改革主张的政治团体”，“是清代维新思想的先驱”，“参加者大都是当时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目的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等等。这些不确切的论断甚至影响到个别外国学者。虽然有的学者曾著文提出质疑，但并未引起重视。本书作者在参考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发掘更多新史料，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先后发表《关于宣南诗社》、《龚自珍、魏源“参加宣南诗社说”辨正》等论文，进行商榷和讨论。本书所收《关于“宣南诗社”考辨》一文，则在原有成果基础上，对“宣南诗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考订与论证。作者认定诗社初创于嘉庆九年（1814），恢复经常活动在嘉庆十九年（1814），道光十年诗社已经寥落。林则徐确曾参加过诗社，但不是道光十年，而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至翌年四月出使之前，不过一年时间，且因年纪轻、地位低，仅是一般成员，并非领袖人物。至于龚自珍、黄爵滋、魏源，作者遍查历次参加诗社的几十人中，并无此三人踪影。原来魏应麒著《林文忠公年谱》依据的仅是张维屏《南山集》中的两首诗题。诗题只能说明道光十年六月，林则徐曾分别与此三人宴会，参加者中虽有诗社成员，但并没有此三人是诗社成员的任何证据。而且，魏先生早在1949年已在回答询问的信中，承认自己的粗疏。可见，此后的辗转因袭，只能是以讹传讹。至于“宣南诗社”的性质和作用，作者认为不宜笼统地把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宣南诗社”活动的历史背景；也“不能用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来分析宣南诗社的活动性质。”而应根据史实作出判断。作者在全面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确认“宣南诗社”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中常有的那种文人之间的“雅歌投壶”、“文酒酬唱”的消闲性社会组织；看不出、也不可能是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与清代维新思想的先驱。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严肃认真态度，从大量史实中形成观点和结论，令人信服，并对端正治史态度有重大意义。 总之，《清代学术探研录》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奉献给读者，实际它已经形成清代学术思想史新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创新力作。 本书谈到乾嘉学派形成原因时，充分肯定最高统治者的积极作用，是其他学术思想史专著及论文中不多见的。我以为，这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凡是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往往也是占主流地位进步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例如：康熙皇帝受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影响，一向求真务实，勤政爱民，学以致用。他对黄宗羲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言论并不反感，因为那正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从中汲取教训，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与黄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封建统治者的一些正确思想，是否也应进一步发掘，并在学术思想史中有所反映？点滴不成熟想法，仅供参考。 [作者简介]孟昭信(1931一)，男，辽宁法库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原载：《史学集刊》2003年4月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