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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词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逐渐深化，一批有创见的研究专著应运而生，其中陈水云博士的《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下称陈著)是颇具特色的一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论结合。论由史出、史论结合，是陈著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从严格的历史主义出发，陈著以流派为纲，以人物为考察对象，所论皆以材料为依据。其所论词学词派，不仅囊括有关词话、词家文集、词集的序跋，而且搜集了论词之词、论词之诗等多方面的材料，这些爬梳整理而成的词学史料，不仅因其传达了丰富的词学信息而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因其是作者以词学思想的流变历程为参照而发掘、甄别的，故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陈著的史论结合，不仅表现在对词论史料的充分占有上，还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上。全书共分8章，从宏观上把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的发展划分成4个阶段：顺治时期，仍沿袭明末云间派写作艳词的风气，但因动荡现实的影响使词人的作品多有寓意。康熙年间，政局趋于稳定，先后出现的有主豪放的阳羡词派、宗醇雅的浙西词派以及重情致的纳兰性德。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词坛基本为浙派所统领，以厉鹗为代表的中期浙派词人发展了朱彝尊的清空醇雅之论，创作上追求的是清幽深秀的审美境界；乾隆末到道光年间，清朝由盛转衰，经世思潮日益高涨，浙派落入幽渺空疏之途；以郭为代表的后期浙派力挽其意旨枯寂之弊，重视性灵寄托，词风也由密丽转为疏朗；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上接风骚，倡言比兴寄托，对近代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论述，都是依据对史料的全面把握和精细审辨，故既切实深刻，又不乏创见。 (二)点面结合。作为一部断代词学思想史，要想对以往的各类词学理论批评史有所突破和发展，就不能不在研究中兼顾点面。在这个方面，陈著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就点而言，陈著对陈子龙、朱彝尊、张惠言等重点词学家的词学思想作了新的深化探索。比如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意内言外谓之词”，一般认为这是引用许慎《说文解字》中“词，意在言外”的解释而来的，而本书作者则认为这句话实际来自汉孟喜《周易章句》中的“系辞章句”，张惠言是借用“系辞”之“辞”的意思来讲词。《易》之爻辞为意内言外，通过分析卦爻辞的言外之含意以辨吉凶，“词”与“辞”通，张惠言是讲词的外在语言所表现的内容是有寄托的。这一看法就比较切合作为经学家张惠言的本意。张惠言曾研究孟喜《易》和虞翻《易》，故而强调作词应如《易》之系辞那样，借微言以表深意。 以点的深化为基础，陈著还对清代词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进行了挖掘和拓展。全书共论词学家48人，除大家名派和已为人知者外，作者还发掘了不太为人注意的二三流小家小派人物，如云间派的蒋平阶、西泠派的丁澎、阳羡派的蒋景祁、史惟圆以及毗陵词坛与广陵词坛的吴绮、邹祗谟等。即使是名家名派，陈著也有新的补充和发现。如名派中对浙西词派的研究历来都集中在朱彝尊、汪森等人身上，而陈著则对曹溶、李良年、李符、吴锡麟，凌廷堪等皆作了专门论述；对常州词派，历来着重研究的是张惠言、周济，而本书则为董士锡、宋翔凤、黄苏列了专节。由于陈著作过具体论析的清代词学家大大超过了一般文学理论批评史与词学理论批评史所关注的幅度，从而突破了通史写作只能以有限的选择来构建体系的局限，发挥了断代史体例所具有的优势。研究领域的拓展，不仅标示着一种研究视野的转换，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意味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为，一种文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一个文学流派的创建与构成，固然需要领袖式的大作家、大理论家的开拓与创造，但也少不了为数众多的“小”作家和批评者共同努力。词学思潮的形成与词派的构成也是如此。陈著把众多的“小”词学家纳入研究观照的视野之内，尽可能地展现有清一代词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标志着词学理论研究正朝着纵深发展。 (三)理论与创作并重。将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对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认识统一起来，既注重词学理论著作的探讨，又注重词体创作的阐发，从二者所表现的文学思想的结合和渗透上进行研究，是陈著的又一大特色。如谈到浙西词派朱彝尊师法姜、张，标榜清雅时，即以其创作来进行印证，指出其词追求句琢字炼，力避生凡，时用典故，以至限制性情的抒发，正是朱氏提倡的空中传恨、醇雅所致。在谈到常州派周济重视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时，举周济《蝶恋花》、《玉京秋》等词为例，指出这些词“感人的描写又含有感时伤世之意，正符合所谓‘专寄托不出了’”(第241页)。对云间、西泠、阳羡等词派词学思想的论述也有类似的特点，如在谈到云间派陈子龙的后期词学主张寄托时，指出陈子龙晚年词的创作深有寓意。且举出《浣溪沙·咏杨花》《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为例，说明其寄托的内容随词人身世及政局的变化各有所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四)多角度的社会学批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流变不仅有其自身的脉络可寻，它还往往牵涉到外部环境诸问题。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外部因素总是在某种层次上与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因此，只有将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置于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深层次的观照与考察，才能更清晰地重现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的原生态风貌。陈著在考察从顺治至道光约200年词学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如作者指出，浙派领袖朱彝尊的词学思想是随时势与生活经历的变化而改变的，前期他与清廷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流离于幕府，不得志于时，所以主张作词微言寄托、穷而后工；待到康熙十七年他赴京应博学鸿儒科试，中式授官，不断高升，一方面是严酷的文网，另一方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他在词学主张上便提出“欢愉而后工”之论了。作者在探讨常州派张惠言的词学思想时，指出其评词时表现出的随意性，是受其研究虞氏《易》影响的。虞翻讲卦爻的变化，附会处超过其他汉儒，张氏以虞氏治《易》的方法评词，自然容易流于穿凿附会。这样的分析，从词学家社会角色的变化与社会身份的重叠等方面来把握词学家词学思想的变化与特点，既持之有据，又不落窠臼。 个案研究是如此，即便是对各词派总体词学思想的把握，作者也将之纳入政治情势、社会生活等外部因素所交织的网络之中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观照。如在论述广陵词坛与毗陵词坛的词学思想时，作者指出，毗陵、广陵词人虽在词风上步武云间，但他们生活的背景和云间盛时不同，顺治六七年后南明已经无恢复之望，一方面江南扬州各地开始恢复往日的繁荣，给冶艳之词提供了发展创新余地；一方面海上郑成功部下多次攻到内地，形势的发展忽明忽暗。清王朝借此事件制造文字狱、科场案、奏销案等来残酷镇压知识分子。所以，词虽皆沿《花间》为主之路，创作和创作思想却有了变化，词径已趋广阔，内容也因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的不同而有差异。陈著通过类似的多角度的透视与观照，把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置于复杂的社会批评视野之中，既指出了清代词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揭示出了其变化的深层原因，令人信服。 应该指出的是，陈著也存在着一些未尽人意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全书的外在框架仍未脱离一般文学理论批判史按时代、人物的先后进行论述的基本模式。个别地方，校订不够精审。这些缺憾，期待本书再版时能有所补充和修正。 [作者简介] 钱建状(1971-)，男，安徽无为人，湖北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生，主要从事词学研究； 王兆鹏(1959-)，男，湖北鄂州人，湖北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湖北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3卷第3期2000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