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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翻译家顾寿观先生的《理想国》新译本近期由岳麓书社出版，在国内已经流行多种译本的情况下，该译本的刊行可谓锦上添花。新译本根据古希腊原文直译，参考了多种英、法、德译本，取“信”于先，严谨朴实，为汉语学界的柏拉图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参考。 《理想国》是世界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代表了古希腊理性思维所及的广度和深度。朱光潜先生曾经对此书做过出高度评价：“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在书中对城邦政治提出了深刻见解，构设了正义国家的理想图景，展现了化特定时空问题为人类恒久思考的哲学魅力。 柏拉图生活著述的年代稍晚于孔子。与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情形相似，古希腊当时正经历严重的城邦危机。雅典在与斯巴达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受失败，由此滋生的风气败坏和政治动荡威胁着城邦稳定。柏拉图身逢乱世，目睹雅典的内忧外患，开始谋划理想国家的治理模式，挽救希腊城邦衰败的颓势。与孔子“吾从周”的取向有所不同，柏拉图在理念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理想国家的蓝图，成为后世各种乌托邦方案的开端。理想国是在“彼岸所看到的原型”，是天上才有的“神圣的原型”。柏拉图认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城邦的正义性首先体现为各得其所、各居其位的社会分工。个人是城邦的缩影，城邦是个人的放大。人的灵魂中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种要素，理性具有最高价值，当理性主宰激情和欲望时，个人的身心就是和谐的。与之对应，城邦中也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种要素，它们分别被行使统治职能的哲学家、实施保卫职能的军人和承担生产职能的劳动者所代表。城邦的和谐意味着哲学家领导军人、统治生产者，即理性驾驭激情、控制欲望。与孔子学说中的家国同构、崇尚血缘关系的要义形成对照，柏拉图认为个人与城邦具有同构性，哲学家的智慧和知识具有统领城邦的权威。柏拉图还认为，城邦政治需要德性的支撑。人的美德包括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个部分，与之对应，城邦也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当哲学家、军人和生产者分别具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德性时，城邦正义的德性就实现了。政体的蜕变不仅是制度形式和统治者数量的改变，它还是城邦精神和德性的衰败。为了维持城邦的德性，柏拉图甚至主张废除家庭和私有制，改造人的品质。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生而平等的理想逐渐深入人心，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基于身份地位的社会分工组合成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由此可见，《理想国》彰显的是整体主义秩序而非个人主义权利，反映了西方古典时代的正义追求。 柏拉图的叙述涉及哲学、政治、道德、教育等诸多方面，就学理解读而言富有开放性。怀特海指出，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波普尔则认为，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是极权主义的源头。从中文读者的角度阅读《理想国》，容易将历史上的大同社会与理想国进行类比。而依据《理想国》解读中国的近现代史，又会有相识会意之感。由此想及翻译家顾寿观先生，他在日寇侵国之际于西南联大学习哲学，在宏大理想包裹的政治运动将冲击之际坚持独立思考，并最终完成新译本的翻译。学术生涯与政治际遇的交织刻画了一代知识人的生命轨迹。当我们感慨政治乌托邦化的影响时，面对商品化的大潮压顶和社会不公的乱象丛生，又会有精神孤立的失意和道德讨伐的激愤。现代人的心灵世界需要乌托邦精神的支援，进而与崇高永恒的价值建立联系，超越个体的无力无助。其中纠结的困境或许正显示了《理想国》新译本的当下价值。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0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