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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的艺术学经典导读读本 ——兼论美术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张晓剑 参加讨论

    《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沈语冰/编著,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9月第一版,48.00元
    读到沈语冰先生编著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个我们平素不愿去面对的现实再次被提醒:还有那么多趣味盎然、充满学识和智慧、富于典范意义的西方美术研究成果处于我们这些初学者和一般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因而,这部选文精当、评介深入、视野宽宏的导读之作,其实反衬出国内美术学尤其是美术理论与批评领域在建设上的贫弱:由于对重要文献的缺乏了解,由于批评理论装备的未能及时更新和升级,我们不仅隔膜于不断细化、深化和多样化的西方美术研究,而且至今都未能恰当认识美术学在当代人文学术版图里的位置,难以充分展望美术学的学科前景。
    此书封底的推荐语说:“经典文献是学科之基础,研习者必从此问途。经典文献之目录明,则学科之高度明、梗概见。不明,则学科面目终究模糊不清。”确实,学科的成熟,有赖于基本文献的积累、整理,和进一步的阐发、研究。像这类导读本,虽非高端、原创性的学术专著,但对初学者来说却有引导途径、领略学科梗概的意义,为了解学科里的重要作者、关键问题,特别是相关的基本文献提供方便。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部《美术卷》中倾注了超乎市面寻常读本的心血。在少有前例的情形下,编著者从浩瀚的论著中精选文献,体现出了一位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美术史、美术理论与批评的认知与理解水平;同时,他也把自己阅读发现的喜悦、对美术研究的热情,乃至现实反差而导致的对学科建设的紧迫感,通过导论和导读文字传递给读者。全书选入文献20篇,新翻译的就有14篇之多,其构成体现了编著者的基本用心:一方面让我们回望传统美术学研究达到的高度,比如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这样的“老大师”的成就和境界;另一方面,更多地展现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的前沿动态,将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带到中文读者面前:本雅明·布赫洛、伊夫-阿兰·博瓦、罗莎琳·克劳斯、乔纳森·克拉里等在西方早已名声显赫,而国内却鲜有提及。为了尽量避免与范景中先生规模宏大、涵盖全面的《美术史的形状》重复,他在本书中压缩了美术史的内容,而将重心放到美术学中更为薄弱的美术理论与批评上。
    显然,这个选本似乎并不想拿出一个四平八稳、各方照顾周到的选本,对相关选文和作者也不愿意只停留在一般性的普及说明上。在大致体现学科基本格局的基础上,作者对文献的选择和介绍评论被他个人强烈的问题意识所牵引。全书44万字,导读文字就达到了15万;这些文字除了一般性地介绍作者生平、学术观点,还讨论其学术地位、理论背景,还阐述它们对于中国语境的特殊意义。同时,他并不隐藏自己作为一个编者的立场,在导读里不时表露对于“问题”的看法,澄清混淆,针砭时弊,并且阐扬一些主张。
    可以看出,在这四个板块中,后两个板块其实主要围绕着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后现代主义这三个基本范畴进行。早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中,基于对西方艺术理论与艺术哲学的研读,沈语冰就以这三个术语作为把握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的主要线索,进而将其视为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三大范畴。他大概是最早使用并对其进行界定的国内学者。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感觉到,这三个概念非常清晰地抓住了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的筋脉,为理解现代艺术确立起方便而又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
    在《美术卷》中,沈语冰试图纠正国内学界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视觉艺术不如文学,图像不如文字那么适合表达深刻和广阔的思想,所以在对视觉艺术的研究中,理所当然地要假借更多文学理论、哲学理论的资源。这种偏见,既源于对当代西方美术研究现状的隔膜,也源于我国的此种现实:美术发展没有能够成为理论更新的动力。
    而在西方,视觉艺术、视觉艺术理论的发展已经完全动摇了这种想当然的偏见。沈语冰通过选文,进而通过导读文字告诉我们,在20世纪,“与文学、戏剧、音乐等领域相比,视觉艺术是最前卫的,而且也是为当代艺术理论与美学提供了最有活力的启示的地方”,甚至,视觉艺术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刺激了理论的发展,“当代哲学和美学的进展才是可以想象的”。
    可以说,对视觉艺术之为思想资源的标举和高扬,贯穿了《美术卷》的导论与导读文字,构成全书的主导性意图。沈语冰对这个问题的较劲,在我看来,是要为视觉艺术与视觉艺术研究恢复应有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他要借此说明国内美术学学科缺乏自主和自律的现状,提醒我们美术学学科建设的问题所在。
    而解决之道,在编著者看来,首先要对西方美术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译介和深入研究。他自己从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的译著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翻译,并主编“艺术与观念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等丛书。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仍是做好基础文献的积累工作,有系统、有深度地翻译、介绍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的基本著作,梳理其历史和现状,勾勒其演变、发展的地形图,标出其枢纽或重镇。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结合我国本土语境,结合我国美术史论传统,进行真正的理论创新。”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01日11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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