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费振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我个人时常以为,在百余年的近现代史进程中,北大中文系的存在,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她不唯是一国文化传统的守望者、传播者,也是处于时代前沿的思想重镇,见证了百年来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云卷云舒,远非一个“系”字所能涵盖。因之,对北大中文系相关历史的追忆及研究,也就不仅仅是一“家”一“姓”之史,而是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味。 距离不光产生美感,也会产生客观,曾经尘封良久的沙滩、红楼时期的北大,因为有了近二十年来民国大学研究的热潮,其面目日渐清晰,相关资料也越来越多。然而,燕园里的北大也有近一个甲子的时间了,这一时期,她同样处在时代漩涡的中心,对这段历史的追忆、记录以及反思,或许更为迫切,更意味深长。 史以人传,最鲜活的历史莫过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守望》,讲述的正是一位历史当事者所亲历的一切,是费振刚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教书五十五年的所见、所感、所思,是燕园北大的活历史。 《守望》的结集,缘于一种不能自已的爱——对北大中文系的挚爱。在本书《前言》中,先生所言正是心声:“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到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就整整生活了55年了。在这55年间,我从一个产业工人的儿子成为中外知名大学的学生和教授,还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1998年的前后五年间,担任了中文系自建国后的第五届系主任,我虽然没有以此骄人,但我的内心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这里,他激扬青春,在“大跃进”中度过了火红的学生时代;在这里,他也经历了浊浪滔天的“文革”,迷茫过,彷徨过;在这里,他也曾作为系上掌门人,对中文系的发展劳心劳力……从纯情少年,到华发满头,五十五年的时光,先生与中文系怎能不水乳交融?平日晏坐闲谈之时,先生也时时会聊起系中往事,每每充溢着一种感恩之心,感染着吾辈后生。 在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上,有“33”、“55”、“77”之说,这是人才最为密集的几个年级。这其中,尤以“55级”中出现的知名学者最多,故此,有学者将其归纳为“55级现象”,并加以探讨。可以说,北大中文系55级最能代表燕园北大。而说到55级,最为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了。作为55级的党支部书记,先生亲历了《中国文学史》由“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全部修订过程。“一史封皮三易色,此中甘苦费君探”,廖仲安先生的这句诗,形象地概括了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的不解之缘。这几部著作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几十年,总计发行量逾百万册,哺育了几代学子,其成功是在不间断的修订中完善的,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守望》相当部分内容与此相关,这些文章,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来龙去脉、风风雨雨,提供了许多无可取代的珍贵史料。这些浮出水面的故事,既是在为《中国文学史》立传,也是在书写中国当代的学术史。 先生以宽厚温和见称于系内外,但我想说的是,先生还有一颗刚正的内心,有一颗关心民瘼、忧时伤世的士人之心。先生是有坚持的人,不是那种无原则的“乡愿”。《守望》收录了先生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的几篇文章。《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的大会发言稿》一文,其中许多话,今天仍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不无警示意义:“任何人都不能一贯正确,百分之百的正确。我觉得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风气,那就是我们既敢于背后议论领导,也敢于当面议论领导;既敢于批评下级同志,也敢于批评上级领导同志,乃至于中央领导同志。”这种不唯上、勇于思考、敢于直言的精神,当是北大中文系独立精神的一个缩影吧! 先生在世纪之交的前后五年间,执掌中文系,这使得他对中文系的关心较常人又深入一层,对中文系的发展,也成为先生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本书标题“守望”,也许能体现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吧?在先生看来,在时风激荡的当下,我们需要守望,守望一种价值观念,守望一种精神境界,还有那“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心态。 2009年6月3日,先生突发脑中风,经治疗,虽无大碍,但后遗症还是影响到右手的行动,书写很困难,就是在此情形下,先生顽强地以左手敲击键盘,整理出了过去的一些讲话文稿,收入集中!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希望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推出此书,作为献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谬承先生信任,受命协助书稿的整理、编辑工作,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受,仿佛又回到学校,亲沐老师的教诲!而今,先生远在北美,命我写点东西,交代一下本书的编辑过程,自知文笔疏漏,难免诚惶诚恐,但恭敬不如从命,拉杂写下这些,权作学习笔记吧,只是不知是否得先生用心?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17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