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费振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我个人时常以为，在百余年的近现代史进程中，北大中文系的存在，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她不唯是一国文化传统的守望者、传播者，也是处于时代前沿的思想重镇，见证了百年来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云卷云舒，远非一个“系”字所能涵盖。因之，对北大中文系相关历史的追忆及研究，也就不仅仅是一“家”一“姓”之史，而是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味。 距离不光产生美感，也会产生客观，曾经尘封良久的沙滩、红楼时期的北大，因为有了近二十年来民国大学研究的热潮，其面目日渐清晰，相关资料也越来越多。然而，燕园里的北大也有近一个甲子的时间了，这一时期，她同样处在时代漩涡的中心，对这段历史的追忆、记录以及反思，或许更为迫切，更意味深长。 史以人传，最鲜活的历史莫过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守望》，讲述的正是一位历史当事者所亲历的一切，是费振刚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教书五十五年的所见、所感、所思，是燕园北大的活历史。 《守望》的结集，缘于一种不能自已的爱——对北大中文系的挚爱。在本书《前言》中，先生所言正是心声：“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到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就整整生活了55年了。在这55年间，我从一个产业工人的儿子成为中外知名大学的学生和教授，还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1998年的前后五年间，担任了中文系自建国后的第五届系主任，我虽然没有以此骄人，但我的内心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这里，他激扬青春，在“大跃进”中度过了火红的学生时代；在这里，他也经历了浊浪滔天的“文革”，迷茫过，彷徨过；在这里，他也曾作为系上掌门人，对中文系的发展劳心劳力……从纯情少年，到华发满头，五十五年的时光，先生与中文系怎能不水乳交融？平日晏坐闲谈之时，先生也时时会聊起系中往事，每每充溢着一种感恩之心，感染着吾辈后生。 在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上，有“33”、“55”、“77”之说，这是人才最为密集的几个年级。这其中，尤以“55级”中出现的知名学者最多，故此，有学者将其归纳为“55级现象”，并加以探讨。可以说，北大中文系55级最能代表燕园北大。而说到55级，最为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了。作为55级的党支部书记，先生亲历了《中国文学史》由“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全部修订过程。“一史封皮三易色，此中甘苦费君探”，廖仲安先生的这句诗，形象地概括了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的不解之缘。这几部著作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几十年，总计发行量逾百万册，哺育了几代学子，其成功是在不间断的修订中完善的，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守望》相当部分内容与此相关，这些文章，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的来龙去脉、风风雨雨，提供了许多无可取代的珍贵史料。这些浮出水面的故事，既是在为《中国文学史》立传，也是在书写中国当代的学术史。 先生以宽厚温和见称于系内外，但我想说的是，先生还有一颗刚正的内心，有一颗关心民瘼、忧时伤世的士人之心。先生是有坚持的人，不是那种无原则的“乡愿”。《守望》收录了先生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的几篇文章。《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的大会发言稿》一文，其中许多话，今天仍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不无警示意义：“任何人都不能一贯正确，百分之百的正确。我觉得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风气，那就是我们既敢于背后议论领导，也敢于当面议论领导；既敢于批评下级同志，也敢于批评上级领导同志，乃至于中央领导同志。”这种不唯上、勇于思考、敢于直言的精神，当是北大中文系独立精神的一个缩影吧！ 先生在世纪之交的前后五年间，执掌中文系，这使得他对中文系的关心较常人又深入一层，对中文系的发展，也成为先生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本书标题“守望”，也许能体现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吧？在先生看来，在时风激荡的当下，我们需要守望，守望一种价值观念，守望一种精神境界，还有那“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心态。 2009年6月3日，先生突发脑中风，经治疗，虽无大碍，但后遗症还是影响到右手的行动，书写很困难，就是在此情形下，先生顽强地以左手敲击键盘，整理出了过去的一些讲话文稿，收入集中！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希望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推出此书，作为献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谬承先生信任，受命协助书稿的整理、编辑工作，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受，仿佛又回到学校，亲沐老师的教诲！而今，先生远在北美，命我写点东西，交代一下本书的编辑过程，自知文笔疏漏，难免诚惶诚恐，但恭敬不如从命，拉杂写下这些，权作学习笔记吧，只是不知是否得先生用心？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17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