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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以降，“新诗”成为文苑新宠，而引领风骚数千年的“旧体诗词”形同弃妇，丧失了合法性地位。其实，像鲁迅这样的新文学领袖，从根底上并不喜欢新诗，但站在新文学立场上，他便不能不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尽管私底也有“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的名言，可一旦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立场，他也只能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也不易学。”不过，这只是新旧体之争的一个面相。从另一个面相来看：旧体诗词虽然从中心沦落到了边缘，但它并没有消亡；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还时时显出中兴的气象。且不说鲁迅、毛泽东都是写旧体诗词的高手，即便是曾在新诗坛呼风唤雨的人物如闻一多者，在时过境迁之后蓦然回首，也发出了“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的誓愿。这两个面相看似吊诡，其实并不矛盾。以古诗的演进逻辑而观之，词兴诗未亡，曲兴词未亡；对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前后更替也应作如是观，二者之间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正是有鉴于此，一批学人开始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是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是近年来正在崛起的青年批评家，他的本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突然转向研究旧体诗词，很多人为之不解，他也自嘲为“不务正业”。但对他来说，这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复古守旧，更不是对时下所谓“国学热”的盲目趋奉，而是自有其研究的内在理路。作者自言学生时代“对福柯很是沉迷”，福柯对那些被压抑、被忽视的边缘话语的关注，给他深刻的启发，而他这部《论稿》正是要为一种退居边缘的文体正名。 既有的几部现当代旧体诗词著作，其作者多出身于古典文学专业，以古典文学的方法治现当代旧体诗词，当然有其先天的优势，但也有其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李遇春的优势是以新观旧，熔新旧于一炉，遂为旧体诗词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论稿》选取了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老舍、沈从文、胡风、聂绀弩、吴祖光、茅盾、姚雪垠、臧克家、何其芳作为个案，各赋一章。这12位皆是新文学的大家、名家，论理应该对旧文学弃若敝屣，然而他们却在各种特殊的情势下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旧体诗词的写作。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悖论式的文学史现象，通过博采穷搜，探幽辑佚，让那些在新文学光芒掩盖下的旧体诗词整体性地浮出了历史地表，好比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发掘，将一部监禁史、一部疯癫史和一部性史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这部长达50万字的《论稿》中，作者提出并解答的主要问题有：为什么这些在前半生皈依新体的作家在后半生又重拾旧体？他们的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诗学传统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他们在旧体诗词创作中表露了怎样的现代人格与传统人格？现当代旧体诗词是否取得了足以与新诗比肩而立的成就？作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并没有轻下断语，而是通过不厌其烦的材料引证与比照，尽可能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矛盾性、含混性、多样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所接受的清代朴学与福柯系谱学的双重影响。窃以为，该书最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是通过对郭沫若、田汉等诗人的个案研究，勾勒出了旧体诗词从“现代”向“当代”转型的路径：从“遗民之诗”到“新台阁体”；又进而提炼出他们旧体诗词创作中既冲突又互补的三种类型：“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和“士(仕)人之诗”。而最能见出作者才气的部分，是对沈从文旧体诗词中矛盾的抒情主体(“出世情怀”与“入世情怀”的并置与冲突)的剖析，对胡风旧体诗词中的三重诗性人格(“现代自由人格”、“儒家政治人格”和“道家自然人格”)的揭示，对聂绀弩旧体诗词中的三气(“阿Q气”、“离骚气”和“江湖气”)的解读。 李遇春的旧体诗词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及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都有启示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纳入文学史的叙述，依然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在1950年代以来主流的新文学史著作中，几乎找不到旧体诗词的位置。反对者把对旧体诗词的排斥视为“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在新诗发展的初期，抑“旧”扬“新”是不得已的策略性选择；那么，在新诗已然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就应该有容忍旧体诗词的雅量。更何况，现当代旧体诗词已经显示了不容小视的创作实绩，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新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并为现当代文学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也许是改变现当代文学史格局和现当代文学学科版图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