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仅仅在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人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和谈论空间,即便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论它,常谈常新。这里所说的经典,既可以指文学艺术、学术著作,也可以指那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五四”,如今它成为一段神话,其对20世纪及其之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不用笔者多言,相关的研究著述可以用成百上千来形容,但只要静下心来,细细回味这一历史事件,仍然能获得一种鲜活的感受,仍然能从中获得启发。近读石钟扬先生的《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一书,对此感触颇多。 在该书的前半部,石钟扬先生用了较长的篇幅以及颇为生动、感性的笔墨,重新回顾、描述了这段历史,既讲到了前台的学生,更讲到了幕后的老师,当然,其重点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位人物;由此切入,分析“五四”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必然成因,特别强调“五四三圣”人物的重要历史贡献。其中不少事件和细节,我们已经颇为熟悉,但在阅读时仍然感到新鲜,仍然会被打动。读罢全书,意犹未尽,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何以如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俗话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有自身所处的现实作为背景,不时可以进行对照,从历史反观现实,从中获得人生智慧和启迪。石钟扬先生写作此书,显然也有这个用意在。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以此作为书名,正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回味“五四”这段历史,之所以感到新鲜,之所以仍能被打动,显然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对那些我们生活中欠缺的东西往往会格外关注,引起共鸣。 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和人物,特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心中的第一感受就是: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神话,这样的人物再不可能出现,将来若干年内也未必能够;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长,再也没有这样充满生气、不拘一格的文科总长,再也没有这样一呼百应、开疆拓土的教授。更不用说这三位人物自身的巨大人格魅力了。当下大师、泰斗之类的阿谀之词满天飞,写几篇文章、出几本书就是专家;弄了几个奖、当了个官,就成了著名学者;熬得年岁大些,就变成了大师、泰斗。有的人竟然还欣然接受,颇为自得。评价得有标准,将当下这些所谓的大师、泰斗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放在一起,其荒谬可笑立即就会显现出来。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规律到了当下似乎已经失灵,号称或被尊为大师、泰斗的人倒有不少,但其中有几个能领风骚几百年哪怕几十年?如今的教育及学术体制与“五四”时期的草创相比,要更为系统、完善,中国人口也已是当年的数倍,教育的普及程度也非昔日可比,学术积累日益丰厚,有更多经验、教训可资汲取、借鉴,按道理说应该出现更多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物,但为什么这样的人物再也没有出现呢?相反,不少人在谈论现在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时,更多的是充满忧虑和无奈。翻开报刊,打开网络,要么是教授抄袭,要么是学术不端,要么是学术腐败,要么是文凭作假。当严禁抄袭、遵守学术规范变成对教授学者的最高要求,需要反复强调时,当抄袭者比揭发者还理直气壮时,你还能指望这个时代能出现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样领时代风骚的人物吗? 石钟扬先生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定位为时代的路标,这是非常准确到位的,也是颇有启发性的,它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内心知识分子的一种期许。反观当下的教授学者,其影响力早已不能与这些人物同日而语,他们不仅不是时代的路标,相反还被公众丑化,成为卑琐、无能的代名词,甚至被视为时代的绊脚石。这固然是因为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一阶层的看法和评价也完全发生改变。当下,“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兽”已成为一个流行语,教授学者从人们敬仰的对象已经变成被嘲讽、蔑视的靶子。如此鲜明的对比,怎么能不让人为之感慨万千,产生今不如昔的感叹。当大学失去灵魂,当知识分子丧失人文精神,自我矮化,沦为官僚或论文机器时,你能指望他们成为时代的路标吗? 据说该书最后一章围绕着一个假设展开论述,那就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如果生活在20世纪下半期的大陆地区,他们的命运该会如何?这样的假设是很吸引人的,此前人们曾热烈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主角则是鲁迅。当然这一假设会让一些人感到尴尬乃至不舒服,所以这一章最后被删去了,读者无缘看到。我对这一话题颇感兴趣,觉得可以继续问下去,提出如下一个假设,也许更有意思,也更有现实感:假如三人生活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 依照我对当下高校教师生存状态的了解,最可能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身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肯定比当时更忙,他必须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本科评估以及各类名目繁多的检查,要为本校多上几个博士站点、多出几名院士、长江学者之类的面子人物而积极公关,更要为学校的搬迁和基建费心,要么坐在谈判桌上,要么坐在主席台上,要么坐在酒店的包间里。至于本校的学生和老师,那是肯定见不到这位校长的,除非在开学或毕业典礼这样的场合,因为他是副部级干部,因为他是大官。 身为文科总长的陈独秀尽管行政级别不如蔡元培,但他忙碌的程度也不亚于校长,让他费心的,是各种学科、中心、基地、项目、奖项的评选以及各种名目的考核、会议。他还要为全院的创收和教师员工的福利绞尽脑汁,和校内、校外的其他单位竞争,至于老师的职称、住房乃至同事间的吵架、配偶的偷情、孩子的入学等,都是他必须关心而且要解决的。他会忙得像华威先生一样满天飞,平常很难见到其踪影。如此忙碌,自然没有心思来办《新青年》,即使办的话,也难免不收版面费。 至于身为名教授或学术明星的胡适,同样会忙碌异常,职称、项目、评奖一个都不能少,都是需要极力争取的,否则很难在学校立足。电视、报刊上露露面,保持知名度,也必不可少。闲暇时再到什么讲坛、讲堂之类的地方走走场子,挣点外快。至于文章,也不能随便发表,一定得选择核心刊物,最好是CSSCI收录的期刊,否则像《文学改良刍议》、《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这样的文章在年终考核时,什么都不算,不管这些文章水准有多高,影响有多大。假如任务量或工分不够,是要被扣津贴的。 忙碌归忙碌,个人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假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生活在当下,他们得到的东西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奇,从自己写的、编的、挂名的一套套、一本本的学术著作,到国家级、省部级的各类金光闪闪的荣誉、奖项、名号,再到连自己都弄不清名目的各种收入。尽管“五四”期间教授的工资相当之高,曾令后人羡慕不已,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如果生活当下,他们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当时。但问题在于,如此庸庸碌碌的蔡元培还是蔡元培吗?如此八面玲珑的陈独秀还是陈独秀吗?如此利欲熏心的胡适还是胡适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理由不必多说,用一句流行语来说,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90多年过去了,中国再也出不了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人物,大家只能在平庸的年代里随波逐流、稀里糊涂地过着平庸的生活。 一个人再睿智,再有能力,也无法改变整个社会,何况当下的一些知识分子早已经没有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大家更愿意“与时俱进”、同流合污。更多的时候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他们能大刀阔斧地改造当年的北京大学,但他们假如生活在今天,可能面对一个中文系都一筹莫展,在铁板一块的教育和学术制度面前碰壁。当大学沦落为等级森严的衙门,当校长、院长沦落为摇头晃脑的官僚,当教授沦落为麻木不仁的论文机器,你还能指望这样贫瘠荒芜的土地能培养出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吗?畸形的机制产怪胎,这大概是对当前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的准确描述。 感谢石钟扬先生和他的《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提供了这样一个浮想联翩的好机会,它让笔者重新回顾了这段历史,也更看清了现实。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原载:《博览群书》(2010年12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