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先生的近著《孔夫子与现代世界》由陈先生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发表的十八篇文章组成，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各篇“在思路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说陈先生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的主要视野是现代中国，那么该书的视域则直接指向现代世界。就内容而言，并没有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而是以《孔子与当代中国》（2007）为开篇，以《走向真正的世界——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2005）为结尾，始于中国，终于世界，结构安排别具匠心。照陈先生的说法，就是要“把孔子和儒家的问题放进古老文明现代发展的纵深视野，置诸全球化的现实处境，以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相结合的态度，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一个更深入的水平”。 针对90年代的全球伦理运动中的人权论说，陈先生指出 “如果说‘人权’实际上是指个人面对国家要求的一种权利，则儒家思想中并无人权的观念。但‘人权’的诉求相应地可表达为国家或政府的义务。因此如果把‘人权’的内容从政府所应保障的人民的权利这一角度来表达，则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物。”“儒家在现代社会不会反对公民及政治权利，不会反对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但仍然必定反对道德伦理上的自由和相对主义。”“这种多元文化的体现，是当今推动全球伦理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应当受到注意和尊重的前提与背景。” “公共知识分子”曾经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在《儒家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中，陈先生首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身份特征、不同倾向进行了分疏，指出“共同参与构建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是其共同特征。由此，陈先生对儒家知识分子，即士人阶层的公共性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对“道”及“天下”关怀集中体现了士阶层的公共性。“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儒家性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 当今世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以来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就此而言，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所倡导的“万物一体”的仁学境界，包含着一种生态学面向，可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有机一体的生态观”，以对治西方文明的困境。“这种立场可能会在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当代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要求之间提供一种平衡。” 关于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陈先生对韦伯以来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检讨，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勤劳、节俭、自我克制、敬业乐群、奉公守法、乐于学习等品质是符合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的。而世俗儒家伦理中的家族主义，在同化现代化过程的初级阶段中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即使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同化毫不相干，从文化的立场上来说，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人的终极关怀、人生意义、社会交往仍有意义。 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一文中，陈来先生历史地叙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至文革期间儒学与中国文化曾经历的历次冲击，不过儒学并没有因此走向消亡，陈先生指出：“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儒家伦理之所以不断成为讨论的焦点，是“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及对克服此分裂的要求”。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从理势合一角度讨论了全球化问题，指出在文化上应该提倡“以理抗势”，“必须发展起一些新的、富于多元性的世界文化概念和文化理解”，即提倡一种平等的“价值的多元普遍性”，变“西方化”为“世界化”。 谈论儒学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既要了解儒学的历史，又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处境及面临的问题，其中包含传统与现代这一课题。而讨论儒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除了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外，更涉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因此需要对世界文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及当今世界面临的实际问题洞若观火，因而更加不易。陈来先生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同时又能对西方的各种理论“入室操戈”，因此处理起来显得游刃有余。同时，与《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两书一样，该书也表现了陈来先生的诸多文化关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儒学人文主义的关怀，以及对文化的多元普遍性的追求等等。全书史论结合得非常完美，对探讨21世纪儒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具有典范意义。 返回目录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下一篇  陈来先生的近著《孔夫子与现代世界》由陈先生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发表的十八篇文章组成，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各篇“在思路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说陈先生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的主要视野是现代中国，那么该书的视域则直接指向现代世界。就内容而言，并没有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而是以《孔子与当代中国》（2007）为开篇，以《走向真正的世界——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2005）为结尾，始于中国，终于世界，结构安排别具匠心。照陈先生的说法，就是要“把孔子和儒家的问题放进古老文明现代发展的纵深视野，置诸全球化的现实处境，以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相结合的态度，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一个更深入的水平”。 针对90年代的全球伦理运动中的人权论说，陈先生指出 “如果说‘人权’实际上是指个人面对国家要求的一种权利，则儒家思想中并无人权的观念。但‘人权’的诉求相应地可表达为国家或政府的义务。因此如果把‘人权’的内容从政府所应保障的人民的权利这一角度来表达，则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物。”“儒家在现代社会不会反对公民及政治权利，不会反对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但仍然必定反对道德伦理上的自由和相对主义。”“这种多元文化的体现，是当今推动全球伦理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应当受到注意和尊重的前提与背景。” “公共知识分子”曾经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在《儒家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中，陈先生首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身份特征、不同倾向进行了分疏，指出“共同参与构建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是其共同特征。由此，陈先生对儒家知识分子，即士人阶层的公共性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对“道”及“天下”关怀集中体现了士阶层的公共性。“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儒家性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现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富于历史感受和道德自觉。” 当今世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以来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就此而言，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所倡导的“万物一体”的仁学境界，包含着一种生态学面向，可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有机一体的生态观”，以对治西方文明的困境。“这种立场可能会在旧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当代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要求之间提供一种平衡。” 关于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陈先生对韦伯以来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检讨，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勤劳、节俭、自我克制、敬业乐群、奉公守法、乐于学习等品质是符合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的。而世俗儒家伦理中的家族主义，在同化现代化过程的初级阶段中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即使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同化毫不相干，从文化的立场上来说，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人的终极关怀、人生意义、社会交往仍有意义。 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一文中，陈来先生历史地叙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至文革期间儒学与中国文化曾经历的历次冲击，不过儒学并没有因此走向消亡，陈先生指出：“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儒家伦理之所以不断成为讨论的焦点，是“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及对克服此分裂的要求”。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从理势合一角度讨论了全球化问题，指出在文化上应该提倡“以理抗势”，“必须发展起一些新的、富于多元性的世界文化概念和文化理解”，即提倡一种平等的“价值的多元普遍性”，变“西方化”为“世界化”。 谈论儒学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既要了解儒学的历史，又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处境及面临的问题，其中包含传统与现代这一课题。而讨论儒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除了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外，更涉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因此需要对世界文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及当今世界面临的实际问题洞若观火，因而更加不易。陈来先生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同时又能对西方的各种理论“入室操戈”，因此处理起来显得游刃有余。同时，与《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两书一样，该书也表现了陈来先生的诸多文化关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儒学人文主义的关怀，以及对文化的多元普遍性的追求等等。全书史论结合得非常完美，对探讨21世纪儒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具有典范意义。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6月22日09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