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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为代表的明清世情小说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红学”因此成为不折不扣的显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喧嚣、热闹的“金（《金瓶梅》）学”也大有成为准显学的趋势。仅以此前的“红学”研究为例，不论有些“研究者”的学殖如何，只要敢大胆假设，就不愁得不出林黛玉系乾隆之母，《红楼梦》的作者乃洪昇之类的结论。因此，如果将林林总总的“红学”和“金学”“研究成果”汇集一处，其规模足以填塞出一个中型图书馆。 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些学者不慕虚名，摈弃浮华，毅然选择寂寞和坚守。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是默默耕耘在明清文学领域的高校一线教师，从未想过一夜成名，而往往甘愿坐数十年的“冷板凳”，以换取一本扎实而富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赵兴勤先生和他的新著《理学思潮和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理学》），即是如此。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研治古代戏曲小说近四十年，其擅长打破学术惯性，“自立门户”。是著便不从惯常的小说史研究思路入手，而选择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命题（牵涉哲学、文学、史学等），这本身就是学术胆魄和创新意识的体现。诚如书中所言：理学，作为南宋以降的官方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一定程度地笼罩并影响、支配着社会意识，属于典型的“上位”文化；世情小说，基本是失意文人知识活动的产物，浸染着理想情趣或民间趣味，大体上属于“下位”文化。理学，注重性与理，属于思想范畴；世情小说，注重文与情，属于文学范畴。赵兴勤先生以并列结构的《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为题，并不是将理学思潮的递嬗与世情小说的历史（包括其他小说的世情描写部分）这两个概念平行展开，而是力图通过一些结点的研究，努力探讨二者的合契以及疏离，探究它们“矛盾着的交织与纠缠”。全书计四十万言，厘为八章，即“世情小说的流变”、“理学与世情小说”、“理学的嬗变与世情小说的构建”、“《金瓶梅词话》的耸峙与世情小说的分流”、“《金瓶梅词话》对理学的消融与解构”、 “‘事’、‘理’相依：话语的转换与叙事策略的调整”、“理学的反拨与世情小说的诗性叙事”、“清代学术与才学小说的兴起”，这些篇幅对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全面的梳理。笔者捧读，有如入宝山之感，细心涵咏体味，该成果的学术创新之处，约略有如下几端： 其一，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世情小说与理学思潮的关系。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小说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但从思想史入手的成果尚不多见，尤其是对世情小说与理学思潮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更付阙如。《理学》一书，在一定意义上将便具有了开先河的作用。赵兴勤先生在著作中着力探讨了三大问题，即理学与世情小说的关系是如何生成的？世情小说的结撰过程究竟接纳了理学哪些层面的精神？世情小说的作者通过叙事建构完成了对话语权的争夺，这一过程中“上位”文化与“下位”文化之间究竟有哪些位移，其间正统性的理学思想（伦理思想）既作为“矛”、又作为“盾”，在作品中是如何实现可能的精神和解的？对这些问题的诠释，正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其二，对朱子哲学的生成、对理学式微多重因素的检讨、对王学勃兴与思想话语权的下移等哲学命题的新解颇具新意。作者从朱子哲学的生成背景入手，重新梳理了理学从确立到式微的过程，浓缩出一部理学简史，且在旧命题中不断阐发出新意，观点言之有据，新人耳目。如：“尽管朱子于身后集万千荣宠于一身，但其思想却遭到扭曲和篡改。在官方教育读本中，程朱思想特别是朱子学中理性的一面，不断被人为淡忘或有意误读、遮蔽。‘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具有特殊历史针对性的矫激之语，却得以反复渲染，进而被引为‘经典’的全部。职是之故，落第举子看到的只是理学的枯燥与无情，市民看到的不过是理学的压抑与禁欲，有思想的个体看到的乃是理学的空洞、苍白以及了无情趣，戴着阶级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学人看到的却是虚伪与反人性。于是，理学对最高哲学范畴‘理’的深思与穷索，理学家日以义理浸渍人心的德行修养功夫以及理学所特蕴的对主体人格精神的涵蕴、对儒学精神的承继发扬、对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或搁置了。即便后世一些普通的知识个体，在对朱子之学的体认过程中也充斥着无知的傲慢和偏狭的成见。正如明代思想家薛瑄所论，‘后人之于朱子之书之意尚不能遍观而尽识，或辄逞己见，妄有疵议；或剿拾成说，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朱子之学，以希冀与政治联姻、改善当世之环境起步，到为政治“绑架”，沦为维护纲常伦理的工具和被孤立的道德逻辑，不幸从一个硬币的正面走向了反面。”（见该书《绪论》） 其三，研究视野的开阔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内缘”、“外缘”相结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目下，不管是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一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外缘性研究都被视作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简单描写，“不足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解释”。革命时代红躁一时的阶级分析法、资产阶级萌芽说等，现今已被学界嗤之以鼻，甚至有学者过激地认为此类看法是“踵谬叠伪，不堪闻问”、“睁眼说瞎话”。以思想史研究为例，有海外中国学者认为“撇开政治、经济及外在因素不问，也可以讲出一套思想史”，其提倡的“内在理路”说备受推崇，在大陆广泛流传。赵兴勤先生则认为：由“外缘”研究到“内缘”捕捉的转向，既是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也是一场学术变革的兴起。但是，同夸大“外缘”的影响作用一样，片面强调“内缘”也未必是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发展逻辑的决定因素，是“内缘”、“外缘”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诸如政治、经济之类大时代的“外缘”未必对每一个个体产生作用，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内缘”，更多只是对外界刺激的折射与反馈，并不是孤立无由的行为本身。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抛弃历史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独立性而将“外缘”简单黏附的作法，而要做的，则是通过尽可能还原历史语境，打通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膜与障碍，用“理解之同情”的目光，考量历史风尘中事物本身的真实印辙、交互变化以及动态发展，从而建构新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无疑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其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如最先认识到世情小说作者从“文以载道”到“以文自慰”的转向；认为《金瓶梅词话》的结构来源于元明之际的家庭伦理剧；《红楼梦》中冷子兴的形象，与《桃花扇》中老礼赞有所关联。至于论述部分，更多文笔佳妙，理趣盎然，读之令人会心之处。如评价“艳情小说”：一方面蔓延了《金瓶梅词话》的情色表征，另一方面抛落了《金瓶梅词话》的精神实质。它们的作者平面化了《金瓶梅词话》的叙述空间，舍弃了笑笑生落笔的“快意的痛苦”。此类小说以拙劣不堪的情节结构、粗俗庸滥的内容铺叙、形象单一的人物描写、千篇一律的伪饰之词，构筑了一堵阻碍小说艺术发展的“灰墙”。至于艳情小说在“后《金瓶梅词话》时代”的泛滥，恰恰反证了封建尾声肉身的遮蔽与沉沦，反证了知识/话语个体对压抑的释放与反拨，反证了封建伦理秩序面对浊流时的颓弱与坍塌，同样，也影射出士子在扭曲的时代症候里的人格分裂与精神殊途。一句话，艳情小说想象力的苍白羸弱与文学性的缺失业已成为制约小说“经典化”的瓶颈。论述诗性思维与才子佳人小说结撰的关系：“明清之交大量涌现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诗’有着不解之缘。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有形的诗歌是错落其间的‘七宝楼台’，炫耀着作者的才情，导引着叙事的走向；在内在的精神涵养上，潜蕴的诗性又制约小说情节的结撰，限定了故事的因果。牵引才子佳人小说的‘诗性思维’，既是历史惯性的必然显现，又是文化精神的孕育结晶。其间象喻式的言说，恰是作者现实感知与梦幻记忆的温柔叠合。‘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言情小说的作者，走出了艳情小说的雾障，用自己的智慧之根，拓展了小说史的有机空间。但是一个又一个完美两性关系的泡影，在困顿无助的现实面前，最终都只能是‘花落水流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该书一些章节，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时，便引起过不小的社会反响，或被全文转载，或被当下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年鉴摘编，还有的被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等高校教授在博士、硕士班上进行专题研讨。全书出版后，又很快销售告罄，现已入藏海内外近百家图书馆。仅以港台为例，就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等众多知名机构购入作为馆藏。该书出版不久，香港一家出版机构的总编辑，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学者、教授就主动来信，对该著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表示迫切希望与赵兴勤先生结识，且多次来函探讨有关学术问题。近日，又有台湾学者在著名的《书目季刊》杂志上刊发专文对《理学》一书进行推介，认为“颇具创新意义”，是“更为丰满可信的小说史叙写”的有益探索，论述“持平公允”，“颇多精彩之笔”。（第四十四卷第三期） 总之，《理学》的出版，开辟了小说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其间包蕴的学术探索精神，值得认真思考和回味。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法》中认为，“大凡读书，先要强晓得书之人是何心肠”。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也说，“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从生活中选择出来的东西”。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赵兴勤先生得出了多数世情小说的作者或为“载道”、或为“写心”的创作动因。在笔者看来，赵先生近年笔耕不辍，何尝不有借《赵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中国古典戏曲小说考论》（2004）、《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2005）、《赵翼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2010）、《元遗山研究》（台北：2011）这一连串严谨、踏实、厚重的学术著作，为淡泊名利的学人发抒“惟文堪慰”之心呢！ （作者系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南京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