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作为中国学术史、思想文化史上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理论形态,源远流长,它植根于先秦伦理文化的土壤,兴于宋元而盛于明清;而其时正是世情小说流派发轫、勃兴的时代,显然,二者之间复杂纠葛关系的考量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目前虽有一些论文和专著涉及这一领域,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恒夫《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等,但多属提纲挈领,疏略难免;《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一书(下称《理学》)的出版,则填补了相关空白,拓展了这一研究领域,并将古代文学和古代小说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该书作者为徐州师范大学教授赵兴勤先生,文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全书分绪论和八个章节,洋洋四十多万言,围绕了理学伦理与世情小说的话题,阐述了二者“交织与纠缠”(P23)的关系,解析了理学伦理思想对世情小说内容、题旨、人物、情节以及叙事、嬗变诸多层面问题。九个部分自成体系,又相对独立,论述重点是世情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小说和《金瓶梅》,以及艳情小说、才学小说等。《理学》一书具有如下四个特色: 一是视角独特,厚积薄发。理学把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混合,将封建伦理上升为宇宙本体,形成理学伦理。于是,传统伦理思想借助官方哲学的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笼罩着明清时代的芸芸众生。而世情小说主要描写“冷暖之人情、男女之爱情、升沉之宦情、穷达之士情、密疏之亲情”,以及各种“民间世情”(P82,P105),人情百态无不受社会伦理观念的支配或影响。因此,以伦理视角透视世情小说可谓批郄导窾,切中肯綮。该书的《伦理的演化与文本的表述》、《儒学思想的蜕变与小说创作路向的转移》、《理学异端的崛起于世情小说家的创作心理》、《理学营垒的分化与世情小说文化品格的追求》、《家反宅乱:<金瓶梅>对家庭范式的颠覆》、《<金瓶梅词话>与传统伦理的错轨》和《“事”、“理”相依:话语的转换与叙事策略的调整》等章节,均是这一视阈下卓出的研究成果。赵兴勤先生治学注重积累,主张集腋成裘,厚积薄发。他对理学与世情小说的课题浸淫三十多年,撰有相关论文多篇,以及论著《明清小说论稿》、《古代小说与伦理》、《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其中后两书被《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专条收录,《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等编《中国图书年鉴 2006》列为“年度重点书简”加以介绍。《理学》正是作者数十年积累、酝酿的最终结晶。 二是考镜源流,穷幽极微。《理学》无论是学术思想的揭橥,还是文学源流的发明,以及理学、世情关系的剖析,无不注重厘清源流,梳理条陈,并在此基础上评判得失,得出结论。如《绪论》对理学的探讨,虽然重点放在朱熹之学,但能由此及彼,抉微发覆,要言不烦,使读者对理学的产生、形成、特点、内涵、影响、衰微、转向等问题都有明晰而准确的把握。而关于理学为“政治绑架”、为后世误读(P9-10)的分析;朱熹之“理”与二程之“理”的比较(P22-23);在明代学术转向原因的探究中,论断统治者对理学的抬举,虽提高了其声望,但“大大萎缩了它的发展空间”,加速了其僵化进程等等,洞隐烛微,均为中的之语,极具识见。再如第一章对世情小说流变的探讨,从上古神话、周代《诗经》发端,溯及汉晋唐宋的诗文曲赋,元明清的戏曲、小说,通过考镜源流,提出唐代以前作品“所反映的多是上流社会的世情”,“系之以感慨,缺乏应有的评判、剖析”,而且各自成篇,独立发展;唐宋开始,“描摹世情”但“未能穷形尽相”,有了合流的趋势;直到明清小说,“既有形象化的描绘,也有理性的批判”,“各种世情得到进一步的融合”(P81-82),如此追源溯流,条分缕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其它如分析世情小说诗性叙事、才子佳人小说话语转换、世情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才学小说的兴起等,都体现出辨析源流、穷幽极微的特点。 三是回归文本,剖析精到。文本细读是英美新批评术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起源于二十世纪西方语义学流派,后来被国内学界借用,专指从文本出发,尊重文本,充分挖掘文本蕴含的丰富内涵,以消解当下研究中忽视作品阅读,唯宏观、唯理论的空疏学风。古代小说作品数量庞大,不少研究者不能或不愿沉心于文本阅读,他们往往借助所谓新理论、新视角,掩饰对作品的无知和隔膜,鹦鹉学舌,换汤不换药。《理学》一书则极为重视文本细读,所有观点均是建立在认真细致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其作者淡泊名利,心无旁骛,数十年沉浸于世情小说构筑的文本世界中,对许多作品能如数家珍,对许多细节可以随手拈来,又兼识见通达,使该书体现了一种稳健而独到的文风。如第三章第一节论述才子佳人小说的婚姻理想、作家的创作心理等问题时,就详细地剖析了十多部才子佳人小说作品内容,指出这是“大多受到理学异端思想浸染”的结果,与王艮等人的自然人性论有关(P168)。《好逑传》中水冰心、铁中玉相亲相爱,同室夜话,却要以一道防嫌的珠帘相隔,作者认为:“水、铁之间的这道竹帘,恰恰反映了作家思想深处新、旧道德的冲突,即既想对旧道德进行改良、修正,又缺乏足够的胆魄和勇气”(P171),可见解读之精细,品味之独到。因为能将观点建立在文本阅读和睿智思考的基础上,所以该书创获颇多,新见不少。如《金瓶梅词话》五十八回磨镜叟之事与阳明之学论述圣人、常人之心的关系(P51),《定情人》双星之语“活泼泼在前”源自王艮“天性之体,本自活泼”(P55),西门庆、晁思孝等恣情纵欲形象与罗钦顺“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耳”(P158)关系,《红楼梦》冷子兴与《桃花扇》老赞礼的渊源(P245),理学家的人格追求对作家审美情趣的影响(P186),其它如第二章第二节关于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批判,第四章第二节对统治者和小说家“情、淫观”的辨析,等等,都是独出胸臆,发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四是重视实证,翔实厚重。实证作为研究方法的提出,源于十九世纪实证哲学的兴起,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中早已有之。实证研究是针对近年学界一度盛行“主观臆测”的浮躁之风,一些有识之士如章培恒、陈思和等人的倡导。“在研究方法上,提倡宏观与微观结合,强调实证研究,是克服当前某些领域学术浮躁,追求学术严谨,规范学术研究,形成朴实学风的应走之路”(《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理学》一书便是倡导实证学风的结晶。该书在观点的获取上,不仅旁征博引,在经史子集乃至国外论著中爬罗剔抉,搜集材料,相互印证,而且尤为注重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提炼,以大量客观材料支撑论点。例如第六章第二节对世情小说“守经行权”话语的提取,就分别列取了《金云翘》、《春柳莺》、《梅兰佳话》、《麟儿报》、《飞花咏》、《玉娇梨》、《女才子书》等多个实例,逐个剖析,结论自然水到渠成、无懈可击。第四章第三节将《金瓶梅词话》和《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从多个角度逐一比较,归纳出前者中的武松“成了匆匆来往的过客,仅作为潘金莲的配角而存在”,从而推理出“这一主次位置的颠倒,轻重戏份的错置,则明显预示着阳刚之气的锐减,而阴柔之气却渐占上风。”(P241),见解新颖又令人信服。作者擅长考证,该书多处使用了文献考证的功夫,如对《金瓶梅》借古小说以扩充情节的考证(P241-242),第五章第四节对“鞋杯”的考证等等。 要之,《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一书,体现了作者赵兴勤先生一贯的平实而严谨的风格,其研究成果推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其研究方法则昭示了当下学风的转向。 ——作者系四川大学博士、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