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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作为中国学术史、思想文化史上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理论形态，源远流长，它植根于先秦伦理文化的土壤，兴于宋元而盛于明清；而其时正是世情小说流派发轫、勃兴的时代，显然，二者之间复杂纠葛关系的考量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目前虽有一些论文和专著涉及这一领域，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恒夫《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等，但多属提纲挈领，疏略难免；《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一书（下称《理学》）的出版，则填补了相关空白，拓展了这一研究领域，并将古代文学和古代小说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该书作者为徐州师范大学教授赵兴勤先生，文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全书分绪论和八个章节，洋洋四十多万言，围绕了理学伦理与世情小说的话题，阐述了二者“交织与纠缠”（P23）的关系，解析了理学伦理思想对世情小说内容、题旨、人物、情节以及叙事、嬗变诸多层面问题。九个部分自成体系，又相对独立，论述重点是世情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小说和《金瓶梅》，以及艳情小说、才学小说等。《理学》一书具有如下四个特色： 一是视角独特，厚积薄发。理学把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混合，将封建伦理上升为宇宙本体，形成理学伦理。于是，传统伦理思想借助官方哲学的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笼罩着明清时代的芸芸众生。而世情小说主要描写“冷暖之人情、男女之爱情、升沉之宦情、穷达之士情、密疏之亲情”，以及各种“民间世情”（P82，P105），人情百态无不受社会伦理观念的支配或影响。因此，以伦理视角透视世情小说可谓批郄导窾，切中肯綮。该书的《伦理的演化与文本的表述》、《儒学思想的蜕变与小说创作路向的转移》、《理学异端的崛起于世情小说家的创作心理》、《理学营垒的分化与世情小说文化品格的追求》、《家反宅乱：<金瓶梅>对家庭范式的颠覆》、《<金瓶梅词话>与传统伦理的错轨》和《“事”、“理”相依：话语的转换与叙事策略的调整》等章节，均是这一视阈下卓出的研究成果。赵兴勤先生治学注重积累，主张集腋成裘，厚积薄发。他对理学与世情小说的课题浸淫三十多年，撰有相关论文多篇，以及论著《明清小说论稿》、《古代小说与伦理》、《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其中后两书被《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专条收录，《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等编《中国图书年鉴 2006》列为“年度重点书简”加以介绍。《理学》正是作者数十年积累、酝酿的最终结晶。 二是考镜源流，穷幽极微。《理学》无论是学术思想的揭橥，还是文学源流的发明，以及理学、世情关系的剖析，无不注重厘清源流，梳理条陈，并在此基础上评判得失，得出结论。如《绪论》对理学的探讨，虽然重点放在朱熹之学，但能由此及彼，抉微发覆，要言不烦，使读者对理学的产生、形成、特点、内涵、影响、衰微、转向等问题都有明晰而准确的把握。而关于理学为“政治绑架”、为后世误读（P9-10）的分析；朱熹之“理”与二程之“理”的比较（P22-23）；在明代学术转向原因的探究中，论断统治者对理学的抬举，虽提高了其声望，但“大大萎缩了它的发展空间”，加速了其僵化进程等等，洞隐烛微，均为中的之语，极具识见。再如第一章对世情小说流变的探讨，从上古神话、周代《诗经》发端，溯及汉晋唐宋的诗文曲赋，元明清的戏曲、小说，通过考镜源流，提出唐代以前作品“所反映的多是上流社会的世情”，“系之以感慨，缺乏应有的评判、剖析”，而且各自成篇，独立发展；唐宋开始，“描摹世情”但“未能穷形尽相”，有了合流的趋势；直到明清小说，“既有形象化的描绘，也有理性的批判”，“各种世情得到进一步的融合”（P81-82），如此追源溯流，条分缕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其它如分析世情小说诗性叙事、才子佳人小说话语转换、世情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才学小说的兴起等，都体现出辨析源流、穷幽极微的特点。 三是回归文本，剖析精到。文本细读是英美新批评术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起源于二十世纪西方语义学流派，后来被国内学界借用，专指从文本出发，尊重文本，充分挖掘文本蕴含的丰富内涵，以消解当下研究中忽视作品阅读，唯宏观、唯理论的空疏学风。古代小说作品数量庞大，不少研究者不能或不愿沉心于文本阅读，他们往往借助所谓新理论、新视角，掩饰对作品的无知和隔膜，鹦鹉学舌，换汤不换药。《理学》一书则极为重视文本细读，所有观点均是建立在认真细致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其作者淡泊名利，心无旁骛，数十年沉浸于世情小说构筑的文本世界中，对许多作品能如数家珍，对许多细节可以随手拈来，又兼识见通达，使该书体现了一种稳健而独到的文风。如第三章第一节论述才子佳人小说的婚姻理想、作家的创作心理等问题时，就详细地剖析了十多部才子佳人小说作品内容，指出这是“大多受到理学异端思想浸染”的结果，与王艮等人的自然人性论有关（P168）。《好逑传》中水冰心、铁中玉相亲相爱，同室夜话，却要以一道防嫌的珠帘相隔，作者认为：“水、铁之间的这道竹帘，恰恰反映了作家思想深处新、旧道德的冲突，即既想对旧道德进行改良、修正，又缺乏足够的胆魄和勇气”（P171），可见解读之精细，品味之独到。因为能将观点建立在文本阅读和睿智思考的基础上，所以该书创获颇多，新见不少。如《金瓶梅词话》五十八回磨镜叟之事与阳明之学论述圣人、常人之心的关系（P51），《定情人》双星之语“活泼泼在前”源自王艮“天性之体，本自活泼”（P55），西门庆、晁思孝等恣情纵欲形象与罗钦顺“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耳”（P158）关系，《红楼梦》冷子兴与《桃花扇》老赞礼的渊源（P245），理学家的人格追求对作家审美情趣的影响（P186），其它如第二章第二节关于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批判，第四章第二节对统治者和小说家“情、淫观”的辨析，等等，都是独出胸臆，发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四是重视实证，翔实厚重。实证作为研究方法的提出，源于十九世纪实证哲学的兴起，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中早已有之。实证研究是针对近年学界一度盛行“主观臆测”的浮躁之风，一些有识之士如章培恒、陈思和等人的倡导。“在研究方法上，提倡宏观与微观结合，强调实证研究，是克服当前某些领域学术浮躁，追求学术严谨，规范学术研究，形成朴实学风的应走之路”（《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理学》一书便是倡导实证学风的结晶。该书在观点的获取上，不仅旁征博引，在经史子集乃至国外论著中爬罗剔抉，搜集材料，相互印证，而且尤为注重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提炼，以大量客观材料支撑论点。例如第六章第二节对世情小说“守经行权”话语的提取，就分别列取了《金云翘》、《春柳莺》、《梅兰佳话》、《麟儿报》、《飞花咏》、《玉娇梨》、《女才子书》等多个实例，逐个剖析，结论自然水到渠成、无懈可击。第四章第三节将《金瓶梅词话》和《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从多个角度逐一比较，归纳出前者中的武松“成了匆匆来往的过客，仅作为潘金莲的配角而存在”，从而推理出“这一主次位置的颠倒，轻重戏份的错置，则明显预示着阳刚之气的锐减，而阴柔之气却渐占上风。”（P241），见解新颖又令人信服。作者擅长考证，该书多处使用了文献考证的功夫，如对《金瓶梅》借古小说以扩充情节的考证（P241-242），第五章第四节对“鞋杯”的考证等等。 要之，《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一书，体现了作者赵兴勤先生一贯的平实而严谨的风格，其研究成果推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其研究方法则昭示了当下学风的转向。 ——作者系四川大学博士、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