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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隶的母亲”再现于中国——评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王正斌 参加讨论

    著名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见《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1期)以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仁的5封书信(第1封信写于2002年3月21日,第5封信写于2009年6月3日),为线索,串联起5段故事(第5段故事是一个剧本),讲述了“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生平经历,其目的是为了给“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姑姑于1937年出生,到1997年退休,在其7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生大致经历了共和国的“黄金时代”(1954—1957,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文革”时代、“改革开放”时代这三个历史时期。
    姑姑在她的“黄金时代”,用科学的方法代替接生婆接生,一共接生1645名婴儿(她一生共接生9883名),她自称是“活菩萨”、“送子娘娘”,受到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陈鼻和“我”分别是姑姑接生的第一、第二个孩子,而我们的命运却判若云泥。
    从“文革”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厉行“计划生育”的时代。经过新中国的生育高峰后,为了控制爆增的人口,政府提出了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当时,姑姑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上的领导者)。县剧团曾经派小分队到各村演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姑姑认为,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国家难富强”,因此,为了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即使要姑姑“献出这条老命,也是值得的。”用“我”的妻子王仁美的话说,“党要姑姑爬刀山,姑姑就爬刀山;党要姑姑跳火海,姑姑就跳火海。”那时当地的土政策是非常厉害的——“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在这种野蛮的政策下,“我”的妻子王仁美(为了给我生儿子)、陈鼻的妻子王胆(也是为了生儿子)一个个都成了“计划生育”的牺牲品,她们都因为流产(产后)大出血而死亡。在这个时期,姑姑既接生了很多婴儿,也扼杀了许多非法怀孕的“孽子”,在乡亲们的心目中,她更多的是一名残忍的“杀手”。
    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曾经消失了的旧传统、旧势力死灰复燃,“文革”时被当四旧拆毁的“娘娘庙”,又在原址上重建,而且更加富丽堂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许多当年神圣得要掉脑袋的事物,如今都成为笑谈;许多当年令万人仰目的职业,如今也都成了下九流。过去被姑姑奉为“神圣使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竟成了一纸空文,现实是——“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有个煤矿主,钱多得用尺量,农民工在黑煤窑里为他们卖命,他们住在北京、上海、洛杉机、旧金山、墨尔本、多伦多的豪华别墅里与他们的“二奶”或是“三奶”们制造小孩。
    不仅如此,还有一套歪理论,剧中人李手说:(让二奶生)“这是丑事吗?这是时髦,是新潮,是改良基因,是扶贫济弱,是拉动内需促发展。”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坚决执行者的姑姑和小狮子,为了让“我”传宗接代,不成绝户,竟然瞒着“我”,偷取“我”的小蝌蚪,去找人代孕;而为“我”代孕的竟然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像姑姑这样一个有着坚强党性和坚定信仰的老共产党员,到了晚年(退休以后),居然干出坑蒙拐骗、夺人婴儿的丑事来,她一生的光辉形象因此大打折扣。
    纵观姑姑一生的命运,折射出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其生命的意义由神圣而虚无,由肯定而否定,其人生价值由崇高而失落,终至于消解。她一生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变得毫无价值,最后,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当代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血汗劳动制度。一些人大发横财,一夜暴富;一些人穷困潦倒,生计无着: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了。正如民间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小说《娃》所描写的残酷现实。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的观念是:“多子多福”。与此相关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夫子语,而非小说中所说的孔夫子语)。这一传统观念,不仅在普通百姓中普遍存在,如王仁美和她的婆婆(即“我”的母亲)、陈鼻、王胆;而且在高官、大款中存在,如肖下唇、小毕;就连作为知识分子的妇产科医生姑姑和小狮子也同样存在。由此可见,这封建遗毒是多么顽固而厉害。过去曾经批判过的“重男轻女思想”,如今又死灰复燃,而且呈泛滥成灾之势。
    小说《蛙》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写姑姑功过参半的一生经历;暗线实写的是陈鼻、陈眉父女的悲惨命运,并试图揭示产生这悲惨命运的原因:金钱至上的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
    小说名称为《蛙》,谐音为“娃”,既与计划生育内容相关联,又暗指袁腮明里办“养牛蛙公司”,实际上干是的“生娃娃”生意,即经营“代孕公司”。业务分为“有性怀孕”和“无性怀孕”两种。“有性怀孕”,就是陪着那男人睡觉,像两口子一样,住在一起,直到怀孕为止。代孕者都是美女,有大专以上学历,最低费用20万元。“无性怀孕”,就是把那男人的精子,用试管,注到女人子宫里。这些代孕女子,相貌极为可怕,但这可怕的相貌不是天生的,她们原先都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可是因为玩具厂发生火灾而被毁容,她们价格便宜,生男孩5万,女孩3万……
    找“代孕公司”的男人非富即贵,有的是既富且贵。他们既想生儿子继承万贯家产,又怕被罚款。找人代孕,可以编造理由,避免罚款。正是这些“富贵人”,肆无忌惮地大生小孩,破坏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使过去曾经神圣庄严的使命变得毫无意义。
    这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被国民党暗杀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曾经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故事讲的是一个皮匠兼农民,因为境况不佳而积累下债务,又因抽烟,喝酒,赌钱而更加贫穷,以致全家挨饿。为了不至于饿死,经媒婆介绍,皮匠以100元的价格,将妻子出典给一个想生儿子的秀才(其家有200良田,是地主)三年。妻子离开5岁的儿子春宝,来到秀才家,与秀才同居生活。第二年秋天,典妻给地主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秋宝。三年期满,典妻被迫离开新生的儿子秋宝,回到原来贫穷的丈夫家中。原本8岁看上去只有5岁的儿子春宝(3年中几乎没有变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这篇小说旨在揭露20世纪20年代军阀统治给中国农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农民破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女人,变成了给地主传宗接代的工具,其实是性奴隶。小说批判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和非人道的“典妻制度”。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走过80年以后,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在继续上演着“借腹生子”的悲剧,而且是公司化经营,以牟取暴利,令人触目惊心。袁腮的“牛蛙养殖中心”,打着养牛蛙的旗号,干着替富贵人家生娃娃的勾当。他们公司有20间密室,雇了20个女人,有结过婚的,有未结过婚的;有丑的,有俊的;有有性怀孕的,有无性怀孕的……实行规模经营,明码标价。这些女人,实际上就是替高官或大款等“富贵人”生孩子的工具或机器,其实质也是性奴隶。
    陈眉就是“无性代孕”女人中的一员。其父亲陈鼻,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当年为生儿子,令其妻子计划外怀孕,结果超生陈眉,致使妻子死亡。陈鼻被罚款5800元,从此日日酗酒,醉后即打骂陈眉姐妹。后来,陈眉随姐姐陈耳南下广东打工,一是想挣钱替父亲还债,二是想寻一个光明前程。不承想一场大火,烧死好几百人,姐姐被烧死,陈眉被严重毁容。那些被烧伤的姐妹们,已经有5个人因照镜子后,丧失信心而自杀了。后来,陈眉的父亲陈鼻因遭遇车祸住院,为替父亲偿还住院费,陈眉只好去做“无性代孕”。没想到,生了儿子之后,孩子被抢走,他们用死猫冒充儿子,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代孕费也只付了一万元。中国女性身体受奴役,经济被剥削,精神受伤害,可谓无以复加。
    为什么中国女性比如陈眉,她们的命运会如此悲惨?
    作者在小说中曾借“我”之口,发议论道:
    陈耳和陈眉,曾经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姐妹结伴南下,去外面闯荡……我听说她们去了东丽毛绒玩具厂,厂商是外国人……姐妹俩那样的姿色那样的聪明,在那样纸醉金迷的环境里,如果想赚钱,想享受,其实只要豁出去身体就可以了。但她们在车间里出卖劳动力,忍受着血汗劳动制度,忍受着血腥的剥削,最后,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碳,一个被烧毁面容,妹妹之所以死里逃生是姐姐用身体掩护了她。可痛可悲可怜!这说明她们没有堕落,是两个冰清玉洁的好孩子。
    在这里,作者揭示了陈眉悲惨命运的原因:是在血汗工厂里受到了外国资本家血腥的剥削与奴役!如此美貌而又纯洁的女孩子却被毁灭,这不是性格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制度的悲剧。
    在剧本中,作者借警察小魏之口,两次骂道:“……那些资本家的心真是黑透了……”“这些可恶的资本家!应该把他们抓起来,通通枪毙!”
    正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改变了陈眉一生的命运,把她打入了人间地狱,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小说就像剥笋一样,一层层剥去外皮,逐步接近内核。
    在剧本中,两个黑衣人(黑社会)想谋杀陈眉,其父陈鼻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请看下面一段原文:
    陈鼻:眉子,你恨我,我理解;你不认我,我同意。但你不能跟他们走,他们把你的孩子卖了,你如果跟他们走,他们就会把你推到河里淹死,然后伪造一个你跳河自杀的现场,这样的事,他们干过不止一次了……
    黑衣人甲:老东西,我看你真是活够了,有这样污人清白的吗?
    黑衣人乙:你胡说什么?我们这样的社会,哪有你说的这些凶杀、暗杀的丑恶现象?
    黑衣人甲:一定是去路边店里看录象看多了。
    黑衣人乙:脑子里出现了幻觉。
    黑衣人甲: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资本主义。
    黑衣人乙:把好人当成了坏人。
    黑衣人甲: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陈鼻:你们本来就是驴肝肺,牛杂碎,是猫、狗吣出来的脏东西,是社会渣滓下三滥……
    这一段文字非常重要,运用的是“春秋笔法”,其中有微言大义,暗藏玄机。
    两个黑衣人认为,“我们这样的社会,不会有凶杀、暗杀这些丑恶现象”,是陈鼻脑子里出现了幻觉,用公式表示即: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好人﹦坏人
    好心﹦驴肝肺
    陈鼻肯定了最后一个公式,非常确定地说“你们本来就是驴肝肺,牛杂碎……”。对其他两个公式未予置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官方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香港学者郎咸平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赤裸裸的人吃人的资本主义。”指的就是这种血汗工厂的血腥剥削制度。正是这种血腥剥削制度,造成了陈鼻和陈眉无比悲惨的命运。
    作者以敏锐、犀利的目光,大胆、深刻的思想,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今的社会现实(尽管作家在剧本中把人物活动的时间设定在中华民国时期,但其内容都是描写和反映当代生活的):资本剥削的制度,血汗工厂,黑煤窑,凶杀、暗杀,二奶、三奶,毒牛奶,拐卖儿童,经济入侵(日、韩、台湾企业投资),文化入侵(新建的天主教堂、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
    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乱象,几乎都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令人不得不深思:“我们这样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吗?
    陈鼻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一生真是无比的悲惨。他老婆死了,大女儿烧死了,小女儿被毁容,又为“我”代孕。他出车祸后成了残疾人,在这唐吉诃德饭馆里,扮演着死去的名人或虚构的怪人,其处境,跟北京著名的“天堂”歌舞厅大门外那个侏儒门童,与广州“水帘洞”洗浴中心那个巨人门童的处境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在出卖身体:侏儒出卖他的矮,巨人出卖他的高,陈鼻出卖他的大鼻子;陈眉和她那些被烧伤的姐妹们则在出卖她们的子宫和孩子。他们的处境同样无比悲惨。
    如果说,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只是揭露了“典妻”作为富人传宗接代的工具,批判的是不合理的典妻制度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莫言的小说《蛙》则是对当代的“代孕公司”借女人生孩子,牟取暴利,对女性实施经济剥削和精神摧残的行为,进行谴责和批判。不仅如此,作者还把批判的目标集中指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封建传统观念,强烈谴责那些凭借权力和金钱为所欲为的高官和大款们。他们和80年前的秀才地主们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更没有什么进步——无非都是想生个儿子继承“万贯家财”罢了。这也正是私有制度的罪恶目的所在。
    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为了金钱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出卖朋友,出卖亲人,出卖身体,出卖孩子……这是多么残酷而血腥的现实!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原始积累的过程来看,资本的确是以牺牲道德、挑战法律、蔑视人性为代价的,充满着血腥和肮脏。
    为了描述资本的逐利本性,马克思引用邓宁格的话说:“《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邓宁格《工会与罢工》第36页)”(见《资本论》第一卷,第83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孙中山曾经在“三民主义”中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毛泽东对此完全赞同,并在建国后把私有资本收归国有,以造福于本国人民。可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却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是背道而驰的。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资本必须由人类理性加以控制,而不能任凭它自由泛滥,否则,它就会制造更大的人间灾难和人间惨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指出,WTO的规则是美欧的“富人俱乐部”制定的。这个机构打开了廉价劳动力的防洪闸。美国美其名曰“全球化”,其实这不过是里根式的“自由放任”向全世界的传播——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市场”。新的WTO规则给美国整个工业行业找到了一条外包捷径,把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里去;美国从中得益,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大飙升。首批国家如墨西哥免税的边境加工区最受欢迎。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外包的首选国家,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
    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和随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其实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为尼克松的出访做准备的,正是亨利。基辛格和戴维·洛克菲勒。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打开中国,让美国的经济渗透进去,是洛克菲勒和美国精英的百年之梦,自从1840年他们帮助英国人打了鸦片战争以后,他们一直都在这样梦想。洛克菲勒和美国的金融和工业精英是这样想的:只要他们能够用现代投资诱使中国上套,他们就能把中国纳入他们的“新世界秩序”,即他们设计和建构起来的全球化模式,就能实现压低工资和提高利润。中国将会对美国市场产生依赖。这是一种新式的“鸦片战争 ”。(见威廉·恩道尔《当前的全球危机与中国》)
    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在20世纪,它制造了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日本的经济停滞,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衰退。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逐步融入了西方经济体系,也被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并遭受重创。资本的全球扩张,造成了许多的人间悲剧。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很多人因失去工作,失去住房,而被逼上了绝路,被迫自杀。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吃人本性再次得到了有力证明。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正是在所谓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对陈鼻和陈眉父女悲惨命运的描述和悲剧原因的揭示,告诉世人:自由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资本剥削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一切灾难和悲剧的根源。这就是这篇现实主义作品的深刻主题所在。
    原载:《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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