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邱瑞中教授对《燕行录》研究的论文集。 以前对朝鲜的史籍除《李朝实录》外一无所知,直到前些日子书晓寄来一本《燕行录研究》,才发现朝鲜的史籍中,竟还有专门记录中国方面的资料,其内容之详尽,涉及范围之广泛,时间之连贯,都是同类文献中少见之物。 为外国写史,我只见过清朝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然而《燕行录》和它不同,《燕行录》中的记载均是当时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作的第一手材料,时效性很强,可信度也很高。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每年都要派出很多使节来访,或谢恩使,或通报本国事务的特使,也有贡使、商队等等,对于他们来说,有生之年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是一件令人激动而又兴奋的事情,为此有人不惜自降身份,希望能够进入访华的使团之中,好一睹天朝上国的风采。中国的一切,对于他们又是那么充满新鲜与魅力,他们在自己的日记、诗文中详细记录着他们所看到的经历到的一切,风土人情、时事政议,无所不包。这便是《燕行录》的形成。 中国史家很少记录本国风俗,这出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工作的缺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考证古代风俗的时候,需要从大量的诗词杂文或者小说中寻找蛛丝马迹,这也是为什么《红楼梦》受到民俗专家们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在《燕行录》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大量的相关记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朝的宫门居然有训练过的大象把守,若不是当时人所见,我们简直都不敢想象。 《燕行录》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对中国史料的补充性,早年吴晗先生在《李朝实录》中发现了朝鲜史料中记载的中国资料,并写出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资料》这样一部巨著,为研究明清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燕行录》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价值,而且要比《李朝实录》记录的年代更加广泛,内容更加详尽。明清史是中国信史中最扑朔迷离、最让人雾里看花的史料,这主要是由于清朝乾隆时期对大量史书的删改,许多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资料被统统抹杀,许多真相被曲解,而民间流传的私史,又由于民族仇恨的关系,对清政府也多有污蔑歪曲,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难以区分和辨别这些材料的真伪,为历史研究增加了许多障碍。而《燕行录》的出现,则为我们厘清了很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燕行录》的可信程度高。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博士在他的《史学研究法》中指出:“史料价值分为六等,其历史事件发生时,当时当地由当事者本人所作成的史料,如主要当事者的日记、参谋人员的备忘录等为一等史料,据历史事件发生的事件、地点最近,或虽然地点相同,但在时间上稍晚而由当事者本人所作成的史料,亦即补记比较精密者为二等史料……”按照这种区分方法,《燕行录》是当之无愧的一等或者二等史料,以《燕行录》中《昭显世子沈阳日记》和《沈馆录》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松锦会战的经过、皇太极之死、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和多尔衮进北京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从中我们便可以对这些事情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不必再听信什么“孝庄招降洪承畴”、“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之类的野史僻说。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这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于历史,我们也要以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研究的准绳,《燕行录》中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完全可信,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法国历史学家朗鲁瓦与班汉默认为:“作者的陈述究竟有无虚伪成分,应考察①作者的利害关系②同情反感③虚荣心④服从舆论”,很明显,朝鲜方面还是对清朝很反感的,甚至有很多朝鲜知识分子拒绝使用清朝年号,邱教授对于这样的朝鲜士人称之为“北伐派”,北伐派影响很大,是当时朝鲜社会的主流,昭显世子回国不久后即暴病死,恐怕北伐派也脱不了干系,从金宗一上给仁祖李倧的状启上,我们会发现昭显世子与清朝关系比较密切(参见昭显世子日记中对于清帝的称呼变化),在大的环境压力下(李朝中后期受两班集团左右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李倧还经历过丁卯胡变,所以害死昭显世子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情。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燕行录》中对清朝的歪曲,也不见得丝毫不存在。且回忆录这种东西,也由于时效性、历史局限性有重大关系(很多日记是不可能在中国详细记录的,如果被搜查出来问题会很严重,只能回国再写,以金昌业见康熙时伪造日记为例),班汉默在《史学方法论》上说:“……但回忆录既有一己的经验出发,其闻见自有限,偏见处自不能免,且夸耀一己之长,忽于一己之短,此亦人之常情,即此一端,已足发生偏见矣。余如不完全或错误之记忆,亦可杂于其中,则尤为极常见事。”举个例子,朝鲜人认为努尔哈赤家族应该姓“佟”,而其家女婿皆姓“童”,邱教授亦从此说,认为“童”为建州女真之大姓,“佟”为小姓氏,朝鲜人对通婚家族的姓氏问题要求极严,如若同姓,不能以二字分示,故努尔哈赤家族原姓“佟”。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朝鲜人禁止通行婚姻不假,但中国并无此禁忌,申忠一以两字分示,恐怕是其认为均写同字不符合朝鲜人的习惯(这习惯在很多翻译文献中都有),另外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太祖四年(1395年)已巳条记载:“吾都里上万户童猛哥贴木儿等五人来献土物。”这说明努尔哈赤家族是姓“童”的。童猛哥贴木儿即孟特穆,又名猛哥贴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先祖,朝鲜文献《龙飞御天歌》中记载:“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贴木儿,……斡朵里,地名,……夹温,姓也;……猛哥贴木儿,名也……”。夹温,即金、元女真人的夹谷氏,汉姓为童,或写作佟、仝。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在诸文献上也作童山,董山生脱罗、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生福满,福满生觉昌安(叫场),觉昌安生塔克世,塔克世生努尔哈赤,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家族姓“童”毫无疑问,“童”、“佟”实乃一姓。 无论如何,《燕行录》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早年朝鲜认识中国的第一手材料,《燕行录》就当引起大家的足够认识,并积极投身于这门学问当中,我想,这不单是邱瑞中教授的愿望,也应该成为我国诸多历史爱好者奋斗的目标。 认识《燕行录》,从这本书开始。 原载: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