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学是一门研究吐鲁番及其邻近地区地上、地下历史文化遗产的学问,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其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这项工作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有人涉足了,清朝末年,缪荃孙、杨守敬等学人围绕着吐鲁番所出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写跋语、作评论;随后罗振玉校录其文,并作出考订。1911年王树撰《新疆访古录》,特别注意并且著录了十余件私家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还作了考订。1914年罗振玉依据日本探险队从吐鲁番所获墓志资料,出版了《西陲石刻录》、《高昌麴氏系谱》等;不久,王国维发表的《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及《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也是对出土古文献作的考释。然而,这在当时只是当作一种出土新资料而作的偶发性研究,既没有对地下文物进行科学发掘的材料作基础,也没有对出土材料作出批量的整理,更没有能结合吐鲁番的地域特点作出广泛联系性的系列研究。 1928 年以后,黄文弼先生两次对吐鲁番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及其附近的墓葬作了考察、发掘,还调查了诸古遗址、寺窟,使得中国的吐鲁番学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实际考察和研究的阶段。然而,这一阶段的成熟期却在上世纪的50至70年代。50年代以后,新疆考古队对吐鲁番古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70 年代又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国家级的整理,其重要的标志是以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成立及其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诞生。这意味着中国的吐鲁番学已经完全成熟地展现于世界学术之林,在此基础上,中国敦煌学界、吐鲁番学界、西域学界的学人们在讨论成立专业学会时,考虑到学术领域的异同特点,决定将学会名称定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于1983年9月正式成立。“吐鲁番学”这一名称,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虽然性质相同,但也有一些历史性的、地域性的特点,客观地、科学地、不断深入地分析、认识这些特点,也是从事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本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追随唐长孺先生从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对吐鲁番地区的历史发展作过钻研,对吐鲁番地区的东、西、南、北的历史遗迹、地形地貌、山泽泉渠及其生态,不止一次地作过考察,故而能一直关注着吐鲁番学的发展及其学科的建设;吐鲁番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价值、意义及其学术史等,发表了一些见解,或议论;对吐鲁番学所涉及的历史及文化,吐鲁番文书学的研究方法及内容的扩展等方面,作过一些归纳和自我总结。不论其是否正确,现均将其呈现出来,以就教于学术界,同时也作为进入到新世纪以后,给吐鲁番学的建设作的一份献礼。 (《论吐鲁番学》,陈国灿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4月出版,定价60.00 元) 原载:古籍新书报 2010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