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因侨居陕西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主要著作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及《语录》等,后人编为《张子全书》。 本书是西方人研究张载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完成于1982 年,初版于1984 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作者葛艾儒,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1979—1980 年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经常跟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讨论有关张载的问题,成果之一就是这本《张载的思想》,旨在重新建构张载的哲学体系。 书分五章:第一章“十一世纪的学术环境”,介绍张载哲学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指出了新一代知识精英的出现及其争论的中心问题,即贯穿万物的“道”究竟是什么?由此又引申出“人性是什么”和“心是什么”这两大话题。第二章“天地”,介绍张载的宇宙论,认为气、阴阳、天、神这四个概念是它的基础,阐述了张氏天地观的两大主题:如何排佛,如何“一以贯之”。第三章“人”,介绍张载的人性论,指出张氏通过对“天地之性”(天理)和“气质之性”(人欲)的划分,把孟子的性善说发挥成自家的理论体系,并与他的天地观统一了起来。“气质之性”阻碍“天地之性”的生发,因此人必须克服秉性的局限,以便识得其内在的“天性”,因此强调“学”的重要,认为学自能“变化气质”。第四章“圣人”,介绍张载的理想人格,围绕“圣人是什么”(主体)和“圣人做什么”(功用)这两大问题,指出圣人就是充分识得自身潜力的人,圣人通过“大其心”(本心,非“成心”)以“尽其性”(全然识得其潜能),已经打通物我之隔,达到“无我”之境,“无我”故能“体天下之物”,“知几”(得乎时中)故能随事应运、游刃有余。第五章“结论”,总结前文并讨论了张载学派与二程学派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历史命运。 作者认为理解宋明新儒家的最好办法,就是精读其中某位思想家——比如张氏——的著作。因此他的研究方法也很直接,即从反复阅读张氏著作开始,先对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随即采用简单的标准,选取若干张氏辨析入微的哲学概念,再把他论述这些概念的所有文字分别纂集起来,通过对这些文字作整体上的考察,尝试去理解这些概念对于张氏的意义所在,本书第二至第四章(“天地”、“人”、“圣人”)便是如此努力的结果。因为本来就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所以作者认为此书“或许会引起两类人的兴趣,一类人是汉学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张氏哲学思想的专著问世;二是非专业人士,他们或许对中国哲学有些兴趣,想知道一下中国哲人对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些什么看法”(《前言》)。 张载以四句教名垂千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他的哲学肯定天地宇宙的真实性,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同一个“理”来统御的,“天”不过是宇宙自发之理的一个比喻,“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理义,总之则却是天”(《经学理窟•诗书篇》)。“天地之性”即是“天道”,“性与天道,不见于小大之别也”(《正蒙•诚明篇》)。天道即是“天理”,“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同上)。 张载的学派被称为“关学”,是宋代理学四大派(濂、洛、关、闽)之一。张载的思想与后来成为“正统”的程朱派有别(张讲“气”、程朱讲“理”),但仍对整个宋明理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因为张载抓住了理学的核心问题,即天理人欲的问题。张载讲天理人欲和二程有两点不同,一点是他认为人欲是不能灭的,“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正蒙•乾称篇》)。另一点是他认为天理是“众所向者”,“《书》称天应如影响,其福祸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己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经学理窟•诗书篇》)。中国哲学重人生,求快乐,于百姓日用中求得万物一体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国哲人的快乐,在张载那里具体表现为“民胞物与”这一精神:“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篇》首段,即《西铭》)。 孔子或许不能改变鲁国,但最终能影响世界,张氏又何尝不然?当此重温经典、反求传统之际,推出这部由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哲人的研究著作,或能起到他山攻错的效果? (《张载的思想》(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葛艾儒著,罗立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11月出版,定价38.00 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