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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而言之，就是由时间贯穿起来的人和事件。文学则是用凝聚和刻画的特有方式来呈现历史的一种形式。而对于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感受和认识反过来又需要时间。例如唐代文学的价值，就是在当代人和宋明以后人持续的感受中被认识的；宋代文学的特征，也是在当代人及明清以后人的赞成与反对中逐渐被廓清的。明清文学的被认知历程自然应该也是如此。惟距今时间尚不远（尤其是清代文学），故对其面貌和性质的认识，目前仍还处在探究的过程之中，尚未达成如同唐宋文学那样的共识程度。当然，如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文学和历史的体认，又总是不可能穷尽的，永无停止的那一刻。 此次编纂《清乾嘉诗文名家丛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是尝试认识清代文学特征的一次新的努力。 清代文学由于距今较近，较多地受到诸如晚清以来所谓“新学”的影响，以及西式生活方式流行等现实因素的干扰，一直并非正常地处于主流研究及普遍阅读的边缘。在诸种体例中，小说、戏曲等或以俗文学之故，尚能稍受优待，诗、文等正统样式则最为新派人士所排击，如“桐城文派”、“同光体”等文、诗派别，多被置于负面的地位，误会至今未能尽去。直至近三十年，对于清代诗文的正面研究，方才渐次开展。 如再就诗、文之体进一步细究之，则清初和晚清两个时期之作，以能反映家国变故、社会动荡的缘故，其遇又稍优；惟中叶乾隆、嘉庆两朝，或又以“国家幸”之故，作为文学时期反而最受漠视，诗、文作家能被新派文学观诠释的，可谓寥若晨星。故今欲研究有清一代之诗文，宜其从世人相对较为陌生的乾嘉时期入手乎？ 乾隆朝历六十年，嘉庆朝历二十五年，前后凡八十五年，约占全部清代历史的三分之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此后欧西文明长驱直入，中华文明遂不复纯粹矣。作为文学创作的外在生成环境，这一“传统盛世殿军”的特殊性质，使得乾嘉时期文学最后一次从内容趣味到技法形式仍然整体地保持着传统样色，其内在所有的发展变化，都仍属固有范畴内部之事。而在这一点上，诗、文以其正统性，较之其它体例显示得尤为典型。这个最大的时代社会性质最终投射予文学的影响，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都是最值得关注的。它使乾嘉诗文而不是此后的道咸同光文学，平添上文学史最近一块“化石”的意义。 另一个方面，与此义形同悖论的是：事实上国家的幸与不幸，对文学的优劣又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在现实层面上，国家幸，诗人也可以不幸；而诗人又可能将现实的“不幸”，转换超越为文学的“幸”，这才是永恒的。这也才可以解释堪称中国文学最上品之一的《红楼梦》何以产生于此一盛世时期的事实。本时期袁枚、汪中、黄景仁等诗家文家的现象，莫不如是。纵览全清一代诗史，前期的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以及后期的龚自珍、郑珍、陈三立，也莫不如是。 这一个末期盛世的诗、文作品数量和作者数量，如以迄今容量仍为最大且最具一代整体之观的诗文总集《晚晴簃诗汇》和《清文汇》为据，作者即已达1700馀家之多，诗7600馀首，文近2000篇，比例占到四分之一以上。而实际的总数目，按照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著录，乾隆朝诗文家达四千二百馀人，诗文集近五千种；嘉庆朝诗文家一千三百八十馀人，诗文集近一千五百种。这是目前最为确切的统计了。这个庞大的数量表明其时诗文写作风气的普及，应该是不在话下的。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9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