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苑》作为一部总集,具有全集和选集的双重性质。所谓全集,就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所谓选集,就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就第一层意义说,《古文苑》是一部辑佚学著作;就第二层意义说,则是一部文学作品选集。这部书一共收录有264篇唐以前的诗文,这些文章不见于《昭明文选》和有关史传,只有一部分见于唐人类书。所以,它是研究唐前文学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后人辑佚唐前文学作品,这部书是丰富的宝藏。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现代学者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从这部书中搜取了诸多作品。但是《古文苑》的来路不清,极大地影响了它的文献价值。 王晓鹃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文苑研究》,就试图解决《古文苑》的来历和身世。作为王晓鹃的指导教师,这部书的初稿和修改稿我都认真读过,我觉得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创新之处。 第一,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文苑》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新说。比如《古文苑》的编者,这是一个近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最早把《古文苑》编成九卷的南宋人韩元吉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写的整理记中说:“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从此以后,说起《古文苑》,大致都是沿袭韩元吉的说法。当然,也有学者间或提出过不同意见,如清人顾广圻《与孙渊如观察论九卷本〈古文苑〉书》就认为是宋人所编,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则说是章樵所编。顾氏提出了问题,论证尚嫌不足。郭老的说法只是一种随意之说,更不足为训: 因为章樵重编此书(1232年)前半个多世纪,韩元吉已明确记载刻印此书了。《古文苑论稿》则通过详尽的考证,得出《古文苑》成书时间大致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其编者可能是著名金石学家王厚之;它是在北宋孙洙《杂文章》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一说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成一家之说。 比如,关于章樵《古文苑注》的价值,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古文苑》章樵注聊胜于无而已”,由于钱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他的说法影响很大,很多人因此就认为章注可取者不多。《古文苑论稿》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章樵注所做的工作做了系统梳理,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章樵校注时增加诗文32篇,不仅基本补全九卷本所录的一部分单篇诗文,而且进一步保存了汉魏佚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二是章樵调整篇目次序,修改篇名,补勘文字,注音释义,注释典章制度名物地理,对我们整体理解作品无疑有积极意义。三是章樵在作者下设置小传,于篇目下设置题解的校注法也值得肯定。当然,其校注也有不足之处,如录文有遗讹现象,对一些作者也疏于考辨等。 此外,本书在《古文苑》的版本流传、《古文苑》收录作家作品的分类及其别集的流传、《古文苑》收录文章的标准、《杂文章》与《古文苑》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些新的观点,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古文苑》的研究。 第二,对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比较灵活的运用,是《古文苑论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比如本书考证《古文苑》的成书时代,先从书中收录文章的来源入手。考证《木兰诗》录自《乐府诗集》,又进而考证郭茂倩的生平,以确定《乐府诗集》成书于1056 —1063年(宋仁宗嘉祐元年至八年);考证《石鼓文》的录文源自北宋时石鼓第六鼓被截断之后;考证《诅楚文》当录自宋室南渡原拓散落以后,等等。据此,《古文苑》成书于唐代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再考察相关文献,发现唐代以至北宋人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古文苑》的任何记载;既然世传《古文苑》是孙巨源得之于佛寺,又对孙氏的生平、交游、著述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排查,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和《古文苑》有关的蛛丝马迹;而最早记载《古文苑》的是南宋郑樵的《通志》(成书于公元1161年),此后,《容斋续笔》、《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读书附志》皆著录。南宋中晚期,学者引用《古文苑》已很普遍。而南宋最有权威的目录《郡斋读书志》( 成书于公元1151年)却没有著录《古文苑》。通过钩稽晁公武的家世、仕宦经历、学术积累和学术成就,认为晁氏不是有意忽略或不著录《古文苑》,而在其撰写《郡斋读书志》时,《古文苑》并不存在。通过对《郡斋读书志》所收书目和作者进行的统计和考索,又佐证了的这一怀疑。最后作者把《古文苑》的成书锁定在公元1151 —1161年之间。 那么这十年当中,谁是编辑《古文苑》的最可能的人呢?作者通过对《古文苑》编辑体例的分析,认为全书以刻石文冠于首卷,其中包含了编者的信息,即编此书者可能是一位金石学家。然后按此思路顺藤摸瓜,在当时较多的金石学家中,发现有郑樵、薛尚功、施宿、王厚之四位最符合编辑条件,最后用排除法,从对《古文苑》收录的石刻文的看法的差异、录文的异同等最后确定编者应当是王厚之。并对孙巨源编辑的《杂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杂文章》57篇辞赋是《古文苑》收录58篇辞赋的基础,并因此而增补成260余篇的《古文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厚之才托名北宋名臣孙巨源,借以自重其作。 当然说《古文苑》是王厚之所编,早在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中就有说明,而且范氏还具体说是南宋绍兴己卯(1159)王厚之编的。但范氏只说一句,其根据可能是王厚之所讲自己收藏《石鼓文》拓本的经过:“绍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再没有进行论证。在学术史上,前人只提出了猜想,而由后人进行证实者,屡见不鲜。如清人邹汉勋在古韵界提出“娘日二纽归泥”,后来章太炎先生进行了详细论证,证成了此说;钱玄同提出“邪母古读定”,我的老师郭晋稀教授通过大量的三代韵文、古读、谐声、异文等材料,论证《说文》中所有的邪母字上古都读定母。所以《天一阁书目》只提了一句,而由王晓鹃进行详细论证,符合学术史上步步推进的成规。(未完待续) (《古文苑研究》,王晓鹃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定价27.00元) 原载:古籍新书报2011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