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利益  
     谁主沉浮——资本（资本统治工人）
      
    企业文化 
    （逻辑转折：偶然的大火）
     
    烧掉了物质利益
    谁主沉浮——工人（工人对抗资本）
    烧掉了企业文化
     
    

    如图所示，对于“谁主沉浮”的答案，小说的答案就有了两个：资本，或者工人。当然，可能会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这两个答案先后出现、有所侧重，似乎作者更愿意看重的是工人对命运的自我掌控。毕竟在小说结尾处，“资本”的强大力量被暂时压抑到了幕后，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彰显出来了。话说回来，这种乐观的第二结论，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资本的掌控能力是永远失败了，还是偶然的撤退？
    我们更应该看到，“资本主宰”转向“工人自主”——这一悲观转向乐观的结论变换，其枢纽恰恰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祸从天降或曰火从天降，是两种主宰力量“你方唱罢，我来登场”的换气口。这样的权力交接，显然太和平、也太天真了。更理智的读者应该问的是：如果没有这场大火，是否知识阶层与资本家的结盟就不会出现裂缝？如果没有这场大火，“企业文化”是否就能真的俘虏工人？如果没有“天上掉馅饼”式的一次大火，资本对工人的统治，是否就永远无法被打破？
    求助于偶然性，在文学创造力上属于偷懒，在思想上则是不经推论就急于求成：如果资本自身不先遇到麻烦，或者如果全知全能的小说家不故意制造麻烦，工人是永远无法觉醒的。这条脆弱的虚线箭头，可遇而不可求。这无疑从内部瓦解了工人觉醒的必然性：工人取代资本的结论，缺乏必然的说服力。小说的后半部，无法彻底征服小说前半部，资本的强大阴影，像幽灵一般追蹑在工人抗争宿命之路上，永恒地质问着合法斗争的前景。
    二、众声喧哗到单语独白
    ——两种意义背后的风格断裂
    早有理论家概括道，底层文学中的“主题欲望化、生活奇观化、内容偶遇化模式”恰恰暗合消费主义流向[3]；此外，“性爱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伪底层的‘艰难’分享与图解”、“考古、丑化和戏谑”以及“形式主义的陷阱”也是底层写作的四个陷阱[4]。当然，这些倾向与问题不可能全然避免，或者它们并不天然构成巨大的伤害性。我们不应苛责作者，事实上更应该去包容和理解——小说与她的消费主义情人之间难免暗送秋波：例如《问苍茫》中就有柳叶叶等女工被“开处”的情节；包括赵学尧与文太太、迟小姐的调情与周旋；再如妓女香香通过先后献身给马阳明父子的乱伦举动，完成一次对恶人的艰难复仇，这些都有奇观化的嫌疑。如果说，这些围绕性爱的叙事奇观，虽暗合考古癖和性爱癖的商业逻辑，却也并不影响读者对文本的接受；那么，情节的偶然性模式造成了逻辑裂缝，导致文本分裂成两个自行其是的结论，终究还要算是一次重大的搁浅事故。
    但是，简单否定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如同小说简单给出一个乐观的斗争之路一样，于事无补。我们还能就这一有趣的文本，继续做点什么？
    如果说小说的真正结尾，即工人走上抵抗之路的乐观结论，地处文本光亮的意识层面；那么，对资本一统天下的悲观预判，则厕身于文本阴暗的无意识之中。文本无意识一直在试图瓦解文本的意识层面——即使读到乐观的结尾，我们还是感到无法被完全说服，似乎资本的阴影徘徊不去。在文本“换气口”的发现之后，我们不妨回到这两种结论的推理过程当中，看看究竟这两种结论分别是如何被推导出来的。为什么无意识层面中的这种悲观结论力量如此巨大？它是怎么拒绝乐观结论的？
    我们首先来看资本主宰论的推导过程。在“大火”之前的部分，三个阶层都在围绕物质资本打转。对物质的崇拜与追求，似乎是一个天然合理的动力。陈太、文念祖一心想要企业兴旺发达；赵学尧、常来临尝试着完成向职业经理人的转型、为利益奔走；柳叶叶、张毛妹为了招工到城市不惜向领导们“献身”，就是为了奔向富裕的明天。
    我们应当看到这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对话性”（dialogism）。论及屠格涅夫作品时，巴赫金谈到：“这个语言的基本部分，被卷进了不同人物之间的观点、评价、语气之争。这个语言充满不同人物相互争斗的意向，到处出现分化；这个语言中星罗棋布地渗透了他人意向的词语、字眼、提法、定义、形容词；作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他人意向，但却通过这些他人意向来折射出自己的意向。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作者同他语言的各个不同因素，保持着远近不等的距离；这些不同因素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和世界、不同的视野。”[5]由于小说《问苍茫》有意追求的粗粝风格，本文将在宽泛意义上使用巴赫金的这一著名概念，在“内容”与“风格”兼顾的同时更多侧重前者。
    “对话性”在本文中具体指，小说三个阶层都拥有至少一个代言人，代言人使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宣言；同时，三个阶层之间又不止一次地发生话语冲突，彼此辩论。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家的声音与掮客的声音不断发生碰撞，彼此利用、合作又相互猜忌。资本家在小说前半部分，形象较为丰满。在下面“常来临初识陈太”的经典段落中，宝岛公司老总陈太，既表现出楚楚可怜的女人味，又展现出叱咤风云的强人本色。A为她软中带硬、看似慵懒实则精明的话语，B则是常来临看似冒犯，实则讨好和协商的话语。这一段落的文体风格恰恰昭示了两种立场的合作过程。
    [A]陈太说，我有这么大投资在这里，不是假的吧？现在已经被套牢了，我就是想逃也逃不脱了。
    [B]常来临说，那我就只好实话实说了，我看不出来，真的。
    ……
    [A]陈太说，阿临啊，你讲得都有道理，可你不了解市场，市场是不讲道理的。她摇摇手止住常来临，我今天想听的也不是这个，我想知道眼下我该怎么办？
    [B]常来临说，你是老板，眼下你做决定。
    [A]怎么决定？
    [B]很简单，放弃这种招工辞工，先稳住人心，恢复生产。承诺以后实行三班制，少加班。工人重新组合，化解矛盾。
    [A]可我的订单怎么办呀？工期已经耽误了呀？
    [B]那只有提高加班费了，道理说清楚工人会同意的。
    [A]我要是不让步呢？
    [B]工人拖得起，你拖不起。最后闹大了，大家都不好办，矛盾就激化了。
    最初两人各抒己见，随即陈太一方开始发问。我们看到语言节奏是逐渐加快的。通过省略引导句，从间接引语变成自由直接引语或自由间接引语，小说制造出了从慢到快的问答场景。A句越发短促——陈太逐渐进入常来临的话语逻辑之中，认同他的立场，只是就操作细节发问；B句越来越长——常来临自信了，侃侃而谈，条分缕析。我们看到两种声音、立场的趋向和谐：知识阶级完成了向资本集团的投靠。
    此外，小说故意从赵学尧的视角，转述了工人唐源与赵学尧的辩论。C句是掮客集团的话语，D句是工人阶级的话语。从中我们可见两种声音（工人和掮客）、两种修辞习惯（四川方言和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乃至两种利益立场的自始至终的尖锐对峙：
    [C]唐源确实是个爱动脑子的青年，有些问题想得还很刁钻，问得你张口结舌。比如他会故作天真地引你上当：[D]赵顾问，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不对？对呀。既然是初级阶段，那阶级斗争在啥子阶段熄灭的？
    还有，赵教授我有个问题想不通哎，从前没得多少工人的时候，全国也不过两百万的时候，天天都在喊工人阶级，劳工神圣，咱们工人有力量！现在广东省就有几千万工人，怎么听不到工人阶级四个字了？我们是啥子人？是打工仔，是农民工，是外来劳务工，是来深建设者，就是不叫工人！
    相比“早慧”的觉醒工人唐源，大部分工人的声音则是这样的：
    [E]毛妹说，我们出来就是来苦的，怕苦就不要出来，人脸就是一个苦字！
    [F]人脸就是一个苦字，是她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苦字的写法就是人的一张脸。上头两个十，是人的两只眼睛，中间一个十是人的鼻子，下边一个口是人的嘴巴。人脸生成是这副模样，你怎么能不苦？
    E句是任劳任怨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话语，而F句则是作者替人物做的说明，属于作者话语[6]。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恰恰绘声绘色地“折射”出资本主宰之下众生芸芸、无所适从的局面：资本家笼络了知识阶层，并进而使任劳任怨的工人阶级安于苦痛的现状，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自食其力、丰衣足食的美好未来。
    资本主宰论不是直接给定的，而是通过资本家话语、掮客话语、工人话语、作者话语四种杂语的喧哗和辩难，自然形成的。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量。相比之下，我们接下来看另一结论——工人主宰论。
    工人主宰论依靠柳叶叶的觉醒之路来加以展现。她通过抛弃了不合格的引导者常来临，最终选择了工人阶级的精神导师唐源，完成了思想认识的上升。我们看到，“大火”之后工人阶级浑浑噩噩、时断时续的声音发生了明显变化，大段议论性的内心独白出现了。
    此一刻，柳叶叶突然明白过来，啥子叫事业了。
    那些口口声声讲事业的人，其实是没有事业的。比方老板，那么漂亮那么高贵，何曾有过真正的事业？她只是在做事而已，就是全世界的金钱都被她装进荷包，她也只是把自己变成一只美丽的金钱豹。还比方常来临，也是天天讲事业的人，何曾有过事业？他只是一个为老板卖命的人，一个被人家当作马仔的角色，他把事业吹得比天大，也不过是一张嘴巴。还有夏悦，能写几首歪诗也敢称事业？什么口水体梨花体，那个比随地大小便还要无聊的事情也敢说事业？事业，那是和大多数人的福祉紧密相连的事情，像山连着山，像海连着海。那是口号并不响亮，却是脚踏实地揣着理想，并且为之奋斗不惜舍弃自己一切的人做的事情，做这样事情的人才称得上有了事业。比方说唐源。
    在文体学上，这一段落属于自由间接引语——混合了作者与人物两种话语的新型话语。作者隐蔽在人物身后，借助人物说话；人物柳叶叶通过作者式的议论，展现出不同于以往木口木面的工人形象。作者话语和人物话语发生混合之后，两者之间的距离取消了。小说逐渐趋向独白性（monologism）[7]——作者独白，同时也是工人独白。
    资本家的声音和掮客的声音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两种声音的退让，是不战而逃，也是有意的后撤，给工人阶级话语让路。我们无须更多引用，因为陈太在十二章45节的出场是她金蝉脱壳前的绝唱，文念祖的撤退则是50节的求情未果。此后，掮客的命运也随即揭晓，常来临和赵学尧都被资本所放弃，企业文化宣告破产，资本主宰的幻梦破灭。他们都不是弄潮儿，更不是时代的主宰者。第十二章之后，舞台完全让给了工人和作者话语的独白。临近结尾，独白性话语的宣谕色彩渐浓。作者似乎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篇幅，去呼唤读者的认同。情节上的表现就是唐源遭到黑社会毒打的有意设计。这次袭击事件，又是作者安排的偶然性事件：为了揭穿资本家的罪恶本性，不惜将道德的罪恶和阶级的罪恶“耦合”（articulation）起来，以强化工人阶级“找碴”的道德底气。文体风格上，对这次事件的介绍中“服务社”的话语与作者的权威话语如此雷同，彻底丧失了工人话语的独特性，成为隐含作者的又一条声带：
    劳工NGO和“公民代理”作为珠三角重要的民间力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发展空间。尽管招致“财务不透明”、“管理方式落后”的激烈责难，但在国家力量撤退时，他们有效地化解了劳资冲突，为劳工伸张了正义。他们是农民工的一部分，政府应以更宽容的思路对待这一群体。
    独白话语或许并不天然缺乏论证力和感染力，但是在这篇小说的后半段，恰恰因为缺失了各种声音的质疑、辩论和推导，使独白话语失去了在讨论中增益自身、弥补自身的机会。另一方面，工人话语和作者话语的简单混合，又丧失了人物本身话语的感染力，也就破坏了读者认同。
    如果说资本主宰论向工人主宰论的逻辑转换，需要对“大火”偶然性模式的理性阅读，才能够发现起理念上的生硬；那么，从对话性向独白性的话语解读，则在感性层面上，预示了工人主宰论为何缺乏足够说服力。工人主宰论终究难逃资本主宰论的肢解。
    三、视域与传统的左右掣肘
    ——底层写作的盲点与陷阱
    上文中，我们从情节上的偶然性模式发现了两种意义之争；随即通过风格上的断裂，发现了工人主宰论在论证力上的缺乏。作者过早地放弃了对现实的质疑（这种质疑很可能无法导向确定的结论，而继续陷入茫然无助中），过早地得出了工人阶级觉醒的乐观结论。在我看来，这样乐观的结论，很可能形成一批新的理论盲点。
    盲点是单一视域造成的。如果作者意欲统摄三个对立的阶层，为当下的社会困局求一条出路，就需要一个全局性的眼光。而这一点，在小说前半部分通过多声部的混响，已经铺垫得相当充足，可惜未加深入。小说后半部分采取单一阶层的视野，只会将所有资本运营者，看做剥削者；任何企图调停的中间人，都当作资本的掮客、工人阶级的叛徒。从这个角度说，柳叶叶出于“政治”原因，选择工人代表唐源而不是她眼中的“工贼”常来临，难道不算一种严重的误解？相比她通过一番内心独白之后突兀地爱上同阶级的工友，她对常来临由感激、崇拜而生出的爱情更让人信服。为什么偏偏不能是常来临？常来临与赵学尧之流，真是完全不可靠的“工贼”吗？
    反过来说，走向“罪恶”的工厂，是否已经是农村劳动力最好的出路？底层的牺牲在多大意义上是合法的和必须的？文明的进程是否需要必要的压抑？这些尖锐而不可回避的矛盾，都不是单一的底层叙述所能承担的宏阔理论问题：曹征路终于遭遇了所有底层叙述迟早要碰撞的铁壁。
    不仅如此，在这一部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求证，既然有 “吃力不讨好”的可能，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作者愿意小说呼之欲出的第一个结论，而对工人阶级的觉醒持有如此乐观的态度？
    原因可能很复杂。曹征路对乌托邦的重新唤起，自有其理由；其意图与动机，现在恐怕还难以定论。
    虽然作者动机不明，未见得本文的讨论到了世界尽头而山重水复。至少还有一条线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文学传统对文本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学者曾经指出底层文学和“人民的文艺”之区别，恰恰在于它丧失了乐观精神，尤其是关乎“解放”的乌托邦梦想：“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文化现象与经典社会主义话语最大的区别在于，大部分文本缺乏50-70年代主流话语的历史叙述，即革命历史(或历史人物)的经典叙述。它们放弃了时间的宏大叙述，革命的伟大历史在这里是不可见的或仅仅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传统’。‘时间’在这些文本中呈现为困难重重的‘艰难’时刻，组织起文本的叙述脉络的是一系列‘事件’，事件的发生、冲突、解决序列成为基本的时间维度。而这些‘事件’往往是社会问题的浓缩或‘典型化’。”[8]这从反面恰恰证明，曹征路的未来乌托邦维度恰恰是左翼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预先设定的。
    有趣的是，不仅是乐观的解放精神，甚至连工人阶级觉醒的过程，也参照了既有的文学传统。柳叶叶对三个男性（常来临、夏悦、唐源）的先后比较与选择，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青春之歌》的叙事模式——林道静先后经历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三个不同的男性引导者。如戴锦华所看到的：“《青春之歌》由是而成为十七年艺术作品序列中，一部十分重要的寓言式文本，它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定的权威话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生存与出路（真正的解放）。这并非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极端自觉的意识形态实践。”[9]如果作为底层文学的《问苍茫》取消了“党”对个体的询唤（interpellation），这与《青春之歌》有所不同；那么相同的是，《问苍茫》同样在爱情戏上铺设了政治隐喻：女性柳叶叶在三个男性之间的游移背后正是对三种政治立场的游移。《青春之歌》中，“每一个男性都是‘国家’话语中各种政治象征位置的体现者，依次是土豪劣绅余敬唐、右翼小资产阶级余永泽、国民党特务加封建军阀胡梦安、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每种政治势力都暗示了一种民族的前途，也暗示了林道静一生个人和婚姻的前途。”[10]在《问苍茫》中，党委书记常来临、小知识分子夏悦，都表面上讨好柳叶叶，然而在关键问题上站在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最终失去一亲芳泽的机会；身体残疾的唐源本来占尽劣势，因为“政治正确”而弥补了爱情战场的兵力悬殊，成为柳叶叶精神上的同路人和事业上的良师益友。
    最后我们还需要留心“传统依赖症”带来的新危险。
    如果说爱情选择模式，并未从整体上伤害作品价值；那么现有文学资源的入侵事先将知识分子、小职员剔除出了底层阵营、甚至放置在对立面，这样已经预先划定了小说的逼仄格局。尽管作者或者想要对赵学尧、何子钢、夏悦等进行复杂化的艺术处理，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面目可憎的伪君子——“复杂化”终究是在简单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文学传统的幽灵再次发挥了作用。9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刻意解构，已经形成了隐蔽的文学陈规：知识阶层不光在社会行动力上懦弱无能，甚至在资本面前也最容易被蛊惑。同样，党政机关小职员的卑琐形象，也随着“新写实”崛起而定格。不仅如此，当下的花边新闻热衷于爆料，教授与书记也最易遭人诟病、名誉扫地。赵学尧和常来临们，拥有丰厚的文学替身和原型，不妨简单借用和改动，既讨巧又讨好，所以很轻易地被推到了“底层”的对立面。
    我们单看小说三个主要人物不同的结局。常来临和赵学尧的故事都在他们被资本家抛弃后戛然而止，为什么此后的故事一片空白？因为在文学陈规中，知识分子、城市小职员稍有挫折就解甲归田、告老还乡，脱离对抗资本家的第一线，他们骨子里的软弱性是阿喀琉斯之踵，小说家在此突然失去了可以照搬的资源。于是工人只能抛弃周遭一切面目可疑的书生面孔，独自奔向解放的明天。
    左翼文学乃至90年代以来思想资源的奇怪扭结，一方面造成了工人阶级能够独立承担自我解放任务的印象，同时也确定了小说对“底层”的基本判断。姑且不论《问苍茫》与左翼文学传统的平滑对接是否有意为之，我们应该要问的是，简单沿用旧有模式去划分“底层”，是有助于解决当下纷乱的局面，真正给底层（当然不仅仅是工人）以福利；还是落入一个分化底层、孤立工人的陷阱之中？
    通过繁复却还有所不足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曹征路《问苍茫》切入现实肌理的努力，看到他以文学方式回应艰难时世的不懈努力。虽然在这样的作品中不乏洞见，但依然暴露出底层文学及其惯有文学传统所将面对的盲点与陷阱。或许曹征路的意义，就是面对苍茫大地执拗地书写，同时给了我们留下一个又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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