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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罗生教授的《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下简称《新论》)可以说厚重扎实，新见迭出，在报告文学研究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鲜明的现实性与突出的问题意识。应该说，《新论》的研究对象，即所论述的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创作现象，在整个文学研究中具有极大的独特性与挑战性。因为报告文学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很短，它不仅与新闻紧密相连，而且与政治、社会密切相关；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又高潮迭起、发展迅猛、方兴未艾。尤其是在中国新时期以来，它与“传记热”、“纪实热”等一道波澜壮阔，形成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更向传统的文艺理论与文学史学科提出了严峻挑战。那么，面对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杂交文体与复杂现象，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怎么办？是视而不见还是迎难而上？不可否认，在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研究不但非常落后，而且相当混乱。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人员极少，研究成果不多；二是观念保守，理论滞后。而正是因为其理论的极端落后，一方面导致“纪实文学”的无序“疯长”与良莠不齐，另一方面又使编辑和读者在辨析文体时莫衷一是，同时，也给全国各类文学的评奖带来文体分类与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困难。总之，理论的滞后与创作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时代与现实向学界提出了严峻挑战，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亟需理论创新。正是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作者直面现实、迎接挑战、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胆识与勇气。 二是全方位的理论探索与开拓创新。可以说，正是其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鲜明的问题意识，使章罗生在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研究这一领域坚持不懈、奋勇攀登。即他不但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与突出，而且力争通过自己的勤奋与辛劳，去探索、回答与解决它。因此，在写作《新论》时，他在自己以往较丰厚积累的基础上，又密切关注和追踪创作现状，大量阅读与研究新人新作，并将其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努力探寻其内在规律与发现其理论新质，并试图构建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正是如此，他发现：与整个“大文学”现实相一致，当今的报告文学不断向历史、文化扩张，已发展为一种“审美文化复合”；“纪实文学”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可认定为“史传报告文学”；传统的报告文学本体“三性”——新闻性、文学性与政论性，根本不能规范、概括和指导发展、变化了的创作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新五性”；与此相连，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有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广义与狭义之分。同时，他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流派概念，而且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概括为八个流派，并辅以“专论”形式，对各个流派及其代表作家进行了较全面、具体的论述；不仅对整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纵向描述，而且从创作与理论、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了其内在规律，并努力挖掘其潜藏的理论质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探索与追求还不仅限于“本体新探”、“发展新论”、“流派新议”与“作家专论”，也未简单停留于资料信息、作家作品与理论探讨等方面的“集大成”，而是在对整个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又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深邃的理论原点出发，不仅联系整个纪实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而且放眼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等学科，指出报告文学的辉煌与崛起对于整个“文学”与“文化”建设的理论、现实意义，进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重构当代文论”与“建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学”等重大学术、理论命题。 三是资料的翔实完备与结构的严谨恢弘。也就是说，章罗生不仅对整个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创作与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全面把握，而且将它们条分缕析、综合比对，在寻找“典型”、确立“经典”与挖掘“意义”的同时，采用点面结合、立体交叉的结构形式，进行合理布局与科学组合。因为单就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言，它不仅波澜壮阔、数量繁多，而且纷纭变幻、复杂多样；不仅每年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长篇，而且成就了众多著作等身的“大腕”名家。因此，要对其数以百计的作家和数以万计的作品进行阅读、理解已属不易，而要对其理性概括与科学归纳就更加困难。而正是在这里，《新论》再次表现出非凡的价值与意义。即作者不仅追踪创作发展，尽量将作品读细读全，并做到论由史出、论由己出，而且通过“发展新论”与“流派新议”从宏观上纵向把握全局，设置“本体新探”集中研讨理论，又以“专论”和“附论”形式深入剖析代表作家与重点作品或问题。这样，论著就表现出点面统一、史论结合与举重若轻、结构恢弘的鲜明特色。 四是求真务实的学风与品格。即一方面章罗生不拘传统、不囿成见，一切从实践出发。也就是说，作者的所有“挑战”与“创新”，都不是从固有理论和概念出发，而是依据最新的现实发展与丰富史料，通过实践来检验其真假优劣。如报告文学流派概念的提出，报告文学新旧“文学性”的辨析，以及由“新五性”代替“旧三性”，由“史传报告文学”代替“史志性报告文学”等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作者又能开诚布公、坦诚交流，敢于批评与争鸣。由于《新论》的研究时段主要是“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因而其研究与批评的对象——作家与学者，不仅绝大多数是活跃在文坛与学术界的健在者，而且不少还是作者熟悉的朋友。那么，对他们能否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如对亲者与尊者讳，又怎能保持学者的独立与学术的尊严？而章罗生也正是在这里，再次体现了他的理想与追求。他认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应该是检验真假学者的试金石，也是做学问的行为准则或至高境界；真正的学者，不但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应该勇于面对与坦诚接受批评。正是如此，《新论》不但对许多名作家和同行朋友，在肯定其成就、地位与贡献的同时，也对其局限与不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探讨。同时，也对学界某些否定报告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说法进行了严肃的论辩与争鸣。而这一点，既与其研究对象——报告文学以“真”为本的文体品格相一致，也是作者勇于担当、敢说真话之人格的真情表露。 原载：《文艺报》2013年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