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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放先生的《宋元明词选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 12月 版）刚刚出版，我有幸先睹为快，深感这是一部观点明快、材料丰富、思虑周详、论证充分的词选学研究专著，尤其欣赏书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做失直失实的“乡原”这种研究态度和风格，故不揣谫陋，略论此书在四个方面，为词选学研究所做出的新贡献。 一、词选学、词文学、词学批评的结合 词选本的研究，很容易因为大量罗列基本材料，堆积词人名号、词调名，考证不同版本，校勘各种异文，而走向繁琐、破碎，令人不忍细读、卒读。好的选本研究专著，则能在基本材料的叙述中、事实的举列中，抽绎出带有规律性的词学论断，提炼出一定的词学理论，予人以多方启迪。本书堪称词选学的典范之作，它集词选学、词文学、词学批评于一身，一书备众体，内容丰富，蕴涵极广。 作者在绪论中明确交代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云：“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以文献为基础，以词的发展史为背景，以宋元明词选为研究本体，综合运用文献学、接受美学、文化学、定量分析等多种方法，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注重理论与创作相结合，文学与历史相结合，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理论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期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就词选学而言，全书上编分四章，分别研究两宋词选、金元词选、明代词选，进入研究视野的宋代词选有《家宴集》、《尊前集》等12部，金元词选有《中州乐府》、《绝妙好词》等10部，明代词选有《草堂诗馀》、《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13部，合计35部，宋元明主要词选，皆在研究之列。作者对这些词选的研究，先简介其基本信息，后放在整体布局中析论，再对其中的重要选本，做专章研究（几部明代词选有个案研究）。略不至忽，详不至烦，详略结合，宋元明词选的基本面貌展露无遗，宋至明词选的大致发展脉络也得到揭示，读者完全可以查索得到这些词选的基本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此书堪称一部宋元明词选史。 但作者的立意显然高于此。所谓“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苏轼），作者的研究旨趣，从章节目录的设置即可窥见。上编名曰“宋元明词选与词学关系研究”，第一章宋代词选研究分三节，第一节为“宋代词选述略”，第二节为“宋代词选的三大价值”，第三节为“南宋词选与词学思想”，词选基本情况之叙述、交代仅为其中较少一部分，重点内容在于研究宋代词选的价值，及其与宋代词学思想的关系。第三章研究明代词选，换了一个角度，名曰“明代词选与明代词学”，第一节为明代词选书评，第二节研究明代词选编选特点及词学意义，第三节则研究明代词选与创作的关系。第四章更是研究宋元明词选的历史接受，包括宋代《绝妙好词》的接受史（第一节）、元代《乐府补题》的接受与“比兴寄托”说的发展（第二节）、《草堂诗馀》与明代词学（第三节）。下编四章十三节，为明代四部词选的个案研究，但属于基础研究的仅有第五章第一节研究《花草粹编》编者陈耀文的生平，及《花草粹编》版本，第二节研究《花草粹编》的词学背景及编纂特色；第六章第一节研究《草堂诗馀四集》的编选情况，其馀十节内容，全然超于基础研究之上：研究《花草粹编》的审美倾向与词学思想，研究《草堂诗馀四集》的词学评点与词学标榜，研究《古今词统》与“正变”说的发展、《古今词统》的评点，研究《词菁》的词学思想，及其对清初词论的影响。其中精彩篇章，如《草堂诗馀》与明代前中期词创作关系的爬梳考察，明代女性词创作与女性词选关系的发掘，南宋词选与南宋词学思想的考论，都是从选本角度，对词文学史、词学批评史进行映证和补充，无疑丰富了宋元明词学史、词学批评史。 二、专题词选学史的建构 由于对宋元明词选研究深入、透辟，关注面广泛而细致，本书在一些专题词选研究方面，也达到很高的程度。这里仅以两个专题为例。一是女性词选，一是豪放、婉约的风格词选。 目前的女性诗学研究，主要是接受西方女性主义、女性批评理论以后兴起的，而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批评中的女性文学批评，则早已开始。就词而言，自然以宋代为始。故该书从现存较为完整的9部宋代词选论起，指出：其中5部选录女性词人作品；而李清照入选频率最高，入选词作数量较多；宋代词选中的女性作品，从李清照的“一枝独秀”，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为“闺秀”专卷，选录吴城小龙女、魏夫人、李易安、孙夫人等10人29首词，经历了艰难的女性词人群体初步受到关注，但最终还是在男性文人的文学视阈中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到明代中前期，女性词人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彼时出现的《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类编草堂诗馀》、《词林万选》、《百琲明珠》4部词选，只选录李清照、朱淑真、孙夫人、阮逸女等数人的几首作品；明代中后期，《百琲明珠》、《天机余锦》、《花草粹编》等几部词选，开始留意南宋朱淑真的词作；明代后期，词选中女性意识增长，一是一些词选开始较多选录女性词作，如《花草粹编》，选录宋代女词人52家，作品更是多达147首；二是开始选录本朝女性词作，如《词的》、《词菁》、《词坛艳逸品》、《类编笺释国朝诗馀》、《草堂诗馀新集》、《古今词统》、《精选古今诗馀醉》等7部词选，共选明代女性词人30家（次）109首；至明末，山阴王端淑出，纂《名媛诗纬初编诗馀集》，专选女性词，成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词选专集。女性词选的历史因此而昭然若揭，读者倘由此按图索骥，进一步考察女性词的品评，比较不同时期女性词的风格差异，研究女性词的词史地位，将是较为轻易的。 婉约、豪放作为风格类型，本即由明人张綖在《诗馀图谱》中确定的，故于词选中探讨豪放、婉约词作入选数量，以及选家风格意识，乃顺理成章之事。作者最早论及词选中豪放、婉约风格的，是介绍南宋赵闻礼《阳春白雪》时，认为它正集八卷为婉约词选，外集一卷选录张元幹《贺新郎·寄李伯纪》等4首，以及刘克庄《满江红》(金甲雕戈)、辛弃疾《满江红》(笳鼓归来)、戴复古《满江红》(赤壁矶头)等豪放之作，“反映出对词体不同风格的认识，这对后来词分婉约与豪放应有所启发。”在对宋代词选理论价值进行整体总结时（第一章第节），阐发南宋词选的词学思想时（第一章第 节），论述周邦彦对南宋词坛的影响时，作者又分别多次重申，并展开论述此一意旨。第二章研究金元词选之《绝妙好词》时，作者有意拈出“草窗对南宋豪放词人的态度”这个值得注意的话题进行探究；第三章第二节总论明代词选的编选特点，谓明代张綖《诗馀图谱·凡例》将词分为“婉约”、“豪放”二体且认为婉约为正、豪放为变，词坛大多承袭其观点并将其作为评判词作的重要标准，但又指出：明人论词也不乏欣赏豪放者，如陈霆《渚山堂词话》推崇豪放词；杨慎的《词林万选》虽以选录婉约词篇为主，但也选录了数首偏于豪放劲健的作品，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亦注意选录辛弃疾刚柔兼济、雄肆疏放的词作，审美趣味已是婉约与豪放兼取并重；同节论明代词选新的构成要素与批评形式，指出明人论词多以“婉约”为本色、“豪放”为变体，而孟称舜将“婉约”与“豪放”相提并论，驳斥“婉约”为正的流行观念。第三节论张綖的词选时，更是就此问题充分展开。下编明代词选个案研究，第五章研究《花草粹编》，分析明代独特额社会背景导致出现奇怪的文化现象，“文人们公然反对南宋‘雅正’和苏辛‘豪放’的词学主张而崇尚‘抒情’”；论《花草粹编》重婉媚的审美倾向时；第六章论《草堂诗馀四集》；第七章论《古今词统》之“集成”意义、“正变”说之发展，第八章研究《词菁》的词学思想，其中关于“正变”、重豪放、《词菁》与《花庵词选》的比较等章节，又反复阐述。一部宋元明词选史，又是一部探讨词选中的豪放、婉约风格史。 他如词选中“正变”说之缘起、演变，“雅”、“丽”批评范畴在词选本评点中的运用、变化，等等，书中都有专题性质的研究。 三、寓发明于考证中 丁放先生以理论思辨见长，本书确实以选本的词学思想、词学理论研究为重中之重。但若因此忽视其文献功夫、考证之功，将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本书在考证方面多所发明；由考证而得出的一些新论断，也颇值注意。兹仅举一例以说明。 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研究元代词选《精选名儒草堂诗馀》（又名《元草堂诗馀》、《续草堂诗馀》、《凤林书院草堂诗馀》），这是深受清人称誉的一部词选，厉鹗称言“《绝妙好词》而外，渺焉寡匹”（《元草堂诗馀跋》），谭献《复堂词话》将赵闻礼《阳春白雪》、周密《绝妙好词》与《元草堂诗馀》相提并论，但是，前人及时贤对此选本的认识多有误区。一是自厉鹗跋称选词为“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仅卷首刘藏春（秉忠）、许鲁斋（衡）二家，非遗民词人，此后，相沿以为作者皆南宋遗民；二是由此认定其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厉鹗跋）；三是“于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厥有深意”，今人进一步推测此深意为以此二位元代词人为“保护色”。对此，作者进行深入考证，一一反驳以上三说。针对遗民说，作者指出：紧接刘辰翁的杨果(西庵)(1197—1271)，是一位由金入元的文人；杜仁杰(善夫)，也是一位由金入元的文人，入元后屡征不起，是一位金朝遗民。詹玉（天游）词虽有故国之思，但他入元后，追随奸臣桑哥，至元间历任翰林应奉、集贤学士，至元二十九年(1292)为直臣崔彧劾罢，已不能算是宋遗民；滕宾在至大(1308—1311)间为学官，此时距宋亡已四十余载，应视为元人；马昂夫，小注有“大行畏吾儿”语，当为蒙古姓氏，显然不是汉人，更不可能是宋遗民。实为畏吾儿薛昂夫（汉姓马）之误，罗忼烈先生《维吾尔兄弟民族的两位元曲家——贯云石和薛昂夫》推测薛昂夫约生于至元十年（1273），约卒于至正五年（1345），长期在元朝中央和地方任职，因此绝非宋朝遗民；曹通甫金末登进士第，仕元为行台员外郎，本非宋人；高信卿游李纯甫门，金正大(1224—1231)末，卒于汴京，亦非宋人。这还只是上卷词人的大致情况，已经约有三分之二不是南宋遗民。故所谓入选词人为“南宋遗民”说可以休矣。针对第二点，作者承认其中确有不忘故国者，并举出30馀首词作为证以见数量不少，但紧接着指出：“书中如刘秉忠《木兰花慢·混一后赋》(望乾坤浩荡)、赵功可《八声甘州·燕山雪花》(渺平沙莽莽海风吹)、颜奎《醉太平·寿须溪》(茶边水经)等皆为歌颂元朝之作。其余大部分词题材相当广泛，或写闺情，或写相思，或咏物，或咏山水，或咏文人情趣，不可以‘故国之思’概括之。”针对第三点，书中指出：“此书编者对政治忌讳恐怕考虑的并不太多，否则，像文天祥《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邓剡《满江红·和王昭仪题驿》等有明显‘反元’色彩的词作就不会入选，或许当时选者所处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也未可知”。这些考证，未必都是作者首次提出，但集中起来，足以改变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元草堂诗馀》的认识。 此书考证之功，还体现在对《乐府补题》有误寄托的辨别上。作者先综合清人及今人关于《乐府补题》主旨的六种说法，即：(1)咏宋陵被掘，唐珏等潜收帝后遗骸事；(2)咏谢太后北掳至北方事；(3)咏全太后至北方后削发为尼事；(4)咏王昭仪(清惠)为女道士事；(5)咏陆秀夫负帝昺于厓山投海事；(6)词人以白莲、蝉自喻，或以节操自勉，或自伤身世。然后，“依据《乐府补题》原作，从其所用主要典故和具体描写”，认为《乐府补题》首先是词社的咏物词，“除非新发现过硬材料，将《乐府补题》与发陵事、与厓山之变及全太后事、谢太后事、王清惠事等联系起来，总嫌牵强，也就是说，(1)至(5)说皆不可取，如果将此书视为有一定身世之感的咏物之什，则较为稳妥，换言之，第(6)说较有可能。”其他如考证陈铎唱和《草堂诗馀》的时间（第三章第三节），附录二对宋元明词选序跋汇辑和笺评，也都时见考证之精。 四、以统计为论述基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定量分析方法即被大量运用于词学研究中，取得不少卓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借助定量分析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宋元明词选本中的一些事实进行统计，以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也正是本书作者的自觉追求，在前引书的“绪论”中，他已明确交代其研究方法之一即是定量分析。其中，不少数据统计，都来自作者的统计，以数字为证据，以统计为研究基础，是本书另一特色，它与考证之功相形益彰。 第二章第二节论《绝妙好词》的辑佚与校勘价值时，作者对“完全依赖《绝妙好词》得以保存的词作”进行了数字统计，共得76首，并指出：“此书在元、明两代湮没无闻，必有与词人流行别集文字不同处，故足可与现存词集校勘。”论述《绝妙好词》对陆辅之《词旨》影响时，作者除了引述陆氏自述，还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工作：“《词旨·属对》凡38则，其中14则所引原词已失传，剩下的24则中有9则见于《绝妙好词》，再除去个别北宋词人如田为，已经达至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词旨·词眼》凡26则，除有4则所引原词已佚，其余22则有13则见于《绝妙好词》，故《词眼》见于《绝妙好词》的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五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词旨·警句》，该部分共收警句92则，除去一则所引原词已佚之外，可考的91则中，竟有69则见于《绝妙好词》，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如果加上卷七的残缺部分、卷八的亡佚部分，这个比例将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此统计的基础上，作者得出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宋词多达两万首，《绝妙好词》仅收词不到四百首，《词旨·警句》基本上在《绝妙好词》范围内，这可以确切无疑地表明二书之间血缘关系极近。《词旨》所选词例，当以《绝妙好词》为主而略有旁涉，加上张炎的《山中白云词》而成。可见《绝妙好词》对宋、元之际‘风雅派’词论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论述周邦彦对南宋词坛的影响时，作者统计《花庵词选》、《草堂诗馀》、《阳春白雪》三部重要词选，所选录周邦彦词，并对比三部词选所录辛弃疾、苏轼词的数量，指出在三部词选中，周词在《草堂诗馀》和《阳春白雪》中都占首位，而入选总量也是第一，其次是辛弃疾和苏轼，这样的统计，配合着选词审美情趣、抒情方式的分析、比较，自然可以说明周邦彦词对南宋的影响。此外，该书还制作了七八张表格，以辅助说明统计，诸如《花庵词选》与《绝妙好词》入选篇目最多的前十名词人及各自入选篇数表，宋人选女性词人词作表，明人选宋代女性词表，明人选本朝女性词表，《名媛诗纬初编诗馀集》选词表，《花草粹编》和《词综》选录风雅派词作对比表，《古今词统》选录10首以上的词人表，等等。诚然，文学研究不是做数学计算，正如作者所言：“统计数字不等于考试分数”，但是，像《花庵词选》、《草堂诗馀》、《阳春白雪》选词数量，“名列前茅的几家，都是在词史上比较突出且影响也比较大，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数字，有时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作者简介：彭国忠 男，1966年3月生，安徽霍邱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词学研究，出版过《元祐词坛研究》《唐宋词学阐微》等专著，在《文学遗产》《词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