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为鲁迅研究专题论文集，书名的确定颇费周折。因为鲁迅研究已经有九十多年的历史，论文、专著汗牛充栋。北京鲁迅博物馆内的鲁博书屋专卖鲁迅相关书籍，近年常去那里买书。不止一次，站在书店里摆满各类鲁迅研究著作的一排书架前，肃然起敬的同时也感到茫然。鲁迅研究发展到今天，无数种名目的论文、专著都已被人写过，相应的文题、书名也都被人用过，这种情况下要给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取个不重复前人而又切题的书名，确实考验智商。 半年前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想出了“鲁迅形影”这个书名。满意并且有些得意。“形”即“原形”的“形”，相关词汇有“现原形”、“原形毕露”之类。不言而喻，这两个词中的“形”含贬义，但我所谓的“形”与贬义无关。这个“形”可以置换为“本体”，鲁迅之“形”即“鲁迅本体”，类似于日本鲁迅研究名家伊藤虎丸先生的“原鲁迅”概念。我所谓的“影”，即“形”（鲁迅之“形”）的投影。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述、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实践，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即鲁迅之“影”。阳光下一切“形”都有自己的“影”，“影”起源于“形”并且是“形”的证明，是接近“形”的重要途径。“形影不离”、“如影随形”二词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种共生关系。不过，“影”未必以与“形”相同的形状存在，因此另有特殊的存在价值。 本书“正编”收论文十篇，前七篇探究的是鲁迅之“形”，即“鲁迅本体”的形成过程与内涵，后三篇讨论战后日本的作家、思想家对鲁迅的理解、阐述乃至对鲁迅思想的实践，呈现的是鲁迅在日本的投影。“副编”的六篇文章基本也是探究鲁迅之“影”，主要是投射在中国的“影”。与鲁迅之“形”有关的七篇论文中，前五篇集中于鲁迅的留日时期，是因为留日生活对鲁迅之“形”的形成影响甚大。再与鲁迅投射到日本的“影”相结合，可以看到从战前到战后鲁迅与日本之关系的多重性。 鲁迅希望把自己的形影留在世界上吗？关于这个问题，鲁迅的心态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这样。1905年在仙台弃医从文，想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甚至一度以为自己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放声呐喊而效果不如自己所愿，于是孤独、苦闷、彷徨。1933年3月应日本人之请求，作诗《题<呐喊>》，依然对“呐喊”效果不佳耿耿于怀，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由此可见其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渴望。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希望尽快“逝去”。其“中间物”意识即包含着“逝去”的自我认知。1924年所作《影的告别》中的那个影说：“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两年后鲁迅在《写在<坟>后面》里说的更明白：“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他为自己建造的“坟”是终结的证明也是存在的证明，符号性地体现了他内心不朽与速朽的矛盾。 鲁迅这种矛盾心态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与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有关，与对进步的渴望有关，并且与对自己身后事的担忧有关。1934年7月他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发此言时鲁迅已经病入膏肓，且屡遭攻击、利用或背叛，因此此言也有“夫子自道”的味道。对于叩问灵魂的人，鲁迅要求甚高。1926年6月，他在为韦丛芜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撰写的《<穷人>小引》中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但是，鲁迅的时代中国有多少“伟大的犯人”？换言之，有多少能够直面鲁迅的“伟大的审问者”？事实是，鲁迅在学术界看到了“民魂”，但也看到了游荡的“官魂”与“匪魂”（《学界的三魂》）。因此他难免心怀疑虑，并因此希望被忘却。从“形”与“影”的关系来说，鲁迅早已洞察这种关系的不确定性。 可见，面对鲁迅是一件困难甚至危险的事。中国鲁研界存在着“伟大的审问者”、“伟大的犯人”，但我不是，并且不可能是。我面对鲁迅能做的，只有怀着真诚的态度、从切切实实的文本出发探究鲁迅的形与影。鲁迅在其人生旅途上塑造了自己的“形”并且投下厚重的“影”。从清末到民初，从国内到国外，从北京到上海，从民间到官场，从文坛到学界，鲁迅在漫长的旅途中洞察了历史、社会与人性。 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对于我来说另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因为我与鲁迅“相处”已经半个世纪，鲁迅是我心中的“原风景”。 1964年，我在张圩医院的家属院里走近“鲁迅”，那一年我四岁。张圩是江苏省睢宁县的一个镇，我父亲是镇医院的医生。他是因为右派言论被从县城调动到那里。那年初冬我患病，母亲从三十里外的老家把我带到父亲那里治疗。当时父亲还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热爱文学并且崇拜鲁迅，宿舍里的一张桌子上立着鲁迅像。那是鲁迅1930年9月24日拍摄的五十周岁纪念照，白色中式服装，短发，留着胡须，温和、平静的面容。照片大概是父亲从书中或报纸上裁下来装在镜框里的。那张照片穿过我幼年的瞳孔，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治病大概治了半年多。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去镇外的水井挑水时，我跟在旁边走，田野里麦苗青青。那应当是到了1965年春天。半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上班、母亲在房间里做家务的时候，我大概许多次站在桌前，好奇地看着照片上的鲁迅。成年之后阅读鲁迅相关书籍，偶尔看到那张照片，会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去年反思自己的成长史、追寻自己记忆的起点，忽然发现那张照片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张照片、鲁迅是我今生通过照片看到的第一个人，不禁打了个寒战，意识到研究鲁迅是我的“天职”。这次因为编这本书，请鲁迅博物馆的黄乔生兄发来了那张照片的电子版。虽是熟悉的照片，但第一次从电脑屏幕上看到，大、清晰、一闪而现，不禁百感交集。五十年过去了，照片上的鲁迅依然那样温和、平静，而我已走过千山万水，天命已过、花甲将至。时光一逝永不回…… 早早“认识”了鲁迅，因此上学之后读鲁迅作品劲头十足。那个年代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多有鲁迅作品，家里也有父亲购买的鲁迅著作。初中毕业之前不仅读了《故乡》、《祝福》、《一件小事》等等，连《文学和出汗》、《“友邦惊诧”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也都囫囵吞枣地读过。小小年纪，背诵鲁迅旧体诗《自嘲》却兴致盎然。成年之后常常“运交华盖”，我甚至怀疑是因为小时候喜爱《自嘲》、因此《自嘲》成了我的“人生谶语”。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已经从张圩医院调回县城，他书桌上的鲁迅由照片升格为白磁半身座像，于是鲁迅在我心目中有了立体感。大学本科读的是徐州师大中文系，大四第一学期（1981年9月）到连云港市蔷薇中学实习，我平生第一次上讲台就是讲鲁迅作品《故乡》。后来在北京读硕，到东京读博，现在在社科院研究文学，一直离不开鲁迅。1985年购买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已经断断续续读了三十年。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悲悯情怀，鲁迅的怀疑主义态度、批判精神，鲁迅对自己内心黑暗的洞察、对自己灵魂中毒气和鬼气的发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受伤之后野兽一样躲入草莽自舔伤口的悲壮，甚至鲁迅的复仇观念，都是我认同、心仪并试图模仿的。支撑这种认同的是我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体验。“文革”时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谓之“五类分子”，是社会底层。我出身于“五类分子”家庭，祖母是“五类分子”，父亲也是。1966年即“文革”爆发那年我上小学，1977年即“文革”结束第二年高中毕业，整个成长期是在动荡、贫困、充满政治偏见和身份歧视的年代度过，十八岁之前已是饱经风霜、满脸沧桑。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对此我有切身感受。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我发现鲁迅这段名言还包含着一个“反命题”，可以改写为：“有谁从困顿人家而升入小康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同样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是鲁迅影中人，我的共感与认同也反过来确认了鲁迅的民间性、叛逆性与异端性。鲁迅的哲学属于弱者、抵抗者、前行者。 深受鲁迅影响，想称鲁迅“精神之父”，但自惭平庸，不便高攀、不敢僭越。不过，鲁迅的思想之恩、精神之恩是要报的。我在中国鲁研界较早研究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惜别》、2006年促成《惜别》中文译本的出版（新星出版社），2012年促成二十二本鲁迅著作初版本的影印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现在又把自己研究鲁迅的文章编成了这本书。这都是对鲁迅先生的回报。鲁迅在我这个年龄（五十五岁）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我现在编这本书也是给自己的鲁迅记忆、鲁迅研究做总结。 从走上学术之路到混迹学界、鲁研界，承蒙严家炎、钱理群、藤井省三诸位恩师的关照，我心存感激。1982年5月，即从徐州师大本科毕业前夕，我斗胆给严老师写了一封信，请教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那时候严老师已经是北大中文系知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我没想到他会认真对待素昧平生的青年学生的来信。他接到信的时候正要去外地开会，无暇及时回复又担心我着急，便安排钱理群老师给我回信、寄阅读书目。两年之后，又是他把我录取为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我心目中，他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又是大慈大悲、侠骨义胆的善人。钱老师的那封信改变了我的命运，那封信、那份书目我已经珍藏三十多年，并将继续珍藏。1984年入北大读书之后，对鲁迅的理解直接受到钱老师的影响。背着黄帆布书包，从校南门的三十号学生楼走过五四操场，到四教（第四教学楼）听钱老师讲鲁迅，那情形现在依然历历在目。钱老师是在研究鲁迅，也是在用鲁迅点燃自己，堪称“伟大的审问者”。他讲鲁迅会讲到汗流浃背，在讲台上留下衬衣被汗水浸湿的背影。藤井省三老师是日本的鲁迅研究名家，是我在东京大学留学时的导师。他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为我了解日本、重建知识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而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与日本有关。感谢王培元、赵京华、黄乔生诸位朋友，与他们的交往、交流深化了我对鲁迅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感谢《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的各位同道。从王世家先生、周楠本先生，到孙郁兄、黄乔生兄、姜异新女士，都热情地接纳我的文章。本书所收十六篇文章中有九篇是《月刊》发表的。上面这许多人与鲁迅有关并且与我有关，珍贵的“鲁迅缘”！感谢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先生，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他的资助。认识陈先生已近十年，他对国家、历史的责任感，他的纯朴善良、君子风范，都让我感佩、景仰。感谢三联书店的叶彤兄、李静韬博士，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叶彤兄的家学渊源中本有“鲁迅”，又是钱理群老师的入室弟子，我与三联书店多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也是始于十六年前他编《读书》杂志的时候向我约稿。现在，这本书由他推动出版，再一次让我感觉到“宿命”的存在。 从1978年读大学算起，学习、研究文学已经三十七年。既然研究文学、研究鲁迅是我的“天职”，那么余生还得干这个。——尽管中国的文学狂欢节已经结束于上个世纪末，鲁迅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小。1933年鲁迅给报纸编辑胡今虚写信，信中有言：“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愿以此言与一切鲁迅影中人共勉。 2015年6月1日记于寒蝉书房 （《鲁迅形影》，董炳月著，三联书店2015年12月出版，58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