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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最有南方印记的山水,莫过于“桥”了。而桥最多,被写得最多的,又莫过于苏州。桥景,不仅是最有特色的苏州山水,也是苏南景致最突出､最有个性的地方。在写苏州的桥的诗中,张继的《枫桥夜泊》太有名了,也太诗美了,以致顾颉刚这么说:“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大懊恼,谓受诗人之骗。” 白居易有诗吟道:“何似姑苏诗太守,吟咏相继有三人” (《送刘郎中赴任苏州》)。唐代三位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在苏州当过刺史。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苏州任上,写有不少吟哦姑苏的好诗,其中《正月三日闲行》并不出名,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似乎也不算上乘之作,然而,此诗之美即在一闲字,认真玩味起来,还真的具有经典的意义。如果说张继的枫桥诗美在一种孤独情感,而白居易此诗则美在一种闲适状态。《正月三日闲行》娓娓吟道: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① 此诗写在白居易苏州刺史任职时。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直到长庆四年五月除太子左庶子返洛阳,仅仅十一个月后,即宝历元年五月又回江南任苏州刺史,至白居易离开杭州,就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十月,因病罢职。《旧唐书·白居易传》载云:“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可见白居易此次到苏州任职,与其在朝廷的处境有关。诗人自京城外放,而且是自求外放,在政治上肯定不太适意,且年已半百,但是,因为远离朝廷是非,远离正在兴起的朋党之争,而苏州则人情融洽,故而诗人的精神状态也便特别闲适,有他自己的诗为证:“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篇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何如?”(《马上作》)诗中生动描写了诗人诗酒适意､唱和酬酢的闲情逸致。正月阳暖,早春时节,气候宜人,风光格外秀丽,街市特别繁华,故而心情也愈发轻松。于是,才写罢《钱塘湖春行》(脍炙今人之口)不久的白居易,便又有了《正月三日闲行》。 据孟二冬“中唐诗歌年表”考,白居易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除苏州刺史,时年五十四岁,五月五日到任;又考,宝历二年二月,落马伤足,卧三旬。五月末,以眼病肺伤,请百日长假,九月初,假满,罢官。十月,发苏州,与刘禹锡结伴游扬州､楚州②。故而笔者断定,《正月三日闲行》诗写作于宝历二年正月,白居易时年五十五岁。孟二冬的诗歌纪年里列出白居易此一时期诸多的代表作,而《正月三日闲行》却不在其列,想必孟氏尚未将此诗确认为白居易的力作。 白居易在苏州期间比较短暂,似乎还常在病中,其实乃小病大养。白居易曾有《咏慵》诗云:“尝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一生都在慵懒中的嵇康都不如他慵懒,诗人已经无心长进,心闲而百闲了。故而,此时他的闲适诗的数量大增,而且此时的诗中多“闲”字,连题目也往往以“闲”字作,如《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闲园独赏》《闲卧寄刘同州》《城东闲游》等。“闲”是他的一种状态,“闲”也是他的一种情调和境界,因此,我们从“闲”上着眼和发掘,方可真正读懂此诗,读懂白居易的此在状态。 《正月三日闲行》诗首联巧用地名:黄鹂为坊名,乌鹊乃河名和桥名。乌鹊桥,是苏州城中最古的石拱桥,与阖板城同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原位于“子城”正门前直街,因春秋时吴王在此建乌鹊馆而得名。这是一座集政治､经济､文学和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名桥。据史书记载,此桥原为周武康石建造,整体彤红,端正耸峙,如琼雕玉凿,乌鹊桥拱之顶,与玄妙观内三清殿屋脊对峙,甚是壮观。此桥与城中其他桥梁相较,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乌鹊桥一直成为历代诗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对象。白居易诗中“红栏三百九十桥”之“红栏”,显然是指称乌鹊桥,诗以乌鹊桥之个别而代“三百九十桥”之全部。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对此桥真可谓情真意笃。黄鹂､乌鹊语意双关,《正月三日闲行》中诗人巧用地名来写春意。首联两句中“欲”字并用,此乃大巧之拙,似为重复而其实匠心独运。诗人率意成诗,仿佛冲口而出,不管是平是仄,也不管是否重复,无心锤炼,不屑刻意,将一“闲适”的慵懒情态凸现出来。以笔者之推断:诗中连用两个“欲”,非诗人情词枯竭,实乃有意为之也。 中间两联,巧对偶得,不求工而自工,自然工稳。“东西南北”的方位词对“三百九十”的数词,妙不可言,以暗写绿水与河道,东西南北,纵横交织。一池春水,又由于水道的东南西北､曲折蜿蜒,更觉波光粼粼､源头绵绵之意。而各色桥等本来就姿态各异,情状呈献,又因为“东西南北”的方位,因为桥栏色彩鲜艳夺目,便愈加风情万种了。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也有对河道､对石桥的类似的描写:“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水是苏州城的自豪,桥是苏州山水的特色标志,苏州就像一座用桥搭起来的水上城市。苏州最主要的山塘街,街市傍水而筑,居民临水而居,人家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河道与街道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而石桥沟通连接,船行水里､人走道上,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城景观。 “三百九十”桥,真可谓千姿百态,诗人不作具体描绘,事实上也无从写起,唯有以“三百九十”桥而概写,极言其多,各色桥等让人调动起丰富的想象:或狭长如玉带飘逸,或联翩如雁阵同列;或贴水如苍龙浮游,或高隆似鳌背连云;或弯曲如新月初出,或平直似鸟翼伸展……其桥不仅造型各异,而且阴晴变化,晨昏二殊,桥倒映水中,随荡漾的绿水而荡漾,虚实交映,与自然浑然一体,为环境平添十分的诗情画意。白居易的《小舫》,则是驾舟水上行的记录:“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篷。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黄柳影笼随棹月,白皀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 “游应遍”,“去尽通”,可见诗人的游兴甚浓,去处甚多,而且兴酣未尽;而深坊静岸､浅水低桥的苏州水城构建的特点,则给了闲适诗人以无穷的寻幽乐趣。 水用“绿”,可谓清澈之极;桥用“红”,可谓绚烂之甚,结合首联的“黄鹂”之黄､“乌鹊”之黛,复见诗人之匠心矣。黄､乌､绿､红,色彩鲜艳而明丽,图画层次丰富而跳跃,形成生动的形象,足以给人以美感强烈的视觉冲击。繁彩缛色,烂漫春光。因为是早春,还在正月,即便是江南也未到春花盛开季节,所能见到的尚不可能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情景,诗人巧妙地用绿水红栏来渲染春天,不可不说是对春意的一种刻意追求了,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强烈意愿,与首联的两个“欲”字也暗中应合。 在“莺欲语”而未语､“冰欲销”而未销之时,便有“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显示出春天急不可耐的情绪和状态。鸳鸯双双,甜情蜜意,嬉戏而知水暖;杨柳万万,嫩绿饱绽而润泽,虽然不像是“春风似剪”的二月,却也全然不同于寒冬里抖瑟的枯枝。正可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唐杨巨源《城东早春》)。诗人也如自然界的自然物态,自由自在,心闲如雀跃而又一无用心。 于是,诗人在尾联生出活泼一问答:“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自问自答,作者介入其中,问得漫不经心,问得随意天真,与杜牧的“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的形式不同,白居易拟以答问,极富情趣。春风来时是早还是晚,是前天还是今日?欲问而问不出个究竟,欲辨而辨不出个界限,然而却还是问了。也正因为如此一问,方才显出诗人的机智和幽默,也使全诗顿时充满了稚趣。此二句属于“合掌”之笔,强调春天来得不知不觉的神奇和快速。作者在案牍之劳后,步出官邸,轻松一身､惬意无限的神情也已跃然诗外。 比较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来看,此山水诗凸显了江南水乡的旖旎景色。从全诗的用笔来看,“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东坡语)。而此等境界,自然源自诗人的“闲”心。从审美原理看,心闲而境生。谢思炜研究认为:“在文学的具体的表现方法上,白居易很重视两点:一是比喻,一是诗境。”在古代诗人中,还真的没有人在诗里像白居易那样频繁出现“境”的字眼儿的。而且,把“境”与“闲”同举,互为关系,如:“意闲境来随”(《夏日独直寄萧侍御》)､“闲中得诗境”(《秋池》)､“唯此闲寂境”(《北亭卧》)､“偶得幽闲境”(《玩新庭树因咏所怀》)等等,谢思炜统计其诗中之“境”多达四十多次。白居易诗咏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冬日早起闲咏》),强调了心理的作用,境与心相关,有闲心方有幽境。据日本藤元粹辑《苏诗记事卷上》东坡:“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查“心相”一词乃佛家语,若从是句观之,东坡深慕乐天豁达,是其心闲得下来。闲,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和生活的压力,其精神绝对放松,意志也高度自由,安详从容而身心俱适,进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因此,“对诗境的重视,尽管主要是在闲适诗创作中提出的,但显然也纠正了讽喻诗论仅强调诗歌语言质径易喻的偏颇。在白居易的全部诗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③。 赏析此诗,笔者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提示: 其一,可作为《钱塘湖春行》的姐妹篇来比较研读。 《钱塘湖春行》诗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二诗都是写早春,都是写寻春踏青的行迹,都是写一种欣欣向上的繁荣,也都最能够充分显示诗人的观察､欣赏的感受能力,而且同样表现的是比较好的精神状态。但是二诗各有特色,风格两异:《钱塘湖春行》着重捕捉早春行迹,突出自然的水态天容,突出对春天的细致入微的感受,以“乱”“浅”“渐欲”“才能”,特写诗人对春天的感觉,尤其是充分显示其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功力。争暖树的早莺,啄新泥的新燕,迷人眼的乱花,没马蹄的浅草,诗人饱览而陶醉其中,尽情享受,且余兴未阑,诗中多的是愉悦;而《正月三日闲行》则多的是闲适,诗人紧紧扣住题目中的一个“闲”字,而又集中表现一个“闲”字,于自然景色之中点缀以人文景象,摄入镜头的所有物象均为“暖”色调,表现出截然不同于《钱塘湖春行》诗的清丽淡雅,突出了大红大绿,是风俗画的基调,是闲适悠逸的情态,特别是最后参以稚拙的答问,情趣活泼,戏嬉而谑谐,突出表现诗人豁达而幽默的性格特点,而整个诗的格调俗而多谐,气格轻飏。 第二,此诗可以作唐代苏州繁荣的历史见证来读。 苏州,古称姑苏,秦汉时代,江南置会稽郡,苏州始设吴县,为郡首邑。自589年隋朝统一后,废吴郡,改称苏州。东晋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也南移,苏州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在三百多年的隋唐时代,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流贯苏州全境,苏州也成了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冲,苏州由“望”升为“雄”,成为唐代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苏州自古以桥梁之盛闻名内外。“三百九十桥”是个虚数,是个约数,甚至是个夸张的数字,但是,苏州桥多是事实。一个城市有“三百九十桥”,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千载的苏州,在那久长的历史岁月,到底建下了多少座桥?这确实难以探究。如斯多的古桥,也足以证明,苏州在唐代就是个适合人诗意居住的天堂。水乡泽国,城外四面环水,城内水网纵横,因为河道,便有了各种水榭,有了无数船只,白居易在离开苏州后还是一往情深地歌咏道:“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苏州小桥,繁荣了经济,也孕育了文化。有了船只,也就有了繁荣的通商活动,有了各地的客商与物产,有了南来北往的游客,进而有了市井的繁华。苏州的许多园林,也都以水池为中心,环池缀以亭台楼阁。安史之乱后,中原战乱频仍,北方士人多集中到江南,也促进了江南的文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主要以苏州､杭州､宣州为中心的诗人群落。白居易在与此诗写作于同时的《登阊门闲望》诗中,生动地描绘了苏州水城当日的繁华,认为苏州超过了杭州:“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曾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白居易在《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诗中也咏道:“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意思是说,苏州人口之众多,民生之繁华,已超过了江淮重镇扬州,已经抵得上半个长安城了。《正月三日闲行》诗正是唐代时苏州繁荣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其三,可以作为江苏特有的风俗画来读。 白居易此诗所写山水所以独特,不同于王维､孟浩然笔下的山水,是因为被写的苏州具有独特的水域特点,诗人切合苏州山水的特点采用了“风俗画”的构图和用色。江南的很多城镇也是结合水系自然布局的,但是,苏州尤其独特,唯独苏州的河道主要是人工开凿的,像这样严整地规划和建设了大规模的河道系统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也属独此一例。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疏浚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七里山塘,解除了这一带的水患,这也正顺应了苏州的水域优势和苏州人的“亲水情结”。此河一开,悠悠七里,在河堤两岸聚集了一户又一户枕河人家,从此“水陆往来频”,但见“花船载丽人”,而苏州的山塘人家,更是“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白居易《武丘寺路》)。苏州城以水系为脉络,河道为骨架,道路相依附,水陆两套相辅相成的交通系统,构成“水陆相邻,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两套交通系统既相辅相成,又互不干扰,从现代化交通观点看,这里已经体现了常规道路网与高速道路网相结合的设计思想。河道水网纵横交织,构成了城市空间艺术的基座,古塔､深巷､园林､寺观､粉墙黛瓦的民居､各献其巧的桥梁､自由散漫的碧水,把这些城市元素统一在一起,密切结合,相互渗透,创造出水与城市浑然一体的苏州水城艺术风貌,凝成特色鲜明的吴文化的风俗画。 《正月三日闲行》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①全唐诗[M].卷447.(文章中所引用白居易诗不一一注明)。 ②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原载：《名作欣赏》2007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