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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思潮在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中，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研究观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有所推进，有所创新。总体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思潮研究大致有这么几种研究路径：第一，相对传统的切入视角，它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种形式，（1）从“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角度概括、审视文学思潮的整体特质，政治背景、世界观、阶级立场等成为研究者尤为关注的核心部分。（2）以西方近代、现代文学思潮为参照系，从创作原则出发将文学思潮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类型。在此视角关照下，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哲学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学思潮探究的关键话题。第二，文化和美学视角，它侧重的是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诸多文学思潮的文化品格与审美精神。第三，从现代性视角探究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等与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的内在关联性，以此来审视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总体态势与价值取向。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置在文学思潮本身，注重区分思潮与流派的同异，强化对文学思潮的概念、类型等的研究。 我们认为，在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理解和把握上，还可以尝试新的切入视角与研究范式，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概言之，从文学体制这一角度来审视新时期文学思潮，能够更加切合其产生、发展、繁荣及衰落的实际，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和总结其总体特征与内在规律。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已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诸多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究，但从文学体制这一角度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值得做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第一，如何理解、把握文学体制与文学思潮这两个核心概念；第二，如何理解、把握文学体制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关系。 一 毋庸置疑，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潮在各种理论与研究范式中被广泛使用，但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依然是众说纷纭，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潮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尝试性的界定与相关解释。 如何理解“文学体制”？在给出我们的界定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在这个问题上有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的梳理。德国的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eger）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我们关注的是文学的体制（the literary institution）。文学体制这个概念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学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规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文学论争是相当重要的，它们被视为确立文学体制的规范的斗争。”[1]文学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某种文学合法性的奠定，是政治领导权、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等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必然拓展与延伸。在该文中，彼得·比格尔进而以古典主义戏剧《熙德》为例对此问题作了扼要分析，社会规范与文学体制起到了审美规则的功能；启蒙运动的文学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此外，他还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来审视艺术的自主性：“艺术的自主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解放过程，最终消失在一个与其他领域共存的价值领域的体制化之中，艺术的自主化是一个高度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不但体现为新的潜能的获得，而且体现为另一些潜能的丧失。”[2] 客观而言，彼得·比格尔的基本理论主张对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学体制这一问题上，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作了十分恰切公允的概括：“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体制、文学生产的方式关系很密切。对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过去我们不太重视。……在‘新时期’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注意。这个情况，和中国大陆社会学研究的恢复，重新开展，有直接关系。对文学生产和文学体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3]比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等等。在该书中，洪子诚提出了对文学体制基本内容的理解：第一，文学机构，即文学社团和组织；第二，文学杂志、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第三，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包括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角色认同等，这种身份既是社会赋予的，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的角色地位，自我认同的结果[4]。 我们认为，文学体制是一种制度环境的产物，尤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文学体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系统性等特点，它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密不可分。其中，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文学体制的形成、演变及运作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挥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体制。概言之，文学体制涵盖了文学的管理环节、文学的生产环节、文学的传播环节以及文学的接受环节等主要方面。具体而言，文学的管理环节包括各种层次的文学领导机构和文学社团组织，文学的生产环节主要包括写作者、各种文学出版机构，文学的传播环节主要为文学传媒及各主要文学流通渠道，文学的接受环节主要包括读者群体、批评群体等。此外，从外部看，文学体制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从内部看，文学体制各环节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整个社会对文学功能要求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经济体制等社会领域发生的某些重要变革，文学体制也必然会发生与其相适应的变革，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我们再来看文学思潮这个概念。在给出我们自己的界定之前，首先来看已有的文学思潮论著对其所作的界定。陈剑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思潮作出了以下几种梳理：第一，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如19世纪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第二，把文学思潮等同于文艺观点和文艺主张。第三，将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的运动史看作政治斗争、文艺思想斗争和文学史。在此基础上，该书将文学思潮界定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批作家在社会思潮的激发下，自觉提倡一种文艺观点或文艺思想，自觉地遵循某种创作方法，并形成一种运动，产生普遍影响，这在文学史上称为文学思潮。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思潮不仅包括特定历史时期里一些作家所采用的相同或相近的创作方法，更主要的，还包括产生这些创作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社会条件。”[5]据此，作者还给出了确定文学思潮产生的三个条件：有社会思潮、哲学思潮作基础；有文艺思想、创作理论做指导；有一批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文艺思想和理论。吴秀明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对文学思潮作了如下归纳：一是侧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思潮；二是侧重从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关系的角度来评价文学思潮；三是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种思想潮流；四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思潮；五是强调文学思潮的思想潮流（理论潮流）和创作潮流的特质。该书认为，文学思潮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1）文学思潮具有群体倾向；（2）文学思潮包含着理论（思想）潮流和创作潮流；（3）文学思潮受一定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反作用于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6]。此外，陆贵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也对文学思潮作了一些新的把握与理解。该书认为，文学思潮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涉及的不只是创作活动，还表现于理论、批评、鉴赏（接受）的活动过程，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系统活动中受某种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的群体性思想倾向。 究竟如何界定文学思潮？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学思潮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与特定文学体制内，在社会思潮、哲学或艺术观念以及现代传媒等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具有群体性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创作潮流。在这个界定中，我们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文学思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创作思潮与理论思潮。创作思潮构成了文学思潮的核心，时代精神、社会心理、哲学理论、艺术观念、创作手法以及对文学价值与功能的整体性认识等等都可以从创作思潮中见出。因此，在对一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把握过程中，需要以创作思潮为“枢纽”来展开论述。理论思潮则是指对某一创作思潮所展开的具有群体性与广泛影响性的论争与探讨。换言之，这种理论思潮不是纯粹理论形态意义的思潮，而是与创作思潮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强烈的当下性，这种论争可以是创作思潮所体现出来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手法，比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论争；可以是写作的立场，比如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论争；也可以是文学价值取向，比如人文精神大讨论。第二，强调文学体制以及现代传媒对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不难看出，以往对文学思潮的研究更多注重的是文学思潮产生的时代精神、社会心理、哲学理论与艺术观念等的影响，而忽视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文学体制以及现代传媒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在对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研究过程中，应加强文学体制与现代传媒在文学思潮的形成、演变等方面影响的理论探讨，以便更加客观、更加准确地理解与把握新时期文学思潮演变的特点、规律以及整体走向等。 二 依据我们对文学思潮的理解，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基本原则与精神，可以把新时期文学思潮概括为7个创作思潮与4个理论思潮[7]。它们分别是：现实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新写实文学思潮、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大众文学思潮、女性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人文精神”、个人化写作等相关理论论争。 现实主义是新时期文学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它经历了现实主义的恢复与发展、变异与深化、再度“回归”等阶段，主要体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与“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理论论争也经历了恢复、开放与重构三个阶段。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往往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首先推动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但有时现实主义的理论论争也给现实主义创作以诸多的参考与启示，二者处于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并因此造就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与进步。 1985年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昭示着文学思潮的一次重要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之后，文学思潮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共时性存在形态。从理论思潮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经纬交织”，促使人们的文学观念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文学流派的重新认识。从创作思潮看，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文学，其标志就是刘索拉等“现代派”作品的问世。此后，以马原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的集体登台，更意味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双峰并秀”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前期出现的新写实文学思潮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基于民间立场与个人立场，从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开始重新书写我们的生活，赋予现实与历史新的内涵，日常生活开始彰显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历史成为一种想象与虚构，成为一种主观化、个人化的表述等等，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这种新现实观与新历史观，体现了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与主导趋势。随着社会全面转型步伐的加快，尤其是1992年之后，社会商业化、世俗化的特征日益明显，文学由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宏大叙事与审美叙事逐渐让位于小叙事与日常叙事，这就是以王朔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思潮的涌动，文学由原来的注重认识、教育、熏陶等功能向注重文学的消闲、娱乐功能这种消费文化转型。大众文学思潮的价值取向及文学精神的新变，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在世界妇女大会、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与创作、大众传媒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写作话语的性别差异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热点问题，由此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女性文学思潮，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等等成为理论界对此种写作方式的一种概括。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个人化、民间化成为作家自觉的写作立场，即使是知识分子写作也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情怀，只是一种个人的精神操守与自我指涉性的价值定位。围绕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表现出的这种整体创作特点，理论界对个人化写作、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三种价值立场及其关系，展开了对话与争鸣。此外，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媒介在生活各个层面的延伸，新技术促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并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由此引发了“网上网下”、“圈内圈外”的广泛讨论。这一切都显示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多元格局的真正到来，为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看来，新时期文学思潮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以下突出特征。第一，强烈的革新变革态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文学思潮潮起潮落，更替频繁，比如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大众文学、女性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等都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第二，从历时形态到共时形态的嬗变。文学思潮的历时形态意指文学思潮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线性、前后相继的特征，而共时形态则意味着多种文学思潮的当下共存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多种文学思潮并存与交融、对话，才能形成真正的多元共生、多声部合唱的文学景观，也才能真正带来文学的繁荣与健康发展。第三，文学体制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新时期呈现出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到媒介意识形态主导的转换。在现代社会，文学思潮不是一种纯粹自发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组织性的自觉行为。因此，导致这种转型的重要因素固然很多，文学体制无疑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根据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现代国家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通过其严密的组织化力量建立能够体现自身意志的文学领导权，这种文学领导权具体通过文学体制来实施。在1985年前，文学体制的高度“一体化”[8]自然导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惟一性：“文学体制最为紧要的任务和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重新组建便于实行文化领导的国家机器”[9]。在这种文学体制的主导下，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被泛政治化，其话语激励与规训作用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最为直接，对整个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思潮的产生、流变等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体制化运作方式与领导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给予了文学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文学需要处理的首要关系不再是与政治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与市场理念与商业理念之间的关系。与此相适应，文学思潮也由“一体化”向“多样化”转换。这种转换在1985年首先从理论层面开始，其后在先锋文学与新写实文学中显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整体变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相对弱化，文学的商业属性逐渐强化，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体制也难以发挥其有效性，代之而起的是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学体制运作模式。国家尽管在1983年底就曾要求绝大多数刊物“自负盈亏”，但直到1992年后才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全面开始实施。这样，文学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要通过市场来运作，其商业性特征就开始突显出来，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逐渐形成。现代传媒与文学出版机构在这种市场化力量的驱策下，就由原来的“幕后”走到了“前台”，自身的主体性得到了加强。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直接介入和参与甚至“制造”文学现象及文学思潮，比如，新写实文学思潮、女性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等就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不可否认，不同的运作机制与动机，对文学思潮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如前所述，文学体制包括文学的管理、生产、传播与接受这几个主要环节。由于文学的管理、生产、传播、接受等主要环节发生了显著变化，导致文学体制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某种革命性的改变。具体而言，从文学的管理环节看，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与文学自身的特点，党对文艺、文学的相关政策与管理方式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更具针对性，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从文学的生产环节看，文学的写作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作家的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呈现出多样化。既有传统的革命化、使命化写作，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生命化写作，也有商业化写作，作家“明星化”成为社会的一道独特文化景观。从文学的传播环节看，各种文学出版机构市场意识、商业意识显著增强，商业意识主导的市场运作机制取代了意识形态主导的行政运作机制，对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文学的接受环节看，阅读的娱乐化、批评的媒体化倾向日趋明显。简言之，商业意识、市场意识与现代传媒构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导文学体制的各主要环节，使得整个文学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商业化、媒体化色彩。这是现代社会文学发展必须面对的艰难抉择：“随着文艺的作用已经迁移到当前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大众传媒上，文艺已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文化范例。这无疑是一个极重大的变化倾向，因为它涉及了在方法的匆匆变化中常常不加深究而放过去了的问题。”[10] 我们认为，由于作为新意识形态的市场原则、现代传媒主导下的文学体制运作模式迥异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体制运作模式，对文学思潮的兴起、演变、繁荣与衰落必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首先，从文学的生产环节看，写作者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体制格局内，最需要考虑的是写作活动及其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既定的审美规范，而不大考虑作品的销量，社会效益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与此相反，在市场原则主导下的文学体制内，写作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其作品能否符合出版商的要求，能否拥有市场，经济效益被放置在首位。在此观念主导下，美女作家、天价作品、文坛排行榜等对作家、作品的包装、宣传、乃至炒作等市场化的文学促销活动现象屡见不鲜。其次，从文学的传播环节看，各种文学出版机构及文学社团（杂志社、出版社、书店等）的主体性功能得到充分张显。在原有的文学体制格局中，无论是作家还是各种文学出版、传播机构都由国家养起来，不需要考虑市场与经济效益。但是，随着文化政策的调整，各种文学出版机构及部分文学社团在“事业编制，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下，必须考虑市场因素，否则就无法生存。在传统文学体制格局内，出版者可以不考虑读者，只对作者负责，诚如一些论者所言：刊物为作家而办而非为读者所办，最终导致读者对于刊物的冷落。与此相反，在新的文学体制内，出版者必须考虑读者，这是因为没有读者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无法生存，文学的社会效益更无从谈起。比如，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和2001年，中央和地方改刊的杂志有20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文学期刊；全国的文学期刊约有800种，其中能维持生计的不足100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种变化促使文学出版机构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市场”取代“权力”成为看不见的手，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隐性存在，而市场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显性存在，商业因素、市场需求成为了文学思潮兴起、演变等的核心动力之一。 从文学体制这一视角审视新时期文学思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从个案出发，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需要就文学体制对文学思潮影响的积极与消极面作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 [1]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M]//福柯．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p73. [2]同上。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p190. [4]同上,p193. [5]陈剑晖．新时期文学思潮[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262. [6]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7]张永清．新时期文学思潮：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p188. [9]丁帆，许志英．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2. [10]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76.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8年第3期第27-3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