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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回望这一进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深入的发展。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视野 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日益突出，其理论影响和思想启发越来越重要。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种历史的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收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不可否认，历史的选择因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早期发展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相比其他国度有特殊的线索。[1]总结和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发展当然离不开这种特殊的线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并非完全由历史所导致的“外来传输”的产物，更有着理论与观念变革的内在发展动因，即理论观念与思想意识层面上的主观创构与理论范式转换因素。本文试图着眼于六十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理论创构与范式转换的内在理路，深刻辨析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经验、基本问题与理论逻辑之间的联系，以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定位与历史责任。 一、“文艺大众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式在中国的创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开始被“引入”中国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中国特殊文化现实中开始初步译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期间，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郑振铎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俄国文学与革命》(沈雁冰译)、《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郑超麟译)、托洛茨基的《论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仲云译)、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一声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等一批理论著作最先被引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得到了初步的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逐步开始传播。但是，由于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势，自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那一天起，它就充满了新潮、先锋与激进的色彩，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并未获得完整系统的认识，而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直接介入社会的理论，这我们可以从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内容见出。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从内容上看，多是与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文艺状况密切相关的作品；从导向上看，则是更多地直接呼应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实际问题的理论著作。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明显的思想趋前色彩，但这种趋前性并非完全体现在文艺观念与审美观念上，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担当意识，这正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附性，也是它滞后的特殊性”，[2]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早期的理论萌发更多地展现了社会时代诉求的外在性特征。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收更多地局限在文艺界的思想论争之中，因此也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理解。[3]就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发展而言，是否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以及体系性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检视我们是否能够深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二十世纪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固有的“域外来源”的特征以及中国的独特现实决定了它在中国的接受困境，所以在当时即使有“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以及“革命文学”的呼唤与抗争，即便是有“五卅惨案”这样重要的“劳工事件”发生，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滞后性与工人阶级革命理论的天然缺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停留在“主义”的层面上。而就文艺领域的现实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在当时“民主”和“科学”的视野中也显得单薄，更难以真正发挥独特的作用。虽然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反封建的文学革命视野中已经开始强调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但这种革命意识更多地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在文学观念上仍然强调社会外因的促动，文艺观念与文学理念内部的变革还很微弱，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转换尚难发生。[4]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完整的理论形态与体系性的完善过程就显得更加重要，它成了中国是否真正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标尺，这种理论范式的创构毫无疑问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理论进展。从它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的理论特征，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和美学形式。在《讲话》中，毛泽东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艺实践出发提出了当时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5]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进而“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需要“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相互结合起来，毛泽东据此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从理论层面上看，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与“大众”的问题并非是从《讲话》才开始提出的。从1928年鲁迅和郭沫若关于“普罗文学”的论争，到1930年瞿秋白、周扬等人提出的“大众文学”口号，以及次年上海文艺界开展的关于“大众文学”的讨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历程中始终寻求“文学”与“大众”知识话语的连接。但在当时，这种连接的努力都集中在语法、文风、文体等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即文学如何表现大众的语言。[6]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大众化”则表达了全新的理论观念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追求，即在根本上，“文艺大众化”是文学的体验的大众化，也就是革命的文学要做到“大众化”，首先要做的是“感情起了变化”[7]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8]展现出了毛泽东在理解文学“大众化”问题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种角度和方式。从中国四十年代的文艺现实来看，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文学现实情形的判断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理论说明，不仅仅是在文学的“表达形式”与“书写内容”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是整体地表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于中国文学经验的学理诉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地方。 毛泽东的《讲话》的发表，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发展得到深刻的提升，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了一种从“形式→内容”到“内容→形式”的超越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与理论界的实践影响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学革命”的“形式表达”意义上，也不再单单着眼于“文学革命”的“内容书写”上，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开始在文学精神的层面上与中国当时的文学实践相结合，并最终以“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将中国文学普遍的知识经验融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创构。在这种理论创构中，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相呼应，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缔造了深刻的理论武器和斗争武器，而来自底层经验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拥有了“人民性”甚至是“人民美学”[9]的表达方式。这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则衍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另一个重要的起源语境和特征：那就是更多地在文艺界的思想论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孕育它的理论形态，文艺界的思想争辩和观念论争以及由此展开的艺术实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经验，政治意识形态则不但影响着文艺界的知识经验，而且影响了知识力量的分化组合。[10]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学经验中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但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那就是“怎样将中国的民间文化模式、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模式结合起来，从而真实地表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的情感和审美经验这一相对困难的理论要求。”[11]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创构的理论表征。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及其理论意义 如果说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形态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理论范式的创构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六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早已摆脱了理论创构的初期特征，开始显出实际有效的理论影响，理论范式转换的特征也更加明显。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矛盾与充满各种思想交锋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它比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创构历程更加艰难。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式的转换不仅仅意味着理论学说在选择与接收中的单向传播，也不仅仅意味着理论形态的初期创构，而意味着理论观念与思想精神的纵深发展，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念的综合变革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是从那种单一的“文化领导权”意义上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范式走向深入发展综合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思想指南与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深刻贯穿于中国文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研究过程的标志。因此，它必将引起接受方式与接收策略的自觉调整以及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式的深层变革，同时更是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曾经在很长时期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态，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经验也更多地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相呼应。比如，《讲话》之后解放区的许多文学作品，如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不但成为了“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成功范例，而且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象化现实审美经验的有力方式。[12]而那时，来自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愿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经验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想获得理论范式上的合理表达必须更切实地面对来自人民的情感体验与知识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在中国发生范式转换的内在的理论规约，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曾经表达了受压迫最深重的底层人们的情感和愿望，并且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了现实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格局。[13]六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文论仍然需要面对社会大众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诉求，仍然需要在根本上呼应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现实，并需要将之转化成内在的理论建构的内涵。[14]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转换的起点。正是在这个起点上，六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经验与中国现实，在整体、全面、系统地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开始了理论转换的过程。 我们曾经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展现的是一种“文学革命”的“形式化”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开始从“文学革命”的“形式化”阶段转向“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创构阶段。无论在二十年代还是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单一的特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与理论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狭窄的一面。即使是在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观念中有效地熔铸了“文化领导权”观念而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利的表达形式，它仍然没有摆脱“外来”与“送来”[15]的理论接受上的尴尬。如何摆脱这种“外来”与“送来”的尴尬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深入中国文学实践的首要任务。这里面首先还是一个“接受”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接受”的层面上我们如何真正摆脱“他论”思维，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精神融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与文学研究之中。六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首先在接受方式与接收策略的基点上展现出了理论范式转换的重要成绩。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不再满足于“理论”、“主义”、“学说”的平面介绍，不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做有选择性的介绍和有实际问题针对性的评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到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选集和文艺论著合集；从最开始的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作，理论引介和研究展现出了更加多元和变化的趋势。其次，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具体的研究过程呈现出了一种综合研究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平面地介入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理论手段，而成了真正深入文学领域的精神力量与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体观念开始与中国当代文艺问题、文学实践相融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体系建设与观念影响、思想指导也已经落实到了文学研究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具体的文艺研究与审美研究领域，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和观念简单机械地套用到文学阐释过程，而是开始注意在文学与审美领域中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与理论精神；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孤立化、片面化、机械化和程式化，而注重在整体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融入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走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领域。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已经开始走出了理论创构的初期阶段，理论范式已经显示出了实际效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已经作为一种整体精神契入中国审美文化现实并展现出明显的思想启发。再次，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在与中国当代文艺问题、文学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理论研究与体系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学观念与人性立场、典型化原则的梳理与接受、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理论探索、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研究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念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展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建设的成绩。在文学主体性精神的探究、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开拓、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研究、新理性文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全球化问题、中国美学与文化多样性等重大学术问题的探索与辨析中，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占的比重也是巨大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正在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中发挥实质性的理论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正展现出它重要的思想启发。这种启发就在于提示我们注意，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是一种独断性、排斥性、唯一性的理论观念与思想形式，因此我们不能再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绝对化和独白化，更应该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其他文艺观念的比较对话中找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更合理有效的应用形式，同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的多种资源的比较对话中以更加积极的方式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系统工程，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向深入发展综合创新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始真正意义上展现出中国化、大众化与时代化的实绩的表现。 三、理论发展与综合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定位与历史责任 过去的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式在中国已经由一元走向了多元，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单一走向了综合，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发生了理论范式上重要的转型，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面向中国问题与中国语境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建设的重要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六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不仅仅是充满了希冀、欣喜与理论收获的喜悦，同时也是一个孕育危机、提出问题、面临挑战的过程，“克服危机的过程与解决和回答现存的问题是同步的”。[16]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并非是直接而简单地发生的，而是裹挟着不同理论传统的矛盾与冲突、多种理论资源融合的压力与焦虑、不同理论话语趋同与求异的危机与挑战。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仍然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文论的大发展、当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涌现、种种思想裂变的冲击以及中国当下社会文化与文学实践的复杂走向，更给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在挑战与压力面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进一步明确理论建构的原则与方向，同时更需要进一步增强实践性与批判性，实现理论的综合创新。这既是新的文化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提出的理论任务，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责任。在过去的六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但我们不能当然地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与发展会是一帆风顺，不能笼统地认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成果就会不断地扩大。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首先需要我们要在当前社会现实演变与思想文化格局变换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定位保持清醒的认识，在文化多样性面前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历史责任作出认真的探索。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论引入中国也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才得到系统整理与消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是经过了六十年才逐渐形成目前的理论范式的，这也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融合会通目前仍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范式转换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无论是从理论范式上还是从思想影响上，其接受通路都不是单一的，其阐释路径也是多维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会与当代西方其他文化思潮处于大致相当的接受、传播格局中。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引入中国较早、介入中国问题与中国语境的过程较深入、全面，自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理解与当代阐释的方向与角度变化也最大，这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既是有利的趋势同时也是阻力的根源。这就迫切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与其他各种理论思潮的撞击、对话与交流中，更加表现出理论上的优势与效力。目前，我们不能绝对乐观地估计这种优势和效力会一如既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仍然面临着其他思想文化思潮的压力，这其中特别是要面对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后学”思潮[17]的冲击。 目前，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基本上完成了一个与“后学”思潮的相遇、接受、选择的过程，“后学”思潮的方法、观念部分地被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所接受、阐释和应用，并且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整体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层面上的变革，甚至影响了文学发展的态势与走向。[18] “后学”思潮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的展开方式，当它与具体的理论问题相遇之后，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它自身包含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内在地融入了理论问题的研究过程之中。中国乃至世界文论中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文学理论的危机”、“反理论”的声音、“理论已死”的宣告以及媒介时代来临的各种预言，都与当代“后学”思潮的理论渗透、影响甚至干扰有关。由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哲学传统、文学体验方式以及文学研究方法的差异，“后学”思潮与中国文学的相遇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多重的接受矛盾，甚至至今为止仍然显示出理论融通与对话的困境。西方文论发展中的“后学”思潮有着它自身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现代性现实，当它在中国文论开启现代性历程之后被中国文论引介与应用之时，不可避免地在表达方式、理论体系、话语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文论话语产生“时空错位”。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开始受西方“后学”思潮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就没有忽视这种“时空错位”所造成了理论误读及其应用性偏差。目前来看，清理这种误读与偏差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各种具有“后学”思潮特点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观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才在构成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契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需要的不是粗暴强横的理论攻击和话语口角，也不是完全排斥性和唯我性的打击，需要的是冷静的学科反思和宽容的对话心态，需要更为客观地吸收当代西方文论的新现象、新思潮、新发展、新趋势，并有效地与中国当代文学现实相联系，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增强理论的生命力。这既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当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在发展之途。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六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没有将“建构”流于口号，而是充分体现出了理论范式转换的深刻影响，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理与探析，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探索，以及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的综合研究，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实绩。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实的具体情境，也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地位更加突出，未来的发展之路，我们期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 [1] 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思就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与苏联相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不像苏联那样纠缠于努力吸取欧洲文学遗产的问题。见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6页。 [2] 见张宝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J].《中国社会科学》，2008，(2). [3] 倒是当时的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较早地谈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义，但胡适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胡适当时称之为“阶级竞争学说”)，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学说”太过强调“阶级的自赏心”，并认为这是“阶级仇视心”的来源和许多惨案的罪魁祸首。 [4] “左联”文学时期茅盾、蒋光慈等人的小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但这种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从“文学革命”的“形式”到“革命文学”的“内容”转换，这种变化仍然是在社会现实促发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尚未对其产生实质性的理论影响。 [5] 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53页。 [6] 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68页。 [7] 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51页。 [8] 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51页。 [9] 冯宪光直接地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人民美学”，参见冯宪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0] 当时很多城市出身的作家开始投入到“文艺大众化”的创作中，并发生了生活方式与文学理念的重要变化，并相信毛泽东说的：“最干净的还是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1]见王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J].《文艺研究》，2008，(1). [12] 赵树理的作品在当时曾受到郭沫若、茅盾的赞扬，被誉为“文艺大众化”过程中的“赵树理方向”。以往研究往往强调赵树理这类作家当时是“自觉地”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方向的。《讲话》以及“文艺大众化”在这些作家身上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其文学理念是如何受其影响发生重大变化的？这是目前我们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时忽略的一个理论盲点，即如何更进一步探索《讲话》以及“文艺大众化”在作家精神体验与审美感受方面的重要影响。 [13] 如“抗战文学”的理论形式其实与现实社会中的抗战方式有某种同构性，都是强调突出社会底层民众的经验与力量。 [14]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有底层叙事的文学，如蒋光慈、柔石的小说，在当时，这种文学叙事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更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产生深刻的理论联系。就目前而言，中国文学上的底层经验与大众文化仍然在不断发展，文学实践中仍然拥有“底层经验”与“大众化”的起源语境，因此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研究在这方面作出呼应。 [15]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6] 见李衍柱.《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J].《社会科学辑刊》，2005，(2). [17] “后学”思潮是一种较宽泛的说法，它一般指的是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化思潮，也被称为“后学”(post-ism)研究。 [18] 见段吉方.《“后”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9，(10). 原载：《社会科学家》(桂林)2011年第3期第9-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