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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学术与元理论 人类学术的一个基本性质是追求学术解释力的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这不仅是人类学术的整体特性，也是单科学术的特性。单科学术范围之内的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势必依赖比它更大系统的学术，后者为其提供方法论前提与终极根据。古希腊“Metaphysics”之“元”(meta)，即特定角度学术“原理”(物理学)的“元理论”。《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也可视为全书的元理论。“Philosophia”(哲学)“这词泛指一切系统知识”[1]。哲学因而一直不同程度地具有元理论功能。 与人类第一个文化形态巫术的互渗律(participation)相关，中国的经学与西方的神学所代表的古代学术是单科原理，缺乏分化发育的大一统元理论。由于缺乏独立的单科，因而也并不存在与之相对的严格意义的元理论观念。学术的现代性转变使垄断型学术分化为独立的各门学科。现代学术以知识形态保持着学科的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趋势，拥有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的特定“学科”(discipline)被尊称为“科学”。“科学”享有现代元理论地位，乃至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元理论论证的康德哲学，以及追寻现代哲学元理论的胡塞尔现象学也往往自命为“真正的科学”。但由于现代性已经终结大一统元理论，因而现代元理论呈现为“多元”多层级。17世纪物理学开创的自然科学、19世纪先后诞生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代表了现代三大“科学”元理论类型。现代学术需要援引上述科学类型元理论以获得深层基础根据。例如，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经典代表作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第一章即引述人文科学理论，以之作为奠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元理论。更多的元理论作用表现为特定学术的格局开拓与奠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数理逻辑、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进化论、索绪尔语言学、现象学等都是代表性例子。包括声称终结元理论的后现代主义，不仅以其悖论形态坚执着异类普遍必然性解释，而且同样有其依赖的元理论(上述例项中有多项为后现代思想渊薮)。除非文学理论彻底放弃研究态度而消亡，否则，文学理论必须对其“学科”性与“科学”性及其元理论保持自觉意识。须要区别的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文化名义下从族裔、女性、生态、历史诸角度介入并改造文学理论的各类理论，以及当今反拨这一方向的“后理论”，基本属于特定内容的具体理论，而并非根本思维方法前提与终极价值根据层面的元理论。 但是，现代学术的独立性及其元理论关系不免被现代社会各类格局及力量改造，元理论对现代学术的深层规范本就具有的某种不自觉性甚至演变为意识形态信念。元理论至关重大地制约规范着文学理论的形态乃至命运。从而，反思原理性学术的首要环节，乃是梳理并揭示其元理论背景。本文对中国百年现代文学理论的反思，选取代表性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三种元理论，分别考察其深层规范内涵，在此基础上延伸讨论文学理论可能改进的方向。 二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结构 中国现代学术分类的元理论前提核心概念是作为现代性旗帜的“科学”。对科学的自觉与尊崇使“科学”具有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理念(Idea)性质。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理论，几乎无一例外要标举“科学”的指导地位。“科学的文艺论”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理论主流支配性的范型[2]。“科学”性凝聚为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最深层的科学结构： 1、传统的“文章”学升格扩展为分化独立的现代“文学”论：这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扩展，而且是研究内容的系统化。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原理的系统研究。 2、文学理论秉持普遍必然性的文学规律及其评价信念，此即文学原理。 3、文章学的经验性技法升格扩展为科学方法论。它首先体现为以文学本质为中心线索的文学理论秩序结构，大致是：(归纳与分析厘定)文学经验—(抽象)文学的本质或特性—(演绎扩展)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其次表现为一系列概念术语及其系统逻辑关系。 4、文学原理各个要点尽量援引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早期特别是自然科学学科、后来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主义学说，晚近则是人文科学)，以延伸扩大根据。其中，文学本质或特性所依据的美学、人性论、哲学方法论(包括科学观)乃至宇宙观，都具有文学理论元理论意义。 科学结构保证了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性质，它同时是文学理论现代性及其大学学科传承教育的基础。文学理论的科学结构与以自然科学为范型的科学结构具有深层的同构性，它远超出了文学理论与各类科学的直接运用关系。 自然科学对于文学理论真正的限定与不相容在于自然科学的非价值评判立场，韦伯甚至将这种“价值中立”(Value-freedom)视为现代学术的一项基本品质[3]。 但拥有淑世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自始即关注文学的社会功用亦即文学的价值，而五四新文学观念主要意义也在于以之变革道德与社会。无论是倡导“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或张扬个性生命力的创造社，乃至被视为文化保守倾向并渊源于英美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学衡派，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中国文学理论(包括译介)，都不仅突出了文学的价值研究题旨，而且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区别乃至对立的人文科学意识。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如此丰富的人文思想却自30年代后集体湮没。这种大一统并不来自缺少价值规范的科学，甚至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唯科学主义也无此能力。 郭颖颐在其《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末尾指出，唯科学主义自身无法统一多元竞争，但却“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4]。这才是现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最为严重的负面意义。但是，这一分析强调的只是唯科学主义的覆盖度，而忽视了这一“超级思想体系”实质已不再是一般的唯科学主义，它比唯科学主义更为强大的新质在于，借助现代科学的普遍必然系统知识权威，它同时做出了最高亦即终极的价值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而被统摄于知识论与价值论合一的新的元理论之下，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意识形态”(ideology)[5]。 三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结构 科玄论争后期加入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基于科学专业背景的一般唯科学主义，而是将科学与人文价值乃至万事万物均统摄于自身，类似于古希腊知识王的泛哲学。这种实质由第二国际学派所塑造流播的唯物史观，在以对象性客体之“物”为本体及因果决定论方面，与以牛顿力学为原型的19世纪唯科学主义有重要共同点。唯科学主义从而引导出唯物的科学主义。唯物科学主义把康德划界区分开了的(现象界)科学与(本体界及人文科学领域)形而上学重新混同一体，并且以类似古代自然本体论的框架，对全部学术作出既是科学知识名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规定。但它又并非古代的“超科学”(Metaphysics)，而是以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为立场，将人文价值还原为科学因果律，即取得唯科学主义无法达到的统摄人文价值的最高权威地位。柏拉图式的传统最高价值理念(idea)以科学理性逻辑(logic)形态出现，这就是权威理念型“意识形态”(ideology)。这种经过20年代科玄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而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唯物科学主义，终于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元理论[6]。 权威意识形态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最具制约力的元理论，其核心结构是基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用而将文学本质意识形态化，基本模式是：文学作为社会结构组成之一的广义意识形态—文学作为政党阶级狭义意识形态工具—文学的党性、思想性与政治性—文学的形象性与典型性—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文学创作方法—文学欣赏—文学批评。 在上述结构中，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意识形态观成为狭义意识形态工具论的科学铺垫，进一步政治化为文学的党性与思想性，实质是基于意识形态功用论的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观。这一文学功用-本质观贯穿其后全部文学论：“形象性”与“典型性”是这一结构中最具学理性的文学特性概念，但前者基于唯物科学主义的反映论而归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观，后者更引入阶级性作为裁判典型性的尺度。文学内容则社会学化与意识形态评价化。文学形式的独立性受到抑制并从属于意识形态评价。创作方法成为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创作表现方式，不仅包含作家世界观改造，而且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导规范形态。文学批评升格为意识形态评判与斗争工作[7]。 以意识形态为元理论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基本范畴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反映论、阶级性、党性、人民性、思想性、世界观、反动性、倾向性、形象思维、典型化、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内容、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 不难看出，以意识形态为元理论的文学理论的知识性与科学性严重削弱了。与之对应，文学理论学科也政治化而负有批评与指导文学各门学科的责任与任务。文学理论成为“文艺教学中的思想课程”，是“政治性最强的课程”，甚至负有改造学生思想，培养“文艺部队和大量文艺战士”的任务[8]。这一方向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顶点。 一个关键环节是，意识形态垄断元理论而排斥美学，而美学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艺术学现代性学科谱系中关系最直接的哲学元理论。在以意识形态为元理论的文学理论中，美学性最强的概念是“形象思维”。这一容忍缘自形象思维论与反映论以及意识形态工具论的某种关联。中国意识形态文艺理论接受了苏联文艺理论传输的形象思维论创立人别林斯基的观点：“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9]这意味着文学与哲学(代表科学)内容相同而区别仅在于形象形式。“形象思维”一词在别林斯基那里是指“寓于形象的思维”(Мьшление В образах)[10]。在“形象思维中”，“思维”(Мышление)是主词，而并非朱光潜依据后起的派生名词“воображение”断定的，以“形象”(образ)为词根[11]。因而“形象”附庸于“思想”，形式从属于内容，艺术品是“可通过直观来体会的观念”[12]。形象思维论从而既可以解释为“形象反映生活”的社会反映论，同时又可导向“形象宣传”的文艺图解政策工具论。 然而，“形象”(以艺术为典范)与“思维”(以意识形态与科学语言为典范)毕竟是两个因素。对“形象”的强调势必造成“形象思维”重心的偏移，从而威胁到“思维”；反过来，“思维”的强化又势必斥“形象”为“反科学”。形象思维论这一内在矛盾成为意识形态文学理论解体的爆发点。矛盾爆发力恰恰来自矛盾的两个相反方面并导致相反方向。 在斯大林逝世引发的非意识形态化背景下，苏联50年代兴起的批判形象思维论的潮流，其核心是为“形象”(文学艺术)寻找独立于反映论意识形态的新的元理论。布罗夫(А.Буров)强调包括形象性在内的艺术诸种特征必须从区别于科学(思维)的艺术独特对象、内容与职能方面得出规定。依据马克思《巴黎手稿》“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美学思想，艺术的内容与职能不仅是对人的生活得反映，而且是对人的生活的评价与改造。因此，人道主义是艺术的本质(13)[13]。“艺术的形象的、具体感性的形式也应当从这个本身既有肉体又有精神的绝对审美对象中引申出来。”[14]亦即形象性源自人的本质的感性对象化特性。同时，艺术所包含的审美评价规定了艺术的情感特征。无论形象性或情感性，只有基于艺术的审美本质即人道主义，才是艺术性的。他借助马克思的美学理想提供了一种取代权威意识形态语言的新的元理论[15]。它来源于20世纪初叶以来里夫希茨(М.Лифшищ)与卢卡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人文主义美学。 钱谷融受布罗夫启发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这一元理论在中国却受到严厉压制[16]。十余年后，对形象思维的批判却来自完全相反的方向。在意识形态专政日趋强化的“文革”前夕，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文以政府发言人的规格刊出，称形象思维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武器，“因为党委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17]。 形象思维论的敏感与要害在郑季翘的文章中被清楚说明：正是形象思维论独立于逻辑思维的直觉论基点，对政治意识形态以逻辑命题(亦即从上帝至高颁布语言转化来的不容争论的直陈表述式)垄断真理构成潜在挑战。意识形态将终极理念逻辑化，“反逻辑”也就是在根本上反对意识形态。这的确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文革”之后将形象思维论作为艺术特征论与认识论问题讨论，却未能联系思想史背景注意到这一文艺美学学术问题激化为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18]。 形象思维论被马克思人文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撇弃，这标志着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不仅因政治意识形态变迁而失去元理论根据，并且也因失去其美学学理基石而难以再作为文学理论存在。 四 中国文学理论的人文科学格局 即使以张之洞《增设洋务五学片》(1889)为开端，与义理考据辞章的制义贴括旧学相区别的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也已逾百年历史了。但“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一词确定地进入汉语文献，迄今仅十余年[19]。人文学科及其人文科学的独立，既是20世纪末文化思潮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又是僭越垄断人文科学功能的专制意识形态伴随“文革”失败而没落，从而解放学术科学的前提性环节[20]。 人文科学概念及学理在80年代文化讨论后期进入中国思想学术界，以执政党意识形态自身批判性演进亦即人文主义取代阶级斗争为背景。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开始采取学术论证方式，这一意识形态形式转变要比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转变具有更根本的意义。从此人文科学公理及其表达式逐渐开始取代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裁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80年代意识形态演进与重建，以马克思人文主义的“手稿热”为思潮基础；而“手稿热”则以前述布罗夫所开启的马克思人文主义美学—文艺学之“美学热”为文化学术依托。马克思人文主义美学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而且深刻参与重建了“以人为本”的新意识形态[21]。 作为元理论，马克思人文主义将全面发展的人的自由个性(价值论)与社会存在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理论，它既是文学本质的内容基点，又是文学功能的价值论尺度。文学理论关于文学与人性审美关系的立论迅速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富于解释力的基础理论[22]。 中国新文学理论依据人文科学元理论而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百年元理论嬗变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扬弃性积淀，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中形成知识与价值的现代性统一： 1)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在人文科学元理论下分享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这首先是指文学理论超越党派之争的知识学品质，亦即由客观描述、概念界定、逻辑论证及其周延系统所支撑的学科普遍必然性。不仅社会科学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知识及其方法，迄今对当代文学理论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当代文学理论中莫莱蒂(Franco Moretti)将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统计学、社会学糅合于人文哲学与文学理论，以“宏观阅读”(Distant Reading)方式揭示了个体阅读视野无法看到的文学史规律，文学地理学从而成为一个自然科学与文学理论结合的学派理论。在对科学的这种工具性关系中，语言学特别是文学理论基础性工具。 2)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涵义，更根本的是与自然、社会科学既关联又区别的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其对象并非客体性物理或心理经验与社会经验，而是人性主体的精神经验。后者不仅要求不同于客体研究的体验描述与理解方法，而且指向超越社会科学使用价值的终极价值。正是终极价值成为人文科学及其人文学科新的科学性基石：价值理想(理念)的应然普遍必然性与绝对客观性构成人性精神境界，它以人文艺术的形态向实证科学相对主义价值及其虚无主义昭示这一境界的真理实在。被称作“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人文科学原初命名，诚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经费希特以“Wissenschaft”为词根铸造了“知识学”这个傲视近代物理学的术语后，“科学”(Wissenschaft)便享有了作为系统知识与终极真理的崇高地位[23]。20世纪胡塞尔所立志建构的“真正的科学”的现象学与人文科学，也都是在这一意义下使用“科学”一词的。联系到德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的终极追究与信仰气质，不难看出“Wissenschaft”与注重实用经验的英语文化传统中的“science”上述差别。 马克思基于超越谋生劳动的“美的规律”的生产—生活指向人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理想，正是这一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信念才可能在超越科学主义的非价值立场同时超越意识形态党派政治的专制价值规范。这一人文科学元理论的人类自由理想又以其现代性而区别于古典人文的宗教与宗法伦理背景之“道”[24]。人文精神理想成为凝聚文学理论不被形形色色的消解主义瓦解的核心，也成为文学理论指导并提升文学经验的基点。当文献学证明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属于误传幻象、真实历史中的海伦当时在埃及时，布洛赫(Ernst Bloch)对这一希腊史诗所包含的文学精神经验作出了与实证科学完全相反的阐释：“这件事情的真正深刻之处在于：特洛伊的或者说幻影的海伦比埃及的海伦更为优越，因为前者在梦中活了十年，并使梦想真正获得了实现。这是不能完全由后来的真正现实所取消的；……只有特洛伊的海伦而不是埃及的海伦和军队一道行军，只有她使她的丈夫度过十年苦苦的徒然思念的岁月，使他备尝痛苦与又恨又爱的感情，使他背井离乡地度过许多夜晚，尝尽艰苦的军营生活，急切地盼望胜利。砝码已经被轻易地互换了一下：在这个迷惑混乱之中，同一个罪恶的、受苦的但主要是有希望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幻想出来的特洛伊的诱人的女妖几乎是唯一的现实，而现实倒几乎变成一个幻影。”[25] 这一文学评论所蕴涵的人文理想揭示了实证科学所盲视的逻辑，它照亮了十年特洛伊战争的精神境界，也引领阅读这一评论的读者进入了这一境界。 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强化文学批评实践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普遍的倾向。但这一提法仅仅是经验性表达，而缺乏更深刻的学理依据。特别是，当文学理论还仍然把分析文学作品及文学经验看做“例证”，或者相反地对文学理论怀着成见而欲以文学批评取代文学理论时，这两种极端都脱离了人文科学元理论。继康德立足特殊探寻一般规律的审美判断研究之后，人文科学在与客体经验科学区分同时，强调与纯概念思辨的先验哲学的区别，即“精神科学并不想逾越一切经验”[26]。但这当然是人文科学意义的“精神”经验(例如不同于“疼痛”的“痛苦”)。而文学正属于注视并表达精神经验的语言艺术。但对特定文学经验及作品的文学批评并不以文学原理为目标，而文学理论则将特定文学作品批评提升指向更一般的原理。只是必须再次强调，这一指向原理的研究需要紧贴具体特殊的文学经验，而这正是古典文艺评论的突出特点：“目击道存”[27]。本体之“道”就存在于体认(“目击”)精神经验中。这类似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Wesensschau)。但人文科学的终极价值存在论不同于以自然及社会科学规律为对象的形象思维论，何况形象思维是指文学特性，而不是指文学理论的特性。 可以想象一种依托文学经验分析而又区别于文学批评的文学理论吗？回答是肯定的。现代阐释学断言全部人文学科首先是美学与文学理论需要走向阐释学。这意味着现行文学理论格局从模仿自然科学的静态知识论体系转向历时性的阐释活动：“例证”将转变为“个案”；概念定义及其逻辑推导将依托对本质性“现象”的“描述”；“理解”将不是对既有知识的认知，而是参与性体验与领悟；在以古典品评与海德格尔式的艺术评论为范本摹习中表述理论[28]……这是一种有待探讨建构的文学理论形态。 [1] 陈康：《希腊时代科学的曙光》，《陈康：论希腊哲学》，第432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 参阅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韦伯的“价值中立”自有其合理针对性，此处不遑展开。 [4] [美]郭颖颐(D.W.Y.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第17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 此处采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批判的狭义“意识形态”，即以普遍性自居的统治阶级自欺欺人意识形态。这有别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社会结构层次的广义“意识形态”。 [6] 与限于社会哲学的三民主义相比，唯物科学主义因其“物”的普遍抽象性而拥有前者没有的本体论，这是二者虽均为现代中国意识形态而仍有强弱之分的哲学根据。 [7] 以反思与矫正大跃进时期极左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周扬的《文学概论》编写提纲(1961)十一章标题中仍然有“文学与政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的劳动与修养”、“文学批评与思想斗争”、“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共产党的领导”近一半的此类内容。参阅《周扬文集》第3卷，第250—2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参阅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同前，第108页)，以及《文艺报》评论员综述《改进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文艺报》1952年4月25日。 [9]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10] 参阅《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第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6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9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13] [苏]布罗夫：《艺术的审美本质》(1956)，高叔眉、冯申译，第14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4] 同上，第306页。 [15] 这也就是布罗夫著作竟需要提交苏共中央书记处专题讨论并作决议的根本原因(参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所附文献)。 [16] 参阅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17] 参阅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红旗》1966年第5期。 [18] 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同样是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的起点，因与本文主题无关，不再赘述。详请参阅高建平《“形象思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与尤西林《形象思维论及其20世纪争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19] 据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页)统计，大陆最初一批人文学科理论文献为：顾晓鸣《“人文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刘少泉《人文科学要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7年第1期)等。海外虽早有唐君毅《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际》(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但从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与余英时《文化建设私议》等文来看，人文学科观念在80年代台湾尚处在启蒙阶段。香港虽早通行“humanities”一词，但从张灿辉《人文与通识》(香港突破出版社1995年版)中可知，直至90年代，汉语“人文学科”仍是香港学术教育界探讨性课题。“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确定性语用(被教育部与国家图书馆分类采用)已是90年代。但国际汉语学术界迄今对“人文科学”的“科学”一词踌躇，有关研究参阅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第4节。更晚近的辨析参阅笔者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国际会议的发言(刊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20] 可参阅尤西林：《人文学科与20世纪学术》，《学术月刊》1998年第7期。 [21] 参阅尤西林：《“美学热”与后文革意识形态重建》，《美学》复刊号，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 [22] 例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具有广泛影响”。 [23] 参阅《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译，第82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24] 创造性诠释古典文学理论思想成为当代极有意义的方向。但忽视原初存在论“古今”坐标之“今”(现代性)的现代生活世界及其诠释学视野，片面追求意识形态“中西”坐标中与“西”不同的“中”，其元理论的“形上之道”是有待分析的。 [25] 《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201页以下，法兰克福，1959。中译文采自[英]利·拉贝兹编选：《修正主义》，第20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6]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第12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27] 《庄子·田子方》：“目击而道存矣。”(清)徐印芳《二十四诗品跋》：“比物取象，目击道存。” [28] (28)有关“描述”、“理解”、“参与”、“体验”、“个案”、“摹习”的人文科学涵义可参阅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第三章。 原载：《文艺评论》(京)2013年第2期第67-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