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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31集电视连续剧《杨三姐告状》刚刚播完，一些爱好者凑在一块儿议论开来，总的感觉：不过瘾、不解渴、不解恨。一句话，“输了”。是指输了观众的“心”，输了观众的“情”，没能满足观众的需求。这是为什么？笔者也参与了探讨，觉得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是历史剧创作经常碰到而又争论不休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国从五十年代末六十代初就开始争论，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统一看法，争论焦点集中在“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和“历史剧是艺术又是历史”上。我认为后者提法是符合历史剧这种特定体裁艺术辩证法的，因为它明确地提出了对历史的要求。茅盾曾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所谓历史剧中历史真实，就是“客观存在之历史”；所谓历史剧中的艺术真实，就是“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历史”。郑波光在《试论历史剧理论与悲剧理论的区别》一文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剧就是把历史变为艺术的功夫。” “杨三姐告状”是个真人真事事件，北方地区、尤其冀中一带对这一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该事就发生在河北省滦县奔城(今滦南县)，听老人讲，“杨三娥”建国初期还活着。她的确是告赢了，政府惩办了凶手“高占英”。此事距今已有百年，当把它划为“历史剧”范畴。后来中国评剧院把这一故事搬上了舞台并拍摄了评剧《杨三姐告状》电视连续剧(由谷文月演三娥、赵丽蓉演三娥娘)。我对有些场面还记忆犹新，像杨三娥娘上炕时，先双腿跪在炕沿上，然后两脚相碰，是为磕掉鞋底儿上的灰尘，非常形象逼真。因我母亲就是奔城人，这样的动作是这一带妇女上炕的习惯动作，所以对赵丽蓉(她也是滦县人)的表演十分钦佩。应该说原故事和评剧《告状》的主题十分显明，是阶级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是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这条主线十分清晰，杨三娥与“姐夫”高占英的矛盾是主要戏剧冲突。由于高占英的凶狠、暴虐、残酷(他是用钉子从头上钉死杨二娥头的)，更进一步衬托出第一主人公“杨三娥”的坚强勇敢，克服重重困难、冲破种种阻力和一告到底的毅力、精神。告状赢了并未靠更多的外借力量。应该说这是“客观存在之历史”。由于它距离人们所知原型故事不远，故观众易于接受并认可。 现今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告状》，可以说是“把历史变为了艺术”，既是历史又是艺术。在人物的艺术创作中，是有着自己的爱憎的，他们遵从了历史剧创作的法则，并没有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告状骨架)，在人物创造和细节描写(血肉)上，则保持了艺术创作的自由，这样就使《杨三姐告状》连续剧既具有历史色彩，又保持了艺术的完整。 先看看电视剧的编、导、演是怎样把历史事件戏剧化和把历史人物性格化的。在该剧中有这样几组戏剧冲突： 1、“杨三娥与高家的矛盾”。在事实真象没有大白之前，杨三娥一直认为是“高家人”害死了她姐姐二娥；还认为是林媚春干的，从未怀疑过“姐夫”高成栋。由于高成栋成了“局外人”，所以他才能腾出手来去筹措钱财，杨三娥告一次，他向玉奉县太爷贿赂一次，从一千两到一万两不等的银子，甚至连高家镇店的玉瓶、老古董店都搭上了。它是贯穿全剧的主线。 2、“杨三姐与金钱的矛盾”。她屡告屡败，就是因为高成栋次次在使钱。杨三娥巧生一计“给我三万两银子就不再告了”。从高成栋那里讨来三万两银子，去送给县太爷陶大人。“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三万两的代价，仍没告倒高成栋，却冤杀了无辜“小红”丫环。剧情发展到灞洲府衙“清官”徐大人断案时，杨三娥才知道真凶是她“姐夫”高成栋。这条线当属暗线，贯穿全剧始终。到改朝换代后的检察厅也没离开银子。厅长收了高成栋一万两银子，在夫人“开导”下，还算公正处置了高成栋，又退还给高家这一两银子，当属败笔，是狗尾续貂。 3、“杨三娥与高成栋的生死矛盾”。可晚了，徐大人被调走，高成栋父亲高敬堂巧取豪夺了灞洲府尹的位置，无罪释放了玉奉县太爷，救出姨太太和儿子，此时杨三娥已无回天之力，无法再告真凶高成栋了。 4、“杨三娥与高敬堂的矛盾”。虽不是明线，但印记很深。可以说整个戏剧事件都是由高敬堂而起，又因高敬堂而熄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敬堂这个人物十分阴险狠毒。故事开始是因杨三娥父亲替高敬堂顶罪而被砍头，高敬堂幸免并许诺要奉养杨大人遗霜和两个女儿。高敬堂从妓院将三娥母女三人救出火炕，买房让其住下并经常关照。这时的高敬堂是个“好人”、是个“讲信义之人”。故杨氏一家感恩涕零。又是高敬堂主动提出要娶二娥作儿媳，使高杨两家结为“亲家”。这时观众对其印象很好，“敬堂”可谓可敬可亲。当杨二娥被毒死、急于装棺材、入殓下葬，此时的“高巡府”却让人看不懂、摸不透了。杨三娥提出开棺看上姐姐一眼，亲家母也有这样的要求，可高敬堂却装起糊涂，甚至自己装病，助纣为虐，暗中帮助儿子掩盖了真象。此時的高敬堂让人感觉“是个草包巡府”，但仍未把他视为坏人。最后他以十五万两银子夺走去洲府尹，强行放走罪人县太爷以及儿子等，凶相毕露了，更有甚者他亲自逼死亲家母，还要除掉杨三娥，这时观众才看清了高敬堂的“庐山真面目”。借用剧中人徐大人的话，高敬堂是个为官不守信，为人丧良心的败类、恶魔。姨太太林媚春与儿子通奸乱伦、二娥被害死的真凶是成栋，儿子两次三番用银子贿赂县太爷，高敬堂都清楚，他不但不制止，还暗中支持。他之所以这样做，用他自己话来说，都是为了维护高家脸面，保全高家。这是个只为自己，心狠手辣，人面兽心的大贪官。可以说杀害二娥的罪魁祸首应该是高敬堂。是他逼儿子成婚的，是他一走三年丢下年轻姨太的，是他放纵儿子为所欲为的。又是他再次花银子复职的目的不是为惩治贪官，而是为保全儿子不被砍头。太自私了。真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典型。 这样下来，戏剧矛盾就太复杂了，线头太多了，让人看不清，理还乱，难免观众有不满足之感。另外，还给人一种感觉是，“杨三姐告状”事件本身成了该剧一个副载体、躯壳，没能完全体现出主体形象来。 二、如何看待钱、权、法的问题。 该剧给我们的直感是“衙门口冲南开，有钱无理也能赢”，钱能通神，钱能通天，若是纯用道法标准来衡量，而不是用美学的观念去评说，包括电视剧中出现的所有内容，是否恰当？显然从理论上不能说是恰当的。如果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杨三姐告状》目的是为了暴露清未的腐败、混乱，那剧中出现的那些庸俗的、病态的钱权交易，视法律于不顾，就好理解了。这是因为该剧描写的对象本身是庸俗的、病态的，高家是一群丧失了人性的动物；电视剧之所以无视道法和社会伦理，恰恰是因为它所描写的官僚地主阶级、清朝社会的贪官污吏已经沦丧和败坏到一钱不值的程度。还是通过这些不可替代的描写揭露，才把清末从县官到朝庭王爷的最后一层俘面彻底剥开了。从而在审美上完成了它暴露的任务。 三、关于电视剧的成败得失问题。 应该说该剧的编、导、演以及制片人，在把历史事件戏剧化和把历史人物性格化上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和有益探索，并下了很大功夫的，也取得一些成功。“写历史剧只要基本上不违背历史事实就行了，其它细节和人物是容许虚构的。”(郭沫若：《关于历史剧的一封信》)《杨三姐告状》的主要情节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高成栋最后总算被打死了，替杨二娥报了仇，为杨三娥解了狠。像虚构的高敬堂、杨大人、徐大人、亲王等，都比较可信，也算成功之例。上面分析过开场杨大人代高敬堂受过被砍头，后发展成亲家，再后又成为冤家、仇家、不共戴天等都比较合乎情理，顺理成章。冤杀丫环小红、逼死小艾，高敬堂亲自逼死亲家母更有助于深化主题。高成栋狗急跳墙，让人焚烧杨二娥棺木彻底毁尸灭据的细节很可取；徐大人断案小葱伴豆腐一清二白，让人眼睛一亮。最后虽未成行，但也让人看到了清末还是有清官良民的。总的感觉这个剧的故事情节虽耳熟能详，但还能让人看下去，还愿意看下去。 历史剧的虚构是受制于作家的审美理想、审美原则和思想倾向的，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正如一般文艺作品受社会真实约束一样，历史剧要受历史生活真实的约束，它是“以不伤害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为前提的，剧中的假人假事应当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产生的人和事，而真人假事也应当是符合这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不是强加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它告诉我们，艺术家的虚构应该是那一时代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合情合理的；赋予人物的思想也应该是那一时代人们思想认识可能达到的水平，而不是把现代的事搬到历史剧中去。但该剧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有些细节不够合理合情，有生拉硬扯之嫌。高敬堂花十五万两银子只为到灞洲府衙，保全儿子，太牵强。高敬堂私自放走杀人犯儿子，无罪释放县太爷，节奏虽加快了，但让观众无法接受，因为太突然、太生硬了。 2、杨三娥自徐大人断案后回家等结果，又知高敬堂到灞洲府衙后，嘴说是继续上告，但人失踪了一年多，第一主角断线，给观存直感是三娥不再上告，告状沒了结果。 3、随之而来，告状结果，不是三娥所为，而是改朝换代，黄全当上副官，走后门到检查厅，厅长做的最后判决。这时的三娥已灰心丧气，没了告状的信心与勇气，告状的主动性淡化消失了。在黄全再三劝说下才勉强上告的。这与那个一直上告不止，终得胜利的杨三娥是大相迳庭的。 4、下人陈妈劝杨三娥不要再告了，告一次死个人，下人们无辜被害。小红、小艾之死，罪在高成栋，陈妈亦是帮手，倒把罪责推到三娥身上，这让观众很心寒。奴才替主子说话是可能的，但不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另外陈妈对小艾等进行奴才哲学教育，完全丧失良知。有损劳动人民形象。 四、关于结尾的遐想。 目前该剧结尾，虽是处死了真凶高成栋，但对本案有干系、甚至是同案犯的吴献铭、高敬堂、玉奉县县大爷陶大人和师爷等，并未做处理或交待。吴敬铭跑了，高老爷疯了，县太爷未做交待，这帮坏人、恶人没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观众才觉得不过瘾、不解渴。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戏剧的结尾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不爱看好人大苦或死绝了的情节；而坏人事事得逞，居然不受惩罚，也是人情所难容的。扬善惩恶既合人情，又能满足观众的心理要求。因为它能给观众带来快感，使他们在道德情感和审美心理上得到满足和慰藉。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带有理想、幻想色彩，但它反映的是古代人民的一种强烈的爱憎和朴素善良的愿望。民族道德观，决定了民族审美观和欣赏习惯。而民族趣味往往与民族历史发展相关联。古代中国是一个封建大帝国，时间长达两千多年，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其本质是由经济地位而带来的阶级、民族矛盾。作为一个民族，在思想上、生活上长期受压、受害、喘不过气来，在主观上必然要求得到安慰和寄托，而在现实中却难以得到，那只好到文化活动中去寻找、补偿，这样“皆大欢喜结尾”就成了人们主观情感的寄托手段和慰藉方式。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记载：“我们花钱听戏，目的是为了找乐来了。……到了那里，总想看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把刚才满腹的愤慨不平，都可以发泄出来，回家睡觉也能安甜。”这说明扬善惩恶在道德感情上是会引起强烈共鸣的。 就目前电视剧所提供的戏剧事件和线索来看，要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将谋害杨二娥及杨家人的有干系罪犯，绳之以法，笔者有如下“遐想”： 1、该剧可以结尾在徐大人断案之后，将高成栋、吴献铭砍头，玉奉县县太爷革职法办。这可以体现出杨三娥告状的威力，同时也颂扬了清官徐大人。清末虽遍地是贪官污吏，腐败透顶，但出个八清官还是可能的，也是众望所归。 2、徐大人被强行调职，高敬堂做了灞洲府衙之后，让杨三娥继续告状，直告到总督府，最后由总督来断此案，那就有戏看了。此时徐大人已到朝廷还可以助总督一臂之力。 除处死高成栋、吴献铭外，把高敬堂也砍头，一是包庇贿赂罪，二是直接杀害亲家母之罪等，数罪并罚；连亲王也受到株连，予以惩罚，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规，那才叫大快人心呢！惩罚亲王，该剧已提供了总督与亲王有恩怨的线索，总督系三朝老臣，惩办王爷也有可能。这样改，该剧从高敬堂免死罪、降职为民始，最后又将其砍头，有始有终，将其作为彻底反面人物来处理，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