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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古典文学著作的影视剧改编十分盛行，从几年前红红火火的《红楼梦》、《西游记》，到几个月前刚刚播完炒得火热的《三国演义》，这些确都令人耳目一新，感受到影视剧中一种涌动的新鲜生命力。但并不就说只喜无忧，在欣赏的同时，笔者断断续续产生了一些想法，不妨提出来与大家商榷。 首先想到的是对古典文学名著或非名著，改编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经常看到文章介绍此类影视剧时，用了“忠实原著”的说法，或许电视也的确给人一种“忠实原著”的印象，甚至忠实到一字不改。当然，改编者选择何种态度来进行改编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外人指手划脚，不免有多管闲事的感觉。而且，把小说改编为电视剧，要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做一番根本转换，说“忠实原著”，恐怕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完全的忠实产不可能也做不到，更是无意义的。事实上，当改编者把文学作品搬上屏幕时，他们对小说中的情节，细节等等必然有所选择有所加工。但应当看到，不少经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比如《三国演义》）对人物对白的处理是有失误的。如果说不改一字的对白即谓“忠实原著”，我以为这种“忠实”非常不可取。理由是，电视中的人物对白和小说（尤其古典小说）中人物对白绝不能没有区别。前者为偏重于生活化的口语，后者为偏重于美文的书面语。再有，小说以文字叙事，电视则用画面加声音叙事，两种叙事手段不同，方式不同，对节奏的把握要求也不同。这些大约都要影响到“忠实原著”原则的贯彻实行，换言之，“忠实原著”于此二条前是要被打折扣的。 当然，任何改编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原著，但恐怕也不能惟原著为是，亦步亦趋，无一句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许多古典作品受历史或表现手段限制，在某些方面当然会不尽如意。如果作品在故事编排上松散拖沓，一经搬上电视，会更突出这个问题。电视剧是剧，它比小说更要求集中、强烈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点改编者在改编中不能不考虑到。情节人物上的删繁就简，使之更集中更强烈，可能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人物在屏幕上一晃而过，就不会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并显得零散杂乱、枝蔓横生，明显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性。 在思想倾向，价值观念，人生理想，道德信仰方面，完全忠实原著，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更多了。作者的尊奉贬抑自有其道理，但是不是我们也只能跟在他屁股后边走？我看没有必要。古人的“仁”与“义”自有其局限，不加批判地大唱赞歌实不可取，想通过这些东西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众多道德问题也恐怕是不行的。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要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精神资源，但对传统批判继承的原则却不应放弃。而古典文学著作中需要清理的东西何其多，改编者却于此熟视无睹，思之令人惊心动魄。 我恰恰在此意义上对“忠实原著”提出质疑。一般说来，人们对改编是否应忠实于原著，或忠实原著的具体含义议论较多。在我看来，可怕的是有人正试图将“忠实原著”提升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有人把“忠实原著”和对待古典文化的态度联系起来，好像不忠实原著即是对传统文化不恭敬不严肃，便是历史虚无主义，便是玩历史，便是“无君无父”。这如果不是一种误解的话，或许竟是一股与现代化相悖的复古思潮？至于说到改编的原则，我自然是主张不忠实于原著的。而这是一个使改编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 看古典文学著作改编的影视剧，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何为“历史真实”？围绕此类影视剧常会有是否“再现历史真实”抑或“违背历史真实”的争论，《唐明皇》、《三国演义》无不如此。记着还曾有人写了很长的文章论证《唐明皇》比《戏说乾隆》更有价值，更应受到观众欢迎。其理由之一即《唐明皇》“再现了历史真实”。 但是，历史真实往往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有时，或者以为自己把握了历史真实，而恰恰是在这一瞬间，历史真实又从手指缝中溜走了。最近看了一出广西的彩调戏，给我许多带有启发性的认识。剧作者在这出名叫《巧妹子》的戏中，用“连心轴”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意象符号，重新解释了“君民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三四十年前广西创作演出的另一出戏《刘三姐》。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对抗”更符合“君民关系”的历史真实呢？还是“连心”更符合历史真实呢？ 我们还可以罗列许多剧作的名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近几年来，许多人所作的恢复历史真实的努力。真实是想重新确立“正史”的立场，也就是正统皇权的立场。这几乎成了目前历史剧创作的一种倾向。没看过的不敢说，凡是我看过的，无论影视剧，还是舞台剧，在表现皇帝（包括一些有作为的皇后皇太后）的时候，似乎都是毕恭毕敬的态度，给人一种“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感觉。他们不仅在政治军事、创业守成上大有作为，在感情生活上也严肃认真，执着专一。倒是被人不耻的“戏说”，敢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讲述皇帝的故事。如果真像有人所说，“戏说”是对于历史的不尊重，而我们那些奉皇帝为至尊的电视剧倒是再现了历史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将“五四”以来几代人对中国封建历史的认知置于何地呢？ 其实，所谓“历史真实”更多的是剧作家们的一种宣传策略。在这里，唯一真实的，是现实对于历史的规范和要求。由此可见，所谓历史，无非是人们根据现实需要而创造的一种文本或话语。极而言之，历史只存在于话语与文本之中。它的真实性（如果它有真实性的话）也仅仅是话语或文本的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唐明皇》《三国演义》有真实性，我们也可以认为《戏说乾隆》有真实性。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反映了现实需求的不同侧面而已。 然而，由于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误解，结果，对真实的追求成了压在编导者心上的巨大负担。谨小慎微、斤斤计较、无一字无来历，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可能拍出洒脱、飘逸、旷达、豪放、想象力丰富，而又诙谐幽默的作品。现在不少古典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就有一种“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感觉。如果是说这种影视剧还有功劳的话，那么，就是在观众中造就了相当一批考据爱好者。这类观众可以精确地说出中国人从哪一年开始用的马蹬，哪一年开始把三脚酒杯换成了无脚酒杯，至于艺术表现倒好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由于媒介的渲染，这种对于真实的要求显然又给编导们增加了新的压力。尽管也有编导津津乐道于这种细节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它们给作品带来的真实性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历史并不因为一件道具的真而改变它的不可重复性。 说到底，我们在谈论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通过传媒向大众提供娱乐消费的性质。在这里，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在比所谓的历史真实更有魅力，也更重要。“一壶浊酒喜想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当历史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再找一点古人的这种潇洒和豪气恐怕已经很很难了。 原载：《电视剧》1995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