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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识小 文：颜桥 出处：新京报 2007年4月 要写这本《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着实让我犹豫了半天，关于侯氏风格、长镜头美学等等，不知道已被多少侯氏发烧友谈及，它比较适合作为课题，书评大抵更适合“识小”。我自己最早看到侯孝贤电影却不是《风柜来的人》或《童年往事》，却是《悲情城市》。 从朱天文的“眼睛”来看侯孝贤，这实在是个有意思的事情。阿城的序写得棒极了，“我确信，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天文永远是柔弱、专注、好奇、羞涩、敏锐、质朴的集合体……因此我才想到合金。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换言之，侯孝贤的电影是一种独特合金。”合金实是知人之言，唐诺曾经批评过侯孝贤电影有些“江湖气”，这种“黑道情怀”，游侠式、水浒式、罗宾汉式的“不义的正面即正义”，唐诺觉得这是侯一厢情愿的想象。我读朱天文这些剧本、小说，还有工作的随笔，兴致却全在“合金”的另一面，看过电影，如今读起来这些画面感很强的文字，依然觉得天文笔致里的柔软似乎中和了那些“江湖气”，增加了怅惘的东西。我自己读朱天文的《童年往事》的小说时，似乎已感觉不到街角社会的残酷，一切都在细软的笔致下轻轻飘来，又轻轻飘走。我妄自揣测，也许朱天文有让这块合金“轻”起来的质感，而侯的质感更多是沉甸甸的生根，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质，却又在一种合金里“异质统构”。 或许侯借助了这块合金里那股轻逸细密的力量成就某种美学的品质，我特别注意了一下，朱天文第一次见侯的一身着装：“特意挑选了一袭灰鼠针织套装、高跟鞋，长发盘成一髻赴会，自知老了十岁”，文章写于1982年，此时朱正二十五六，何苦以“长发盘成一髻”扮相呢？或许怕年岁而被轻视，这实在是有些“卖老”的有趣了，恐怕当时她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回顾这段“最美好的时光”吧。 稀有金属 文：阿城 我确信，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任何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可以自己掂量一下我说得对不对。 我并非在说朱天文是那种悍得——按罗永浩语录: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侯孝贤正是这样的人。相反，天文永远是柔弱，专注，好奇，羞涩，敏锐，质朴的集合体，每每令我有置身万花筒前的惊叹，却又感叹她居然天生无习气。天文又似乎天生就有听别人说完的静气，每每令我有是否接着讲下去的犹疑。每次读她的文字，是绝不敢速读的。天文的文字之美，毋庸我细说，单独要说她文字性格里有一股侠气与英气。中国中古至上古，记录中常有此类气血涌动。汉唐时文人常要随军才会有仕途，自然诗文中有气血四合的筋骨，最为人钦羡的是“倚马立就”。我每读天文的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字，都有她倚马立就的感觉，当然，远处老侯在炯炯地盯着摄影机前的一切。 可是在台北东丰街的茶艺馆“客中座”里，常常一个电影的萌动，是从这里开始，我看着柔弱的天文，问自己，是她吗？ 当然是她。因此我才想到合金。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换言之，侯孝贤的电影是一种独特合金。这样的说法，其实有违我一向的说法:电影是导演的。侯孝贤确实在拍摄时注重摄影机前具体发生了什么，因而常常悍然改动剧情，令人跟不太上。 朱天文引摄影师陈怀恩的话说，如果有人跟过侯导的一部戏，能学到什么，那是骗人的。有没有这么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怀恩说的是真的。我大概有三四次看侯导拍戏的机会，一次是《好男好女》，借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排练场，搭了个小内景，拍伊能静演生孩子的戏，怀恩掌机。现场的人都非常年轻，老侯和我算岁数最大的了，但老侯永远是年轻的，目光锐利逼人。我趁机在一边用镜间快门的小相机拍了几张，随老侯多年的小姚探过头来看我是不是用闪光，我说怎么会？镜间快门声音很小，闪光肯定不会用的啦，而且还没开拍嘛。小姚说，上次拍《戏梦人生》剪辫子的戏，百多条辫子一下剪掉，根本不会拍第二条的。结果开拍了，辫子刚剪掉，一位报社娱乐版的小女生就用相机闪了一下！哇，死掉！白拍了！大家都看着小女生，谁也不敢说话，小女生吓得一下就哭了。我说老侯呢？小姚说，侯导居然什么都没说！反正白拍了而且也不可能再拍就对了。我听着汗当时就下来了。 那次天文当然也在，非常专注好奇地盯着一切。以至我要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有惊吓的样子，令我愧疚，同时再一次问自己，是她吗？当然是她，这块小小的稀有金属在现场的阴影中，发着柔和的光。 这本文集，大部分内容我之前分别看过。这次集中再看一遍，心生感慨，它们深入历史诸阶段，美学，文学，导演，电影诸部门，人文，市场，伦理等等，同时又是无穷细节，柔刚相济的美文。这是电影史中罕见的文献，它有着阅读中文者久违而熟悉的特殊，文史一体。 好，不打扰了。你们读下去的时候，我的建议是，慢一点，不要赶，浇水的时候，慢，才能渗得深。 好电影谁给题名 文：鲁肖荷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2月 电影剧本写了二十年，朱天文其实早就晓得无论再怎么讲文字故事，最后大家看到的还是导演呈现的影像故事。她进而得出另一个结论，一年写一两个剧本，供养其余时间里写小说、阅读、旅行等等生活。所以她最终的决定就是：选一个导演可以维生。 这个导演自然就是侯孝贤。然而最初竟是以对电影界人士“非常狡诈”的感觉开始合作——年轻的朱天文扮作银行女秘书的老成样，小心翼翼地去跟要买她《小毕的故事》版权的陈坤厚和侯孝贤约谈，结果侯孝贤与她聊起向田邦子的散文和钟晓阳的小说，才不得不令朱天文惊呼：啊！电影界也是会看书的！ 此一颇具文艺气质的呼喊可能也只有当年的朱天文可以叫出声来。那时她正值芳华，小说写了十来年，创办文学团体“三三”，潜心研究“张腔”和“胡说”的比例拿捏，是“闺秀”型作家。一篇文艺腔的《小毕的故事》最后被陈坤厚拍成了票房大捷的卖座片，但已经跟原著相差甚远。添加进诸多青春期男孩顽劣事例，想来也是编剧之一侯孝贤贡献的成长经验。后来成长经验成了侯孝贤多部电影题材的源泉，不仅是他自己的经验可供拍出《风柜来的人》和《童年往事》；吸收吴念真的又拍《恋恋风尘》；还动用朱天文幼年时在外公家度暑假的记忆，则成了《冬冬的假期》。无论是别人的惨绿少年还是自己的天真小童，朱天文永远都是先行部队里负责文字记录的那一个，把分场次的剧本稿交给导演，用作拍摄现场时推翻重来。 所以如果手持《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里收录的剧本，再眼观电影，就真的会发现剧本里大块大块的场景在银幕上消失不见，连带着剧本的整体风貌都和电影毫不搭界。有些剧本差不多只拍了一半，剩下的电影完全没展现，只当读者多读了个故事。换作别的编剧也许已经感伤涕零，或埋怨导演滥杀无辜，但洞悉侯孝贤奥意的朱天文并不在意自己的劳动仅限于白纸黑字，或者说，她满意于自己仅限于白纸黑字的劳动。 电影创作的情感密辛或许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就不如只观看其文字品相，或更让人有所感。照理说编剧本应该先起大纲，但是导演倒依着编剧的擅长，结果先诞生出小说《风柜来的人》，第三人称叙述，冷静回首往事，又难掩除却巫山的凛然。而《童年往事》则是电影拍出后再写成小说，加进侯孝贤于故乡拍此片时的趣事数则，时空转换纯熟，口气也愈发老练，文字锤炼间，开始形成詹宏志说的那种“老去的声音”。而到了小说《最想念的季节》和《尼罗河女儿》则回归第一人称，“天下第一现实鬼”毕宝亮和卷发精怪的圣子林晓阳，八十年代的流行与爱情，又尽在或泼辣或戏谑的犀利语调里。而以上诸篇，之前只收录于小说家朱天文的文集里，今次以电影小说面目亮相，新添况味之外，与剧本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更让人一窥侯孝贤团队的电影制作之旅。 作为团队一员，朱天文可能真应了当年的景，成为这其中称职的女秘书，细细捕捉侯孝贤电影之路的递进演变，有片场传真，也有后期花絮，结果成就独一份的侯氏电影乃至台湾新电影的文献史稿。同时不只陪伴侯孝贤迈入大师殿堂，更目睹摄影美术录音一干人等如何成为华语电影的行业翘楚。人只道是侯孝贤与朱天文的合作开启台湾新电影之潮，而朱天文的新电影史记却体察到这里面汇聚积累着更多人的生命历练，庞杂繁复，然有电影相照，确又清晰可查。 关于《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的延伸阅读，自然可以参见诸多名家记述的侯孝贤、朱天文的电影合作，比如阿城为朱天文各版本文集写的序言；还有阿城谈论侯孝贤的文章——其中形容朱天文：渺目烟视。在此推荐另一参考——阿萨亚斯一九九七年拍摄的纪录片《侯孝贤画像》。里面朱天文用家常语气缓缓叙述自己的写作缘起，果真十分“闺秀”。然后在常常倾谈剧本的茶馆取景，朱天文取出剧本手稿，都是一字一字记在横格大笔记本之上，字句立体起来就成了后来蜚声海外的影像成品，自然也是这本《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的手写稿。摄影机又拍朱天文、侯孝贤、吴念真三人对坐，可以想见那些剧本成形脱胎的日子里，几人就这样把各自的生命经验丢来丢去，丢来丢去，之后落于纸上，成就段段清茶时光。 侯孝贤“幕府”里的朱天文 文：韩 猛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2月 1986年的春天，阿城第一次看到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自称当时“心里惨叫一声：苦也！怪不得在北京这几年总是于心戚戚，大师原来在台湾”。 《童年往事》大概真是令周天皆起大震动的片子。不单对于１９８０年代的中年电影人如此，１９９０年代的青年电影群落，即便有了后来的赫赫盛名的《悲情城市》，乍见之下照样惊为天人。相对于同时期的我们的第五代，林旭东说侯孝贤是“太阳底下的人和事”了，还说看第五代是看别人，看侯孝贤的电影才是读自己的故事，“甚至你生命中许多未曾解开的结，在那些从容的叙述中，都被不知不觉的解开了”。那种哀而不伤的沉痛，真正恢宏的史诗气度，举重若轻、天然浑成的诗意，真可令观者一见心折。 一转眼，二十年光阴随逝水，侯孝贤真的毫无愧怍地拍出了十几部有口皆碑的侯氏电影，连对他的电影的研究也已成了国内外电影界的显学。１９９９年，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了侯孝贤电影研究专辑《戏恋人生》；２０００年，法国电影资料馆辑出国际影评的合集《侯孝贤研究》；当然还应该包括阿萨亚斯１９９７年的纪录片《侯孝贤画像》。然而，这么多年这么多人中，有关侯孝贤的写得最好的文章仍然莫过于阿城的一篇《且说侯孝贤》与朱天文的一篇《悲情城市十三问》。关于侯的影史评论，而今而后，怕是难寻到第三篇了。 说起来，朱天文绝对是侯孝贤队伍里的文学祭酒，也是侯氏“幕府”中的灵魂和领军人物。于是，这本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侯氏的书，也便有了格外的分量。侯孝贤的非“历”之“史”，借助于朱天文的“文史一体”（阿城语），以作以传，与大家一起回味、思索和考量“那些侯孝贤最美的影片”，竟是怎样一种不可多得了。迄今为止，侯孝贤整整参与了５０部电影的创作，导演１７部，书中所收的，恰恰是朱天文加盟后，以《小毕故事》开始“台湾新电影”以来的１５部代表之作，故事蓝本、剧作以及其间每部影片的思考评论种种，甚至还包括了朱天文以散文笔法笔笔亲录的《恋恋风尘》一片制作的全程文字记录。就像阿城的绝佳广告：罕见的中文文体，罕见的电影文献，深入历史诸阶段、电影诸部门、人文市场伦理诸方面的无穷细节气血英侠刚柔并济之美文。 今天作家们从事电影编剧，或许真有些唐人从军作幕府文人的意思。把朱天文的电影文字中英气勃勃、气血四合的气象比作汉唐文士随军远征，就为此也应佩服阿城的想象力。 朱天文常在访谈中谦称自己只是侯孝贤的“空谷回音”，也谦虚地提及侯借助她来“观察女人”。本来认为侯孝贤专长在描写男性世界的这几年可能是大跌眼镜了。包括《好男好女》、《海上花》和《千禧曼波》对侯孝贤传统女性观的颠覆，《千禧曼波》、《恋爱梦》从《荒人手记》里延续来的沉沦主题以及《咖啡时光》里清纯的女性视角，都让人感到朱天文的影子在侯氏电影中越来越清晰起来。其实，《荒人》后的朱天文更加倾向于“整理自己，与自己对话”的写小说的方式。自１９９９年到今天，朱天文一直立志隐居，希望全心全意投入到恣肆铺张的长篇小说世界之中。只有侯孝贤不断以电影的名义拉她走出来，如《千禧曼波》仍是侯提出要倚赖于朱天文的预先文本来“定调”，包括去年新近完成的《红气球》的剧本。侯孝贤的嗅觉自有其独特处，然而我们看到这以后的种种，除了一部被誉为“二次处女作”的《南国》中侯的江湖情结和悍匪模样的重现，便处处都影绰着朱天文驾轻就熟的路子了。侯电影中的梁朝伟、张震和高捷的戏份，以及青春涩情、江湖味道和国族寓言，也许就是侯孝贤本人讯息的标示。不过，我们更期待朱侯之间的一种势均力敌的均衡状态，我们需要杜拉斯，也需要罗伯·格里耶，双剑合璧，当然更好了。 都说侯孝贤与小津是血脉相连，黑泽明看了《戏梦人生》则说他像沟口健二，阿城说他是“自成智慧”，朱天文单说他只是前朝遗韵的瞬间游魂之变。想来当年图谋共举事为“中华文化复兴大业”的“三三”豪杰们会会心而笑。融通古典与现代，且有东方余韵的，大家偏都忽略了成濑，朱天文也爱小津，不过她欣赏成濑仿佛更多些：“成濑已喜男，比小津多了颜色，更无痕迹，更无情契的，纷纷开自落，比小津迷人。小津静观，思省。成濑却自身参予，偕运命一起流转，他一生爱好是天然。”（《荒人手记》）分明是对东方韵味的自觉和共鸣。《咖啡时光》本为纪念小津而作，现代故事里“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不觉的简易静穆，也许正是小津当年倾慕的“竹林贤者”的境界吧。大道多岐，从早期的温馨恬美到清愁滋味，到默默无语的生死相照，到沉沦、秩序与边界；从私人化的历史书写到大历史，到两者结合式的寓言。侯孝贤电影也经历了技巧和主题的多重变换。《最好时光》电影里的国族寓言，是侯孝贤以往家国主题和朱天文的现代故事结合得比较好的，三个歧出的路数，也仿佛带有了某种自我总结的性质。 朱天文屡屡称道侯孝贤最好的电影在最初他自己的讲述中，而且电影最终拍成与她的剧本也往往是“另一番风貌”。如此说来，侯孝贤电影大概有三个版本，而可资印证的却只有眼前的两个，一个是电影，“另一番风貌”便是朱天文的电影故事了。王德威、袁琼琼老早就是这朱天文版文字电影的支持者，相对于电影，他们更偏爱这文字。 这本集子，可谓收录完整，例外是《戏梦人生》与《海上花》两篇改编，还有《南国》的分场剧本。其实这三者的分场都是有的，作者不肯拿出，理由是前两个都有源头的文本更加浑朴，后一个则因为“离电影太远”（或许该说是电影溢出了太多侯孝贤的故事），有“浪费森林资源之虞”。最后，需要说说的是，六年前朱天文文集的剧本卷，收的都是更多集体创作的分镜剧本，此次拿出的是接近于个人私述的分场剧本，读后方知是可作加了场次标记的小说来读的。如《恋恋》剧本末的终古寂寞，与电影各得其妙。 到电影中相见，如一梦醒来时观《海上花》；到文字里来相见，如晤对昏黄的祖母电影边的纤光浮尘。也是最美好的时光，在她的文字里听一雪落、一花声，在他们的电影里，体味“人世风尘虽恶，毕竟不能绝尘而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 因为怀念，所以美好。 在我们应该在的地方 文：丁丽洁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最近贾樟柯一直在说话，也一直在被众人说，但这种言说的方式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总在说:你看，第五代没落了；你看，商业电影、全球化来势凶猛；你看，介入现实；你看，这么好的东西你们都不关心？你看，我们多不容易，坚守啊坚守啊…… 可是，我总想起台湾还有个侯孝贤。他也做了好多年的票房毒药。所以，别比谁更不容易，别说话，别“介入”现实——你本是现实的一部分——沉住气，就呆在那儿，在你应该在的地方，行吗？ 事实上，是没有必要造那么多假想敌的，各个行当都无需这样的孤胆英雄撑场面。保持一贯的静气，时间长了也就流深，然后呢？就玩得起了。 这本有关侯孝贤电影的记录，曲折间把这些问题说得很通透了。朱天文在一次谈话中说起自己写《巫言》:“这拆毁生命的图像，因为低调，我无法把它描绘成壮烈，连悲伤都无法，自然也不会叫苦或者辩护，最后只能出之以荒谬和无奈。” 想想自己差不多是从《书城》上的《巫看》开始，追着看了《巫时》《E界》，渐渐就中毒了。之前的好些，是后来补课陆续看的，但总是不全，并且觉得分割得厉害。所以可能如她自己所说，一部分是“自觉入牢”，一部分是“借调出山”。这后一部分中的大多都是写给侯孝贤的剧本或者剧本小说的，这本书里都有收录。读完了，便也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玩在一起，而且一玩就是那么长的时间。 我记得朱天文曾特意提到过博尔赫斯的《强记者傅涅斯》。小说里那个从马上摔落的主人公在恢复知觉后能够察觉死亡、潮湿的推移。朱天文以为这是世上唯一澄明的观察者。而这种一瞬间精密地觉察此刻的繁杂世界，并被这种能力驱使而刻录下日光流转，是不是电影人的初衷？如果是，这个电影人，在台湾，他就是侯孝贤。 朱天文写到《巫言》这一步，精确敏锐的目力不成问题。我喜爱朱天文的字，大概也就因为这向内发力的“巫”。巫者，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或者就是洞见，她自己说是“能够动员到那无知无名的世界，将之唤出，赋予形状和名字。”可是，这种偏执般的情迷，有时候写作者自己都不忍。 所以出了山，去做电影。我一度很奇怪，像《最好的时光》或者《咖啡时光》这样的剧本会是什么样子？后来一翻，原来那么任性率真。再早一些的，甚至有一点街头情结，不那么愤怒，但也有些愁思或者郁闷的东西，或者干脆就是如阿城所说的英气和侠气。多亏了有侯孝贤同时存在，这两个多少都有点任性偏执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反而很搭。 朱天文说自己写《巫言》至“不忍看”，好像活在一个泛灵的世界里。其实一放手也简单，你只要搭个架子，把调子定好，剩下的交给侯孝贤好了，或者交给胶片，或者交给被这些胶片刻录的时间。 休息日，连放《咖啡时光》好几遍的做法，我有过。碟片在那里转着，我在这里做我的事情，偶尔看上两眼。要知道，虽然东一块西一块的，但这种日脚时光一点点流过去的感觉真是好。她变成了一种氛围，和你生命同步的节奏。所以喜欢侯孝贤或者朱天文的人大概都是同一类——年少的时候能够触摸到电影里的那个状态，那种还没有青春就已经有点老去的样子；年长一些回头再看，个中滋味无需多说，是一种默契。 所以，在你应该在的地方，时间会进入你的胶片，如同光一样照亮你。像朱天文为侯孝贤说的话:“深度是隐藏的，藏在哪里？藏在表面。” 电影中的不老时光 文：宋晓明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9月 有一种文字，像是文字敏感者的家。那种说法和调门，是能够渗入人心的。 能直接感受上一代文人的气质学养，这是朱天文的幸运，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她遇上了。也因此，她坦承年少时学张爱玲。看她许多文字，是有那般印痕的：私我、细腻、感伤、超迈、沉溺，像是七月里粘身的旗袍，也颇似隆冬时分热孜孜的手炉。看多了之后，会发现朱天文的文风总是率真得没有掩抑感，单纯得没有曲折的铺开来去。到了这本写电影的《最好的时光》，那以前的，又似“花忆前身”了。 “电影小说”、“电影剧本”、“关于电影”、“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她与侯孝贤的电影合作，恁是林林总总，用阿城的话来说：“它们深入历史诸阶段，美学，文学，导演，电影诸部门，人文，市场，伦理等等等等。同时又是无穷细节，柔刚相济的美文。……它有着阅读中文者久违而熟悉的特殊，文史一体。”在银幕上演戏，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可是如果在银幕上写情，那般辗转反侧，那般国恨家仇无从道起，这就难了。在胶片的大量沉默和延宕中，此情此景已经是渗入人心的私情了。像对文字敏感的幸运读者，对这种电影敏感的观众，在朱天文的故事中，一一沉了心去，那最好的时光，年轻时。 在这些电影类文章中，我惊异地发现，朱天文更加泼辣、直白，为了将文字付诸实施，变作动作和声音，她稀释了文字的浓度和曲折度——一个干练而直率的女编剧形象。“务虚”转为“务实”，闺阁中的情思，在电影故事中一一呈现。“戏味愈淡，走向愈纯粹的电影，到了电影的边界，令观者起好大疑虑，这到底算不算电影？”“事件的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他（侯孝贤）取片断时，像自始以来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经完全被浸染透了。”在论及侯孝贤的电影处理方式时，朱天文是深谙其写情主义三昧的。电影和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趋于模糊，核心的情感和物事凸现出来，难怪阿城说，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 文学描写中的小心思，夸张丰蕴的色彩，呈为影像后便没有了余地，可是它的气息还在。在这里，人物要么是背景（在急匆匆的观众看来），要么是主体，直接进入人，面对物事本身。显现与隐藏的部分，令人知晓或想象，各个都是活的，却也都是孤单的。人与人凭着心灵在交流和对话。这种诗的言说方式，冲突降低到最低，激烈而缠绵的冲突，在各个人心中，甚至连缓慢感伤的观众，也参与其中。无疑，侯孝贤注解了朱天文的文字。而这个“天生没有习气”的朱天文也深深地理解侯孝贤的表达方式，在隐藏与显露间，完成他电影的描摹。故事是永远在发生着，变化着，从民国到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到现在……小毕的故事，安安的假期，咖啡时光，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海上花，最好的时光……在一个一个故事启程的时候，朱天文和侯孝贤便触摸到它们的骨肉，在艰涩执拗的寻觅中，觅到它们的“戏肉”，然后，毫不留情地在残损的故事中“留情”。 说着朱天文的电影文字，便不由得说到侯孝贤。侯孝贤，“永远是年轻的，目光锐利逼人。”看他的电影，什么都拍了，什么又都没有拍，全部流动着，有时候是“竹篮打水”，有时候呢，又是“恒河沙数”了。这也恰恰是朱天文电影剧本中流露的气质。这两个人，一个借用文字，一个借用胶片，述说的是同一种情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