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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电影又好又快地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饶曙光 参加讨论
近五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并已经或正在步入又好又快发展的健康轨道。
    (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大背景的双轮推动下,当下中国电影经历了中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那就是电影产业化全方位的推进。众所周知,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来说,无论是观念层面的提出,还是体制层面的实施,都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反复。1993年,中国电影理论界、创作界以及电影主管部门已经就电影是商品、电影是产业,应当按照电影产业的规律来管理电影达成了某种共识。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电影产业化的历史性进程被人为地延迟了。其结果是,到了1999年,中国电影在创作层面出现第三次创作高潮的同时,中国电影市场却出现严重滑坡,全年票房收入只有8.5亿,观众人次只有3.5亿。加入WTO后,由于观念混乱和体制不顺,电影市场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加入WTO后的第一年2002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总收入是9亿元,2003年的电影票房收入较之2002年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5亿。因此,电影产业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面对创作繁荣而市场萎缩的尴尬局面,电影主管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对电影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和总结中国电影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大了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符合电影产业化发展要求和规律的政策措施。2003年,遵循电影作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的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向,广电总局起草了纲领性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3年底,广电总局出台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第20号令),第一次真正突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制片政策的堡垒。2004年11月,广电总局又出台了《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第43号令),在原来放开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主体准入资格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扩大了投融资主体开放的范围,并用法规形式巩固了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正是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电影改革政策和措施,大幅度降低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的资格准入门槛,从而促成了电影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使得电影产业化从政策导向和口号变成了可量化的“现实”电影生产力,为中国电影产业化及其发展搭建了一个坚实的政策平台,帮助中国电影业走出了徘徊了十多年的市场“低谷”。统计显示,2001年国内电影总票房是8.7亿元,国产片所占份额不足35%,好莱坞大片占有了我们电影市场份额的60%至70%;2004年,中国电影第一次在本土电影市场上击败好莱坞,拿到了55%的市场份额;2005年,我们在本土拿到了60%的市场份额;2006年,我们在本土也拿到了55.3%的市场份额。另据统计显示,自2004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激增至15亿元后,2005年继续攀升至20亿元,2006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则突破了26亿。与此同时,国产故事片的生产数量从2003年的140部、2004年的212部、2005年260部,增长到2006年的330部,年均增长率达到33%,同样不断创下中国电影的历史新高。全国影院数量则从2002年院线制改革时的872家、银幕1581块,迅速增长至2006年的1325家,增长51.9%,银幕数达3034块,增长91.9%。所有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电影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二)
    从《英雄》开始,《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投资上亿元人民币的超级商业大片(笔者语),是近年中国电影一道风景线。当然,这些超级商业大片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们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我们先用数字说话:2004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是15.7亿,而国产电影的票房总收入约8.25亿,其中超过亿元票房和票房前三名的影片分别是《十面埋伏》1.53亿元、《功夫》1.25亿元和《天下无贼》1.01亿元。2006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是26.2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约在14亿元左右。在这14亿元中,《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票房收入为2.8亿元,《夜宴》的票房收入为1.5亿多元,两部商业大片的票房收入占到了中国电影总票房收入的近1/5。中国电影2006年的年产量达到330多部,《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两部电影占到了国产电影1/3以上的票房收入。另外,也是这些超级商业大片不断开拓海外电影市场,才使得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统计中有了“海外市场”。据海外推广中心统计,在2006年,共有18个制片单位的73部影片在44个国家和地区的影院发行和电视台播映,海外销售收入(含票房收入)为19.1亿元。海外市场已经成为国产影片回收成本和扩大赢利必不可少的渠道。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超级商业大片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几个“大腕”导演的特权,而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运作模式。
    (三)
    事实上,主旋律/新主流电影不仅是2002年以来中国电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下中国电影的主流运作模式。笔者曾经指出,称新主流电影是主旋律电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发展和新姿态,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大众、市民文化话语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影类型。电影产业化不断深化和取得决定性突破的一个方面,就是主旋律电影按照电影产业化的要求和规律进行创作,借鉴类型化的原则和手段,从而逐步摆脱了单纯的说教,缩短了与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心理距离,进一步赢得了市场。如《张思德》《我的法兰西岁月》《太行山上》《我的长征》《八月一日》《夜·明》《风起云涌》《东京审判》《云水谣》《郑培民》《青藏线》《东方大港》《我的左手》《任长霞》《生死牛玉儒》《沉默的远山》《小巷总理》《生死托付》《天狗》《真水无香》《山乡书记》《香巴拉信使》《网络少年》《五颗子弹·····》《突发事件》《点亮欧洲》等影片。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如《张思德》《云水谣》《东京审判》的成功,其经验和意义值得理论界认真总结和阐释。引起巨大轰动并且创出了3000多万票房收入的《云水谣》,拓展了主流电影的叙事空间和市场空间,对于中国特色的主流大片的市场化生存及其产业之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东京审判》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中国主流大片的基本思路:主流价值观、英雄主义、惩恶扬善、拼搏、奉献、牺牲等,独特的个人思考和表达融入满足观众的观赏快感之中。尽管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东京审判》的票房收入没有达到该片导演所估计的5000万,最终只有2800万,但《东京审判》作为一部中国主流大片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所获得的票房收入。
    (四)
    然而,真正在数量上占据中国电影主流地位的还是众多的低成本电影,其比例高达70%,如《天狗》《我们俩》《孔雀》《青红》《租妻》《泥鳅也是鱼》《光荣的愤怒》《望山》《留守儿童》《剃头匠》《静静的嘛呢石》《三峡好人》。这些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人的艺术探索精神及其电影语言的进步,因而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其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不少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有效地为国产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和国际尊重,如2005年在戛纳获得大奖的《青红》,2006年在东京电影节捧回大奖的《我们俩》,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地平线单元最佳故事片大奖的《马背上的法庭》以及贾樟柯擒获“金狮”的《三峡好人》。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电影艺术家敢于直面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加以审美表现,如《天狗》《光荣的愤怒》《泥鳅也是鱼》《望山》《留守儿童》等等。可以说,这些电影创作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五)
    然而,在全面推进电影产业化并适应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电影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早在2003年,笔者就曾经明确指出,中国电影已经陷入了“两极分化”:一边是动辄上亿的超大成本制作(事实上只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人的“特权”),另一边则是绝大多数青年导演的极端低成本制作(参见饶曙光《中国电影新的十字路口》,载《文艺报》2004年1月1日)。在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上,除开少数的几部超级商业大片,众多低成本电影很难甚至根本进入不了主流院线市场(用某些制片人的话说就是从片场拉到片库)。即使进入了主流院线市场,但由于宣传、发行放映等各方面的原因,很难吸引观众的眼球而构成实际的消费,很多也是以票房惨淡收场,如张扬的《向日葵》、马骊文的《我们俩》等。因此,在目前状况下,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更多地关注低成本电影,更多地承担起帮助青年导演和低成本电影进入电影工业体系及其电影市场的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已经在创作上开始对青年导演给予大力的扶持和支持。在2007年初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就公开了由电影局制订的青年导演资助计划。该计划将为有潜力、有创新精神的45岁以下、取得过初步成绩的青年导演提供政府资金支持。而贾樟柯、陆川、宁浩、马骊文等16人进入首批资助名单。我们相信,这一扶持计划必将为中国电影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六)
    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化仍然还处在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因此,中国电影的政策调整和改革也是没有止境的。在市场和发行体制方面,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院线制,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化观众群体。要尽快建立起符合低成本电影的院线发行体制和模式,帮助低成本电影有效进入电影市场,最终为各种类型的电影、尤其是低成本电影进入市场提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在创作层面,我们也有反省和反思的地方。电影在任何时候都是依靠观众而生存的;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导演,会以自己的电影观众少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电影观众,对于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创作来说,应该具有至高无上、乃至本体的地位。换句话说,电影创作应该回归观众本体。如钟惦棐先生反复强调的那样,电影最主要的“是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因此,电影创作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贴近电影产业化和观众观赏的要求,从以“表达自我”为中心过渡到以观众为中心,最终实现在个人体验和表达与满足观众观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在超级商业大片退潮之际,当务之急是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主流大片,并迅速填补超级商业大片留下的市场空档,迅速地占领电影市场、引领电影市场。虽然中国电影现在处在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期,但如果不能有效而迅速地推进和发展主流大片的话,就有可能丧失空前的发展机会。事实上,留给我们发展主流大片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我们必须有危机感、紧迫感,因为迅速推进和发展主流大片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电影的生死存亡。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电影发展的新的坐标。电影主管部门、电影创作界、电影发行放映部门以及电影理论批评界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共识,从而齐心协力推动中国电影进一步又好又快地发展。
    原载:《文艺报》2007-11-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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