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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色戒》的反应业已成为一个事件，各种媒体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和见仁见智的评论，让我们见尽人世百相，看到了各色人等出于各种不同的欣赏品位、阅读习惯、观赏角度，而最终是各自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而作出的对于影片本身、对于导演意图的迥异评价。然而迄今为止的大多数评论，在我看来都由于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而聚焦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人性的（虚假）对立上，从而不但未能有效说明影片的艺术性，或非艺术性所在，亦且不能有效地检视影片问题的核心本质所在，总体而言是失败的。这一个失败有其当前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结构性的、必然的失败。 本文试图对此现象作出一些观察和讨论。电影文本自身(以及其与原著的关系)很自然成为它的第一个话题。无论是导演、演员，还是大多数外界评论，都把聚焦点放在了人性或情感（尤其是对于三场床戏的看法）的话题上，我试图对此提出与此略有差异的观点：普世的和不变的人性话语及其意义需要放在既定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进一步的讨论意图指出，影片当然表达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很好地表达了）导演的主旨：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却或许有违作者（导演）的心愿，表现了与其心意不合的另类主题，在此我看作是一种寓言，不是国族的寓言，而是对于抗战中两条路线命运的评价和另类道路的指示。同时，我认为海内外的媒体一般认为影片表现，或曰表达了李安导演的大中华情结，值得商榷。这种理解，在我看来至少是不完全的，部分是错误的。最后，我将集中于对影片的现实意义，或对其接受背景的思考，在这里我将对中国的国族建设做一番简短的再探讨。 本文对电影文本本身的分析，不在于对细节的解释（网上一篇网友精彩的剖析细节的文章已经做了这个必要的工作），[2] 而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电影中的人性与性爱话语，对电影的赞扬者所主要围绕的，而民族主义批评者无力地加以反驳的，就是影片表现了“复杂而深刻的人性”，我将试图解开这种话语的本来性质；二是电影的政治话语，在影片中它由前种话语发展而来，而在现实中却是支撑导演和编剧者创作的试图嵌入文本本身的“微言大义”的前提；三是电影的历史话语，影片很好地传达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观，需要将其在与海外史学界的近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讨论的大背景(Context)下加以体察。这里的“话语”不仅指福柯的“权力与话语互相交织互相为用”的概念中的话语，而更指影片中藉由电影语言叙述(narration)表达的意识形态主旨。 我的分析方法采取的是综合电影叙事学、电影语言研究、即文本本身的分析（textual studies），与影片的产生、接受背景和影响研究(contextual studies)。为了更好地传达影片的原有意图，我在文中尽量多引用编导的原话，它们有的是从新闻记者的采访写出的新闻报道而来，但由于新闻稿件，尤其是娱乐记者的稿件多有添油加醋之嫌，我更多地直接引用他们在接受电视新闻采访的原话。这些视频我都保留着，可以保证其准确性。 人性话语 据导演一再解释，《色，戒》是以女性心理学角度来看爱国主义。这里的所谓女性心理学，就是据说的女性爱情心理学与性心理学。影片核心的问题，网上争论的焦点，就是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是爱，是恨，还是性？她最后作出叛变使命的决定，究竟是一时心软，还是即使到枪决之前，面对被迫跪在地上的共谋的同志和邝裕明谴责的眼光，也不后悔？类似的问题由旧金山TVG电视台《今夜有话要说》的主持人提出，李安和汤唯都给出了回答。李安说： “我觉得你刚才所讲的（这三个可能）都存在。我觉得也是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也是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她是一个心软。可是这个心软，不是偶发的。她是累积了爱、恨，各种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易先生这个坏人其实是了解这个女演员最佳的观众......因为我们对于爱呀，恨呀，好坏呀，都是比较世俗的看法。其实人的内心里面，有我们很多说不清楚的潜意识的东西。”[3] 然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狠。李安要改写他自己所言的“神圣的抗战”，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他和龙应台这些人眼里的这些“比较世俗的看法”，才是真正“人性”所在，因为它们关系到当时几亿中国人的生死存亡。然而对他们而言，正象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说的，“整个城市倾颓了，似乎只是为了成全他们两个人。”（它掩盖了无数无辜的人因此而死亡。因为这些人的生死不在他们眼里）。这种他们“说不清楚的潜意识的东西”，我们不妨来剖析看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为了理解李安借女性“性心理学” 来解释抗战，我们先需要剖析这种潜意识属于哪一类人的“人性”。先看在同一次访谈中汤唯是怎么说的，“对于王佳芝来说，她一直没有爱，她很缺爱。其实这个就是象张爱玲一样。她缺爱缺得不得了。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然后也没有......她喜欢那个邝裕明，但是那个因为邝裕明的理想，所以她甚至献出自己的贞操，去勾引这易先生。但是邝裕明依然是这样子，就是她真的是心里很寂寞，很渴望爱。”[4] 汤唯上述对于角色的理解有准确的一面，但也有基于导演的开导和自身的经历而曲解的一面。王佳芝的母亲已死，父亲并不爱她，携小儿子逃往英国，而再三找借口不带她去。显然，她缺乏父爱。 影片中最重要的两条线索是王佳芝对邝裕明与王佳芝与易汉奸的关系的发展。王佳芝对邝裕明的爱是朦胧的少女的初恋感觉，但她对于邝裕明的“爱”不是基于理解认同其事业上的出于共同生活理想上的爱，而是少男少女的互相吸引，和戏里戏外的代入移情(empathy)过程。是邝裕明带她进入戏剧社。在排演的戏中，她扮演的对象（据装扮和言辞似乎是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的哥哥战死，是她救活邝扮演的国民党士兵。并把她织的衣服送他：“你救国就是报答，杀敌就是为死去的哥哥报仇......我哥和你同岁，自从我爹病死，（戏中的这个“她”和现实中的王佳芝一样，也是缺乏父爱，但也暗示王佳芝现实中的父亲实际上对于她是活的“死人”）他就扛起了这个家......他也象你这么结实。”此时她注视着邝，充满深情。可以认为这时候王已经完成了移情代入的过程，将邝裕明当成了她的哥哥。 然而这个“哥哥”因此似乎注定不能成为她的恋人，不但如此，邝也没有承担起“哥哥” 的责任。这里的悲剧是，王佳芝是在邝裕明的注视下完成她的蜕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如果单从剧情来看，确实是邝裕明对她的堕落要负很大责任。邝裕明的哥哥战死，因此有迫切的报仇愿望。当他号召大家一起加入他的杀汉奸计划时，她是在邝裕明看着她说：“不是要勉强大家”而最后一个按上手掌，说“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她的加入当然可以说是出于对他的朦胧的爱意（她本人没有强烈的爱国和参与抗战的愿望，这从她后来在影院看电影对汪伪宣传片的与周围观众鄙视起哄相对照的漠然反应可以见出），而邝裕明一次次对不起她。他明说“不勉强大家”实际上正是勉强了大家，包括王佳芝。当他与老曹从声色场所聚会出来，，电影以王佳芝呆看着在楼上摇扇的娼妓的反转镜头暗示她自己的命运：看娼妓的人也被后者看，两者最终完成重叠的过程。 在第一次行动回来后缺乏训练和经验的王佳芝这时已经表现出厌倦，邝裕明却要她“耐心点吧！”在香港的整个过程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心，不大合理。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邝裕明竟然早就在策划让王佳芝当易先生的情妇。王佳芝也另人奇怪地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诧异（这里她表现得不象一个不知世事的大一学生），而象个老练的熟知套路的人（如她扮演的麦太太）。她问在身边的赖秀金：“你们都商量好了？......哪一个。”对于接受一个因为嫖妓而有性经验的男人来牺牲自己第一次的贞操，她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抗拒和犹豫，只是眉头一皱。 这里的情节的不可信之处不仅在于，在那个时代是否女学生有这么“开放”（从后面情节我们将更加看到，这里编导不过是在暗示“女性致力于国族救亡事业等于失去贞操”），不仅在于她喜欢邝裕明，却可以自己作出这种设想（以她要为陷于困境的邝解困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也不仅在于爱她的邝是否真的可能这么无情（作为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即使用牺牲自己同胞来换取一个敌人生命，在心理上也无法作到。更何况是逼迫牺牲自己心爱的人。）问题还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时代，“革命加爱情”套路的小说泛滥，很难说作为爱国青年的他们会没有受到影响，而会采取这种任何时代都会认为是卑鄙的“牺牲”方法。退一万步而言，假使这个情节可能，他们也可以选择任何另外一个学生做王佳芝的初次性行为对象，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她和邝裕明的感情。——这种没有丝毫可信性的情节源自张爱玲，然而以“嫖妓有经验”为编撰这个情节的借口是可笑的：张爱玲本人在她的作品中早就说她很小就从当时流行的中国传统小说，如《金瓶梅》中获知男女之事。而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影片故事发生在38-42年），如三角小说家张资平、“性博士”张竞生之类作家早就以出版对社会影响广泛巨大的性描写、包括性行为具体描述的作品而闻名。当时性信息的广泛流通相比今天并不逊色。 任何有常识的人不需要仔细考虑，就可以得出日常生活中这种事的绝无可能的结论。正象千篇一律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经常被现在的研究者斥为幼稚的无稽之谈一样（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爱国青年正是受这些小说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作出类似的举动和选择。小说塑造现实，此是一例。因此恰恰是这个极被贬低的模式在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刻意反其道（这种当时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而行之的编造故事，让王佳芝和嫖妓的人相交以接受“性启蒙”，这种丝毫无可信度的情节设计只有某些别有深意的人在其“创意”中才有可能。 然而人们往往更容易忽略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事情对于如这些青年学生的普通人来说无法作到，并不等于它绝对不可能发生：但不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而是发生在国民党的特务政治里。茅盾的《腐蚀》已经描述了类似的国民党训练特工的场景。实际上，这是表面脱离国民党意识形态，实际上仍然深深陷嵌于其习惯思路的李安（以及当初构想这个情节的对国民党政治深有洞悉的张爱玲）将国民党特务的惯用做法，投射到（project back）爱国青年学生身上，想象并相信后者也会象他们那样，为了目的作出这种不择手段的事情来。 这里的问题还在于，甚至即使我们顺着编导的叙事逻辑，某些情节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据报载：很多人在看完电影出来，直感纳闷：当易先生送王回来，为什么躲在屋内的人不冲出来，解决了他？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偏僻，仅见他们一家，没有风险。然而如果就这么解决了易汉奸，编导接下去要传达的，比丑化爱国学生更重要的信息就没法安排了。在他们的计划里，有更重要的目的在。 电影叙事学早就告诉我们，情节的设计有多种多样的可能，一定的情节安排是为了传达一定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编导希望传达给我们？ 影片编排继续在铺张邝的无情。易先生返回内地，学生们的计划“功亏一篑”。从这时到他们重新在上海碰面，过了三年。为什么这段时间王和邝没有发展感情，编导给了我们同样站不住脚的理由，（在这里他们试图用新的情节填补张著的漏洞）：在香港他们的行动一直被国民党特务暗中监视着（我们要问；既然这样，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暗杀易先生呢？要知道，易先生避居香港，是因为在河内曾仲鸣已经被暗杀了。难道易先生现在对他们有任何其他价值？）当他们杀了汉奸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把“烂摊子清了”，带他们偷渡，离开香港。因为王佳芝在他们杀了老曹后吓跑了早走，所以从此分离。（我们要问的是：既然王是邝心爱的人，为什么他不留下来，或者叫上她一起走呢？我们的疑问是多余的，编导的意图是：要为他多加上一条无情的罪状。） 在上海一家电影院，邝裕明找到了王佳芝。“你为什么来找我，就为了说句抱歉吗？”编导要让我们继续感觉到王佳芝的深情。而邝却只是要让她继续没有完成的任务，让她继续做易奸的情妇。我们不需要再问了：邝真的还有脸面再叫她做这样的事，就为了杀一个人？而她竟然毫不犹豫地又答应了？在这个时候邝为什么仍然没有表示爱意？（因为爱国？在那个时代，爱国和爱情是孪生的兄妹）。这样的疑问是徒劳的，我们要记得，正象片中老吴叫王佳芝“只要记住，不要问”一样，编导也希望我们不要有思考的头脑。 邝带她见他的上级老吴。当老吴告诉他“第一次任务，通常也是最后一次任务”递给她以备自尽的毒药时候，王佳芝抬头看邝，返转镜头（或镜头-反镜头，shot-reverse-shot,片中经常使用的几乎唯一的电影语言）“无情的”邝虚假地安慰她：“只是准备”。在老吴交代任务的同时镜头穿插邝裕明教她蒙上眼睛使用武器的场景。（编导这里暗示王是由于对邝的爱被蒙蔽了心智）。老吴说“任务完成后，我们会送你到英国”，王佳芝带着疑问的目光看邝裕明，邝裕明不做声。（又是反转镜头）。于是，我们获得了编导要加给我们的信息：邝在这里也在加入对王佳芝的欺骗。 以下只是纵贯全剧的编导的人物设计的继续：王佳芝问：“大家呢？”“他们都在。”“在哪里”“几个地方。现在不方便（告诉你）”（表现邝的无情，根本不相信王）又一次“同学们呢？好吗？黄磊他们？”“他们都很关心你，早晚要碰面的”（虚假的关心，最后在刑场上“碰面”） 场景之三：麦太太：“公寓的空气里有香水，附近还有茉莉花香的味道。可是又不象当天留下来的。枕头上还有灰尘。我不知道。”“王佳芝”（邝提醒王不要坠入情网）“我不知道”“王佳芝，你看着我，看着我，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好吗？我不会允许你受伤害！”（表现他懦弱的自欺欺人。）“能不能请他们快一点，结束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都离开这里？”“我不敢说……不知道。”（懦弱和继续欺骗） 高潮当然是在王的愤怒控诉。这样的控诉与其说是说给老吴听的，不如说是说给邝裕明听的。而难以置信的是，邝裕明在整个过程中只不过是沉默的注视。当老吴夺门而出，邝裕明竟然继续沉默，不安慰而抽身离开。这是独具匠心——或者说别有用心的电影叙事。 在最后的情节来临前，麦太太在领受任务后下楼。邝裕明这时追下去：“王佳芝，我真的很抱歉。”他吻她，并丢开手里的信，（喻示情欲终于在这时战胜肩负任务的责任）。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心中的王佳芝已经不是王佳芝，而早就完全变成了麦太太。后者推开了他,并问道“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 是啊，为什么不呢？按照当时的流行模式，那是正常不过以至成为俗套了。这个反常不但可以从分析邝裕明的角度来质疑（将爱国与爱情相结合是当时的青年学生的常态，而不是相反）也可以从青年学生王佳芝的角度质疑叙事的虚构性。一个记者问到，她“为何深陷角色难以自拔？理由并不充分，难道仅仅因为她演了一出戏，她就必须把它演完？她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愿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惜以贞操、以生命为代价——这个愿望似乎并非是王佳芝的，而是导演的。”[5] 但是这部电影的另类叙事选择不仅仅是为了颠覆传统革命叙事模式（不管是左翼还是国民党的文艺创作都是这个叙事模式），它还有更深的目的在。其中之一是表现爱国者力量的无能（由此表现抗战的不可能取胜）。比如，影片含而不显的情节是邝裕明最后无法忍受心爱的人继续被牺牲，铤而走险，不经批准而要杀易奸（老吴装作不知以除掉杀他妻儿的仇人），但是他们根本是自始至终被张秘书监视，所以本就没有胜算。[6] 贯穿电影的另外一个仅有的电影语言之一是片段的闪回(flash back)。我们记得最初王被招募时候的场景是在排练现场。当她流连在道具里时，一声洪亮的声音“王佳芝”让她回转过头。镜头打回她背后的高台观众席。强光打在坐在高台里的她的同学们，包括出声的邝裕明。这个反转镜头既表现她是一直在被注视的欲望和被利用的（包括学生和易先生）客体，也表现她的被意识形态招募过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后当她任务失败，也无法逃脱封锁线时，在拿出毒药要吞下的片刻，电影表现她脑中闪回这个原初的场景，然后让她把毒药放回口袋。——她要和“初恋情人”一起死。果然，在刑场上，当面对被拷打，被迫跪在地上（编导让他们刻意痛苦呻吟）的同学，和邝的责备的眼光时，她“面不改色心不跳”，坦然镇定。没有高喊口号（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才是常态），镜头突然高高拉起，爱国志士面临的是无底深渊。 是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目的编出这样的电影叙事？ 在两人的关系里，邝裕明，作为片中唯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被刻画成缺乏“人性”，乃至无情冷酷的人。当然,我们注意到他的根本问题还不在于无情,而在于在上级命令前的懦弱怯步（表现国民党特务政治对工作人员的绝对命令和纯粹利用价值）。是他必须部分地对王佳芝的遭遇负责。为了能自圆其说，编导还为我们安排了赖秀金这个人物，以使他们对“人性”的解说显得具有真实性。 赖秀金这个女学生，比之于王佳芝更是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代表。她自述因为打战才到香港，是为了“一定要出国看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纯粹利己的动机。是她，因为其男朋友邝裕明被王吸引，而心怀不满，在庆功宴会后回来的车上诱使王佳芝堕入其作为“搞艺术的人”的恶习：吸烟。而在王佳芝被诱使吸烟后，她又立刻将王抽过的烟嘴转赠车上的其他男演员/学生，众人轰抢，均欲一亲芳泽。镜头里表现的是王佳芝笑着在探头车外，在小雨中晃动秀发，陶醉地沉溺在夜晚微寒的气息中。然而虽然清纯依旧，但已经种下堕落的萌芽。因为众男生轰抢带有其唇印的香烟已经预示她的贞洁已经受到污染，而其被挑动的虚荣心也已经预示她将走向堕落的不归路。 在邝裕明挑动大家参与他的计划时，也是她向王佳芝使眼色，显然，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在作为和赖同为邝的情场竞争者来说，王佳芝也不得不加入。 也是她，在众人都躲在阳台商量怎么劝王佳芝献出处子之身时，是唯一留在后者的身边的回答王佳芝的问话 “你们是否都商量过了？”的人。这似乎暗示了很可能正是她挑唆众人，让王佳芝做易先生的情妇，并让她和因嫖妓而有性经验的梁润生结交，以让邝裕明对她死心。 同样是这个人物，在三年后的电影院在暗中观察王佳芝，并跟踪上去（影片接着出现的是王佳芝在家门口遇见邝，似乎暗示是她告诉了邝她的所在）。 而在最后，在被枪毙的下跪的行列里，也是这张脸在注视着王佳芝，是歉意，还是后悔，我们无法描述，但可以知道的是，导演又在暗示正是她的一手策划，造成了王佳芝和邝的恋爱的失败，以及她生不如死的遭遇。 这或许就是李安和编导要表现的“人性本质之恶”的一个表现。但用“人性之恶”固然能部分解释赖秀金”的“恶”，但显然她还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更准确地说，编导传达的是 “人性本来脆弱”的观点，比如，对赖的表情一向是同情性刻画，使人如果没有仔细分析情节，几乎觉察不出是她在耍计谋）。“人性”不是人生来具有的本性，空洞地脱离历史和社会谈论“人性善”、“人性恶”、或者“人性脆弱”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作为人和社会交往的产物，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自于一个人成长的个人（家庭）和社会背景，在于其所属的在某个阶层中受教育和生活所造成的个人的“惯习”(habitus)上。在阶级社会里，它既表现为与遗传有关的个人性格，但更表现为阶级性。或者说个人的阶级性成为人和社会关系的中介，也成为阶级之间关系的中介。 赖秀金，以及这群爱国青年学生其他的阶级身份（有父母身在海外为巨富的）造成的其个人品行的不一，（如有嫖妓成性的），说明靠这些未经改造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担当抗战大事，必败无疑。片中客观表现出的这位小资产阶级女性纯粹利己的动机，客观上说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自身的必要性，尤其当置身在严酷的历史时代，并加入血与火的斗争环境里，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不但将造成自己的堕落和死亡，也将造成同胞和同志的牺牲。 这些小资产阶级爱国学生，只有邝裕民有个人血海深仇。据赖秀金说：“他哥军校毕业不久就抗日战死，家里不让参军，才那么激动。”因此，其他青年，尤其是赖秀金，都没有“那么激动”。他们虽然有“我把自己还给孕育我的土地”（王佳芝的台词）的志向，但它只来自剧本书中，而非来自生活实践。而紧接着这句台词画外音“左一点，再左一点，还要再过来”，编导要暗示我们，他们都只不过是左派幼稚青年，甚至极左的狂热分子。为了把这个观念加之于人，编导特意让学生说出他们极不可能在现实中说出的话，“你要扮抗日英雄。”“干嘛不杀两个容易的？再不杀要开学了！” 但是无论编导的意图如何，这些青年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包括邝在内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为，斗争是容易的。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抗日斗争也不是象他们在演出成功后开庆功聚会的狂欢，而是象出现的那个在熊熊炉火上煎烤油炸的油锅，要把每个人都煎烤一遍。但是如果说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弱点可以在斗争中在正确的引导下（在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下，而不是在国民党的特务政治中）加以克服的话，那么编导的别有用心的表现则其心可议了。 然而虽然他们品行有参差，但他们都被卷如入抗战的大洪流中，说明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业，各个阶级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伟大的历史时代。但究竟是随波漂流（如王佳芝和赖秀金），还是真能够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脉搏结合起来，真金不怕火炼（影片中没有这样的人物，连邝裕明都被处理成有另人无法忍受缺点的人），将被时代所拣选。不坚定的无法自我改造的就终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 在所谓对“人性”的刻画上，值得注意的其实还是那些阔太太们。在张著小说中张爱玲只写到王佳芝担心她如果再不搬到公寓去住，易太太要发现她和易先生的奸情。但在电影里，实际上不但外国人难以理解（李安的所谓“文化差异”），而且中国人自己也容易忽略的是，在牌桌上的言语交锋和脸色眼神的微妙变化和交流中，以及在贯穿全剧的细节安排上，李安是要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易太太自始至终是知道两人的奸情，甚至是刻意安排两个人的交往的：在片头的牌桌上，几个太太的互动暗示易太太知道当中的几个人和易先生有染，而在后来的剧情中，她或者借故不赴三人的同时约会，或者明白地让两人知道她当天不在家的消息，留下王易两人单独会面的机会，以及在递补药给易先生喝时有意无意让王佳芝知道易先生性机能上的状况，都是在故意撮合两人的奸情。这是现代中国的“国情”：一部分腐朽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家庭政治：为了维护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被遗弃，这些百无聊赖的贵妇不但自己要穷奢尽欲，而且需要为虎作伥，奉送新欢给她们的先生，以讨欢心，表现她们的绝对忠诚。（这在张著的小说里也有所表现，如她通过马太太提到的“易先生过生日，不是就说麻姑献寿”以及相关讨论等等）。这就是李安要表现的“外国人不懂”的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中上流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贵族）家庭生活。这里充满了腐烂、无聊、庸俗和奸巧。他们在麻将桌上讨论的是如何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普通百姓的生死不在他们的考虑中（当路有冻死骨的时候，她们自述“拼命往身上屯”东西）。她们在牌桌上的“察言观色”的“琐碎政治”据说也表现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但是这只是代表了留存在国民党勾心斗角的政治里的封建帮派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这部分对“人性”的描写，实际上正是客观“阶级性”的展示。它比较忠实的刻画了（虽然编导也许不是故意要暴露他们所属于的那个阶级的问题）当时那个时代这部分贵族资产阶级的腐败和堕落。他们不是上升中的奋斗的资产阶级，而是在内外交困（内有尖锐的国内社会矛盾，外有日敌入侵以及帝国主义的压制）下下沉中的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人的的最后的疯狂和颓废纵欲（张爱玲小说大部分均表现此）。他们腐败的“人性”客观上要求了一个时代的变革，虽然李安是不会愿意有任何激烈的变革的。（而张爱玲知道变革不可避免，虽然她将这种社会变革称做“破坏”：“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但她预见到社会的根本变革不可避免，它不是出于任何特定政治集团的操纵，而是社会情势的客观要求和趋势。） 有了这些铺垫，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更好来观察分析李安所要处理的核心，他的“终极人性”：阴道主义。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