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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说明：1、严格说来，“影视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门学科。据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设有“电影”和“广播电视文艺”两个二级学科，在“电影”下又设有“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艺术”、“电影其他学科”四个三级学科。本文所采用的“影视研究”乃一般通俗性说法；2、本文意欲对近年影视研究的研究成果做一番学科检讨。所选择分析对象是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作为选本，人大复印资料有其选择的标准，加之篇幅所限，不免会有遗珠之憾，但作为对影视艺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呈现，它无疑是我们了解近期该学科发展一般性面貌最便捷的途径。 定量分析 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2年全年共6辑，选文共112篇。 从选文载体来看：全年共涉及期刊报纸55种，其中专业性影视研究期刊报纸19种，非专业性（含综合性）期刊报纸36种。其中，专业性期刊报纸转载率排名前几位的有：《当代电影》（11篇）、《电影新作》（6）、《北京电影学院学报》（6）、《中国电视》（5）、《电影艺术》（5）、《中国电影市场》（4）、《电影创作》（4）、《电影》（3）、《现代传播》（2），其余为1篇；非专业性期刊报纸转载率排名前几位的有：《文艺报》（10）、《中国文化报》（5）、《光明日报》（3）、《文艺研究》（2）、《上海大学学报》（2），其余为1篇。从这份统计数据来看，1、专业性学术期刊虽然数量不少，但质量分布不均，被认为有较高学术含量的论文集中在少数学术媒体那里；2、非专业性期刊报纸如大学学报、各地社会科学等也对影视艺术研究有所反映，但总体数量较少，分布也较分散，没有形成相应的规模。 从选文类型来看，涉及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外部研究共27篇，其中对策研究17篇，影视产业研究10篇；二是内部研究共83篇，其中影视史研究14篇、导演研究15篇、影视作品评论17篇、影视现象批评13篇、影视理论探讨12篇、学科建设讨论12篇；三是影视新闻共2篇。可以看出：1、上述选题基本涵盖了影视研究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对影视的内部研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中对当前比较活跃的导演的研究、对当前正在热播的影视作品的评论以及对新近出现的影视现象的批评份量不轻（三者占有内部研究的1/2强）。2、在外部研究中，直接应对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影视所面临的挑战的对策性研究成为该年的主旋律。因此，紧跟时代、贴近现实、侧重批评可以说是该年影视研究的学科特点。 从选文作者来看：全年共涉及作者105位，其中影视行政领导1位（杨伟光）、影视行业经营者2位（韩三年和徐青，前者为世纪英雄电影投资公司部经理，后者为南京工人影城总经理），记者7位，其余皆为文艺（文学、艺术、文化）研究者（其中外国学者1位）。作者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视研究对问题的关注、思考的角度以及对问题解决的程度（详见下文）。 定性分析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影视研究是在现代学科体制已经充分完备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这使得它一方面能够依托相邻学科快速地完成学科的建制——中国的影视研究十余年来的发展即为明证；但另一方面随着影视产业的急速膨胀，使得影视越来越不再满足于成为艺术的某一类型，影视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摆脱艺术研究而转向产业研究，从而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性和非学科化倾向。现在中国影视研究的学科面貌便是在这种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矛盾运动中形成的。 作为文学研究的延伸 由于当前的研究者多为学院式的艺术（文学、艺术、文化）研究者，其中又多为从文学研究领域转行的，他们普遍缺乏置身于影视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切身经验，换言之，在整个影视生产环节中，他们绝大多数均为影视观众（消费者）的身份，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在范式上仍然留有非常明显的文学研究的痕迹，使得当前的影视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延伸。比如《三四十年代阳翰笙电影剧作的时代特征和艺术成就》将之分为“充满战斗渴望的前期创作”和“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精神高峰体现的后期创作”而论之，与传统的教科书写法无异；《张艺谋电影的叙事模式》、《李安电影的叙事策略》、《黄建新电影叙事的美学特征》、《闪烁在诗意的长河——中国文人电影的叙事特征》等的理论资源与文学研究的叙事理论一样；《关注百姓命运，珍重平民情感——评电视剧〈大哥〉》、《寻的母题与枪的隐喻——解读影片〈寻枪〉》、《〈庭院里的女人〉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等等，不一而足，一看就知道作者操持文学研究之法的娴熟。 应该说，文学研究对于影视研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相对成熟的学术研究规范使得影视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一开始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在学科建制、学术方法上，现在的影视研究大多参照文学研究的路数在走，同时，文学与影视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存在着同构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影视研究也必须向文学研究汲取更多的营养；但另一方面，影视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毕竟与人类远古之初就已开始萌芽并在印刷时代获得巨大发展的文学大不一样，仅就影视批评中的作品批评而言，中国的影视研究还未完全实现从“读”向“看”的转变。 作为文化研究的拼盘 而当影视研究关注“作为产业的电影”，面对全球化、WTO的挑战这一宏大命题时，又往往依托于西方的全球化、后殖民、大众文化理论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式话语，从而构成了中国影视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比如说李怀亮为我们描绘的中国电影产业面临枪林弹雨：“世界电影市场已为全球性寡头所垄断”、“法国与好莱坞殊死搏斗”、“加拿大与韩国：反对文化倾销”、“保护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文化产业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还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安全问题，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原创力问题”， “电影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国力的竞争。作为产业的中国电影，必须瞄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这是中国电影的出路所在。”；再比如说在程光炜的《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与文化时尚》那里，“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硕果仅存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之一，电影不独构成了一代青年的娱乐史，而且重组了他们的精神史。” 即使是热衷于借鉴最新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成果的作者在从事影视文化战略的对策性分析时，思想观念并未跟着理论话语的新潮而与时俱进。如陈可红在《WTO与新生机》中写道：“19世纪，西方国家用鸦片摄取中国的银元，已是历史事实。21世纪，美国用电影大量赚取中国的人民币，可能吗？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保护，如果没有国人的爱国意识，是有可能的。好莱坞的东方战略极其可怕，它不但要用20部乃至50部现成影片卷走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而且要在中国开合资公司，建合资影院，开辟东方院线。”文中所充斥的文字暴力与伦理评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四五十年前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话语；而桂青山的《好莱坞是否需要抵御？》虽然清醒地认识到在WTO之后，中国影视构筑“文化马其诺防线”的与事无补，但其结论仍然停留于上个世纪80年代“真正真实的民族的必定也是世界的”的老调，其中所引述尹鸿、王宁、黄式宪、戴锦华等人的观点也同样陷于全球化/民族化的二元对立之中舍此取彼，如尹鸿所说的，“这种强势力不是以其军事上的征服而是以其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渗透和诱惑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社会影响的……因而在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所谓西方世界的趋附与对本民族意识的压抑。以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是一个‘后殖民状态’的语境。” 可以说，强于理论思辨疏于操作实践、多放言空谈而少可行性建议、激情与忧患彰显而理性与行动缺乏可以说是大部分文章的通病。惟独作为南京工人影城总经理的徐青在论及院线制下的电影市场竞争环境时才多少务实一些，而这正与作者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问题意识的缺乏 除了上述学科建制、理论方法上的问题之外，是否有强烈而现实的问题意识是决定一个学科能否获得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虽然影视研究作为新兴学科，应该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从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2年全年的文章来看，问题意识的缺乏却成了突出的问题。 毫无疑问，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影视特别是如何应对加入WTO之后的挑战应该说是全年文章中最为显眼的问题意识了。在这个问题之下，论者围绕中国电影的身份确认、民族电影的文化形态、海外市场的开拓等问题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讨论。虽然由于论者理论准备、实践经验等方面的原因，这一问题并未获得真正的深化，但是毕竟可以看出推动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 但是，除了这一问题一枝独秀之外，占据了影视研究近乎4/5份量的内部研究却显得毫无生气。不用说14篇影视史研究均为历史的描述和资料的汇集，也不用说15篇导演研究和17篇作品评论同样为经验性的素描和阐释性的评论，更不用说12篇电影理论探讨也多为西方电影理论思潮的介绍或归纳了，仅就最应该具有问题意识的13篇影视现象批评而言，我们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问题意识的强弱了：《警惕用陷落的目光看待影视女性形象》、《2001年电视剧管见》、《实话贺岁片》、《皇风帝雨吹野史——我看当前中国电影的后历史剧现象》、《清宫大戏乱纷纷，误人子弟实堪忧——三问清宫戏》、《名家辩论：名著能否戏说？》、《让人担忧的公安题材影视剧》……这批文章多见诸于非专业性的报纸，其所关注的问题也仅仅停留在一般观众所关心的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能够具备多少专业水准了，更不能指望它们能够具有多大的学科建设的意义了。 学科的发展既来自于知识的累积，更来自于问题对知识的激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新的学科知识的创造。如果这一学科长期处于“无问题”、“伪问题”或者非常肤浅仅止于经验感觉的“小问题”上，它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吗？答案当然是“不”。 对策研究 影视研究需要学科反思，也正在进行学科反思。在全年的12篇可大致归为学科建设讨论的文章中有两篇文章值得特别注意： 一篇是作为影视研究专家的周星所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与批评研究》。在这篇带有很强主流理论话语色彩的文章中，作者一方面认识到影视研究的困境——“我们遇到的危机，不仅仅是创作的困窘和市场魔力主宰的无力现实，似乎也还包括理论的不着边际和常态电影批评的尴尬处境。以往那种依托于学院理论和精英思维而造就的条分缕析的批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媒介的广告式的实用评介则颇有规模的占据了显要的位置，个人化的自言自语和独立意识的批评文本不知所措地面对强大的各种媒体评论的蜂拥而至。”但另一方面却开出了类似于“十全大补”式的药方——“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理论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市场理论的建设”，“认清世界的有效途径，明确理论对象化，区分批评的层次化，加强批评的个性化，引导批评的审美化。”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当时仅为北广广播电视文学系研究生的杨新磊身上，在他的《理论之“在”与当代电视研究》中，他对当前影视研究所存在问题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时至今日，阅读中国电视理论专著，近2/3的著作完全可以走马观花，如对操作层面某些基本技能的介绍以及一些‘杂耍蒙太奇’的经验饕餮，着实令人味同嚼蜡。”他对导演中心主义的“源”意识的批判、对理论上的自大与一体化倾向的诘难以及向理论与阐释的芜杂的发难都非常到位，但是当其热情地“显学呼唤文化研究”时，却言之无物，难寻文化研究的踪迹。 作为建设性的建议，本文想着力强调两个方面： 1、强化影视研究的问题意识。比如说，关于全球化与中国影视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文化战略理论和文化政策议案，另一方面我们得加强受众研究和市场调查，因为毕竟加入WTO之后对中国影视的挑战不像其它单纯的经济挑战或者文化挑战那么简单，研究应对影视挑战的策略不能割裂影视作为文化与产业的两重属性。因此，它不是仅靠忧国忧民的文化主义者的呼吁，也不是仅靠刻意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所能够抵御得了的——作为文化产业问题，必须还得研究具体的影视文化的市场手段。再比如影视历史剧中的“戏说”风和“清宫”戏问题，激烈的社会历史批判和俏皮的后现代主义分析毕竟无济于事，只有加强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进程、逐步在导演与大众心中重新确立相对稳定的历史观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而这又需要影视研究与历史研究实现跨学科的联盟。 2、摆脱狭隘的文学研究和空洞的文化研究的束缚。比如说，改进导演研究，拉开与作家研究的区别。电影的生产是集体性的现代文化产业制造，而文学作品仅是个人性的手工文化产品的制作，在电影生产中，导演的意图能否与如何实现依赖于剧组所有成员的配合，传统的作家研究在导演研究中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再比如说受众研究，直到现在，书斋式的文学研究仍热衷于接受美学观念的演绎或者读者反应理论心理的分析，而大规模采用社会学方法的实证性的观众研究才应该是影视研究之受众研究的正途。再比如影视产业研究，当前我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研究或文化工业理论——它们只是将影视视为大众文化现象或者文化工业现象而进行的文化分析或批判，而作为产业研究，影视也同样需要来自于实践的经济管理思想的熏陶。所有这一切都将影视研究指向了跨学科方向。 原载：《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