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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的银幕，并不缺少小人物。前一个时期，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张大民”：善良、本分，安于生活，有着对生活的自己的理解，并因此而努力。故事中，他们怀揣着各自的无奈、感慨、悲凉和温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大时代里，他们并不激烈。生活对他们而言，仍然温厚，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旧亲切。于是，由他们引到人们面前的故事，其中的悲凉和无奈往往被同时到来的温厚和亲切化解，你发出对生活的感慨，然而却也到此为止。 《我是刘跃进》中的“刘跃进”，显然属于另一个正在出现的新系列。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刘跃进”的位置很是特殊的：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工地成了是他们唯一的栖身之所和认同的来源。唱曲的老乡问：“你是干什么的啊？”刘跃进穿着自己的西装行头，指着高楼说：“看到没有，那楼是我盖的。”这里面没有丝毫劳动者的自豪，有的只是他和这个城市唯一的一点可确认的关系，和刘跃进对此的假装相信——因为他只是工地的厨子，实在没有盖楼的义务。 对刘跃进而言，生活已经大大缩水。没有完整的家庭，没有可靠的朋友，没有按时发工钱的工作，所有的似乎都只是不安定和不可信。那些曾经安慰着“张大民们”的城市生活，从不曾在“刘跃进”的面前出现。这使得他在展开自己的命运时，总是那么苦涩而激烈。在钱包被抢之后，刘跃进固执地寻找，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包括黑社会，但不包括警察。整个故事由此展开，有钱有势的人，也因为这个“固执的寻找”被卷了进来。看似天各一方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突然由此聚了头。在这一场面对面的肉搏战里，所谓的谙于弱肉强食的大人物，并不一定就能战胜那些素日里被他们踩惯了的小人物。正如《疯狂的石头》里，光头老板从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被自己雇来的杀手劫杀，刘跃进的老板们也不会料到，他们的最终倒台是因为这个小人物的狡计。于是，按照编剧的说法，刘跃进是一头羊，可是在他参与的丛林战争中，狼却自相残杀了。这是多么稀奇的事。 就在社会学家们不断警告着社会的断裂，普通百姓表现出对于精英们的充分不信任和各色仇恨的时候，在文艺中塑造“刘跃进”的野心，总是需要有人去实现。（和这个野心比较起来，之前的“张大民”们，实在是太过安静和体贴了。）这是因为，人们——无论立场如何——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于我们这个已经不幸断裂了的社会来说，只有把断裂的两端讲到一起去，只有一个包裹了所有人的故事，才有可能使我们重新获得一个继续谈判或妥协的平台。而这恰恰需要文艺的想象力。于是，通过小人物的激烈和挣扎，巻裹进社会的“大人物”们，最终把这个时代中“小人物”和所谓的“大人物”、下层和上层讲到一起去，也就成了刘震云编这个故事的基本动力。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是狼还是羊，都一律思路清晰地遵守着丛林原则，概不例外。老板们如此，老板的手下如此，黑社会如此，就连刘跃进也是如此。从始至终，除了自己，刘跃进谁都不相信。他始终保留U盘，并不是因为相信警察，而是他相信如果没有U盘，他就没法真正保存自己。因为他知道，不管对于谁来说——老板、黑社会还是警察，U盘都比他刘跃进的命值钱。 显然，正是从这一“丛林原则”出发，故事获得了最终讲到一起去的基础：因为是彻头彻尾的丛林，蝴蝶效应也就理所当然，老板们在刘跃进面前的失败也才合乎逻辑、顺理成章。天下没有完全保险的事情，这不正是过去的丛林告诉我们的吗？ 至此，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因为我们的社会是断裂的，所以需要一个能够讲到一起去的故事。可当“刘跃进”出现时，它告诉我们的是，原来一直维系着我们的关系、能够阻碍社会的断裂的，不是别的，而是丛林原则和由此而来的蝴蝶效应。 乍看之下，似乎没有比这样的回答更容易让人对现实妥协的了。此后，上等人对待下等人，有钱人对待穷人，大人物对待小人物，一切的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恐惧和对丛林原则的不再信任。此后，下等人对待上等人，穷人对待有钱人，小人物对待大人物，一切的耐心对待，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丛林中的肉搏，他们也有可能获胜。 然而，这样的回答真能算数吗？ 人们似乎忘记了，在丛林之中，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断裂。这是因为，弱肉强食也罢，蝴蝶效应也好，通过自然的生存的力量，人们总是因为各种利益而纠缠在一起，不能分离，此中并无社会。于是，幻想着用丛林原则来缝合社会的断裂，不过是先杀死了社会，再给它几片树叶遮体，伪装成它还活着的样子。 于是，“刘跃进”的苦涩和激烈，是如此的特殊。它所代表的，不再只是底层、穷人或一切在这个断裂的社会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而是在这个看似聪明实则狰狞的回答之下，人们终于除了丛林，一无所有。 此后，难道果真是“刘跃进”们的天下？ 原载：当代文化研究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