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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上海大学影视与文学创作批评中心主办的关于“影视剧影像中的当代伦理表达”研讨会就当下影视剧中遇到的瓶颈做了深度剖析。专家们认为，影视艺术在思想内容、伦理取向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影视剧创作中的当代伦理表达已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 ——编者 当代影视作品的情义问题 陈家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影视作品中存在着“小品化”、“浅薄化”的调侃方式盛行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应当把主流价值认定的“正确”和民间的“伦理表达”区分开来。比较来看，韩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包括喜剧作品，是允许向这种“正确”挑战的，我们没有办法挑战，只好以搞笑的方式在调侃中瓦解它。但这种瓦解方式本身也瓦解了人们的信念与信心。是否“正确”可以使一切道德上的豁免合法化？是否民间的“伦理表达”本身又具有许多不确定的、某种情况下可能是“仗义”，另一种情况下又是彻底地“不公正”？我说的“情义”问题就是从民间的角度讲的，它在能感动我们的同时，也会让我们想到它可怕的一面。我们看美国的《十二怒汉》和俄罗斯翻拍的《十二怒汉大审叛》，我觉得都是成功的，而且我特别赞赏这种“翻拍”的成功。而我们在“重拍”过去的电影时，有时达不到这样的力度和深度。电影要有对真相和正义的执着，如果缺失掉这种角度的切入和力度，仅从个人的“良知”出发，将无法与所谓的“正确”的“法律专家”的审判相抗衡。这些陪审团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与“正义”。如果缺失了这个，仅剩民间的情义问题，我就觉得很可怕，尽管如果连情义都不讲了，那会更可怕。我们国家是一个长期以来以伦理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国家，那么在当今，又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感动着别人？我们现在都自动地远离“真相”、“正义”“真理”这些问题，我就想到了“同情”、“义气”在艰难处境中的可贵。《大工匠》触动我的就是在“文革”时期，毕竟还有一点兄弟情义和家庭亲情在里面。对于这种民间的伦理，我们还是持赞美态度的，因为它对抗着自上而下的强制力量。中国人当下的行为准则到底是什么？独生子女的一代会对我们传统的伦理观念（比如孝悌）提出什么问题，我们还远未触及。我想到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顿感力》，又想到《士兵突击》，这部电视剧告诉我们不放弃，而这种精神是以“傻”和绝望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不会有人去想。看不到一点出路和前景的许三多，靠的就是“傻”来获取成功，当然，它也要求观众要有“钝感觉”，不要去深想，满足于表面的、具有某种喜剧意味的“成功”。当然，我并不否认它的成功，但仅仅满足于这些并不行，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在“责任伦理”（如正当、应该、义务）和“价值伦理”（如善、优点、长处）上捉摸不定的时代。 日常的天真是很值得 我们珍惜的创作传统 王鸿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电视剧情感伦理的起源方式却与电影和小说都不一样，因为它晚了十年。我们都知道，新时期小说和电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而电视剧则是90年代起步的，这十年的时距产生了一个非常值得当代叙事伦理研究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十年间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心理发生了急剧变幻，一种相对客观地还原普通人的历史，并不被敌意、仇恨或种种灰色情绪所支配的写作，以电视剧《渴望》为标志而出现了。我们至今记得，这部电视剧所造成的文化震荡，故事主人公及其命运所留下的疑惑、希望和不平感，与大多数从知识分子视角产生的叙事形成了极大反差。平民世界、平民情感、平凡生活里柔韧有力的东西，大概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了，所以《渴望》热播时，的确是“万人空巷”。 顺着这样一种情感伦理倾向，后来的《空镜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工匠》等等，无论是表现当代生活，还是讲述“十七年”或者“文革”，这些连续剧表达出来的情感内容，实际上都在补充着当代主流电影、主流小说所删除或压缩掉的那些历史面向和生活面向。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作为最具虚拟效果的艺术媒介，电视剧丰富、增强和深化了我们的历史感知与平民情怀，甚至触动了我们的良知，让我们能够更真诚地看待“他者”的世界，这一切是不是有点令人诧异？顺便解释一下，这里所谓的“他者”，当指一切异在于自我又构成着自我的东西，它可以是信念、理想，也可以是他人、历史、语言和自然万物。虽然，中国电视剧在这方面还不够自觉、深刻，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故事伦理与叙述伦理的不平衡状态），但至少，它在叙事的情感伦理起源上还葆有日常的天真，窃以为，这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中国电视剧传统。 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文学、主流电影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就在于，一直没有把“自我”与各种“他者”的关系安放好，这不仅造成了内在的道德焦虑，而且也导致了普遍的叙事焦虑，和挥之不去的历史焦虑、意义焦虑。 电视剧叙事结构的伦理特征 曲春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剧的叙事结构是一个伦理结构。结构的伦理特点主要表现在矛盾冲突的伦理性质上，即构成作品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一种价值冲突。一般来讲，伦理取向决定和支配着不同人物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并成为架构人物和纠结矛盾冲突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引起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行动者在对待某一具体事件上显示出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决定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正是各种不同的伦理观念。以《士兵突击》为例，编剧兰晓龙用于组织人物、联系人物与事件关系、并造成戏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连长、班长及其战士等各种人物对待许三多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方式。而这种不同，是两种相互冲突甚至互不相容的价值观所构成。一种是现代尺度，它体现为成功第一的竞争原则，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坚决排斥许三多；另一种是传统价值观，以宽容和忍让为原则，宁肯做出牺牲也不抛弃战友，坚持不抛弃不放弃共同进步的行为方式。作品的叙事结构也就成了编导对两种不同伦理观或价值观在对待主人公态度上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性事件的组织。可以看出，传统伦理价值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是结构故事推动情节发展的深层动力。 这部剧的成功在于编导并没有对这两种人物进行主观的褒贬和取舍，两种观念的合理性在叙事结构中都有充分表现。编导的高明之处在于让“结构”本身说话而不是叙述人说话。在叙事结构的组织中，巧妙的引导观众通过自己的感受对剧中人物的行为方式以及背后的伦理倾向做出判断。这种判断激活了观众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深度认同和情感投入。这部电视剧在叙事结构上的总体导向是个人价值让位于集体价值，现代伦理让位于传统伦理。叙事结构体现出来的这种久违的交往方式和生存原则，对现代人疲惫的心灵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因为现代商业社会的主流价值是成功，即能够在各种竞争中胜出。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人都被互相挤兑和相互践踏伤害得遍体鳞伤。而该剧叙事结构带出来的伦理取向在深层心理上触动了观众对于传统交往方式、伦理价值的某种期待和怀念，而该剧的成功，正在于叙事者的伦理倾向，通过叙事结构表现出来而不是用话语讲出来。因此这个叙事结构获得了最具有召唤力和捕获力的叙事效果。 某些国产大片为了票房过分依重暴力、血性和色情制造视觉刺激，而不顾其负面的社会影响。有人替其争辩说，大片就是有票房，有一大批年轻观众愿意看。如果以观众愿意看为尺度的话，《士兵突击》的观众数量是空前的、其它影视剧无法相比的。中国几亿观众喜欢这部既没有明星也没有色情性爱的电视剧，更难得的是它能够在精神和心灵上同时获得如此高的认同感，对电影大片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什么力量触动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观众群？如果仅仅以色情和暴力去刺激人们的窥视欲，电影和电视作品能否具有如此超强的凝聚力和整合力？我认为，影像中的伦理价值、叙事结构本身的伦理取向，才是触动观众深层心理的主要因素。 观众逆向评价与道德批评 葛红兵（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我想说的是观众的逆评价与道德批评问题。观众的逆评价是这样一种现象：观众看电影电视时本身是把伦理悬置的，不准备对作品中的伦理作出直接判断，但是观众又天生倾向于逆向评价，比如对“坏”的主人公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这是逆评价中的逆向评价；还有一种是逆评价中的逆反评价，如果叙事人、电影导演对主人公的道德行为施加了强烈的评判，比如说他的镜头非常主观，对他进行谴责，这个时候反而会激发观众对这个主人公跟叙事人的态度完全相反的评价。这种情况可以叫做“双面胶”现象，比如，观众看电视剧《双面胶》，对其中老一辈跟年轻一辈在道德上是没有评价的，是悬置的，但往下看时观众一会儿同情长辈一会儿同情晚辈，出现飘移，但当叙事态度过分倾向晚辈时，他们又反向去同情长辈，会出现那种来回迁移又逆反、逆向的情况。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最早关心这种现象是因为身体写作的问题，1997年1998年时我写了《纯粹伦理学问题》来谈这个问题，这个文章后来发在《商丘师院学报》，我的《身体政治》一书也是用这个做结尾的。新生代作家用身体写作的方式描写世界，写一些跟日常生活道德不合拍的现象，他们对这种现象又缺乏批评，社会质疑他们写作的伦理态度，我想解释这种现象。文艺理论方面的专业读者会发现简单地对他们进行伦理批判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如果真的是对日常生活中似乎不伦的现象作非常强烈的批判性描写，那是会激发观众的逆评价的，不是像一般读者误解的那样，只要作者对错误的伦理现象持批判态度就能达到理想伦理教育效果。当时我想通过三个概念的划分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第一是“纯粹伦理”，即有一种伦理是非常超越的，以绝对善为目的，在这个层面，任何相对的善都不在考虑范围内，家庭责任也好、国家责任也好都是相对的。第二是规范伦理，规范伦理是日常生活中实际其作用的伦理规范、原则。第三是审美伦理。当时我认为身体写作作为一种审美伦理，它是纯粹伦理层面的叙事，和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伦理发生了冲突。纯粹伦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就是“善与恶的本质上是只属于自我而不属于世界”，或者是像尼采说的“我的幸福的或是不幸的，如此而已”，“我可以说善恶根本不存在”，是“绝对的绝对论”同时也是“绝对的相对论”的伦理，尼采说：“我必须告诉你，永恒的善和恶是根本不存在的。”其实，就是这种纯粹伦理的问题。身体写作实际上是在这个层面上的问题。规范伦理实际上是用“我”或“我们”的利益概念来呈现好或坏的评判，在这种评判中，是把人分为相对的集体或集团，总是表现为相对的压抑、相对的好坏。但是文学写作常常是对这种规范伦理的挑战，从审美价值尺度提出的挑战。 影视和文学书写中常常不是以这种规范伦理为尺度的，常常是通过对个人伦理实践中的选择在规范伦理和纯粹伦理之间寻找一种失措。这种失措，有时表现为从有限的规范伦理向无限的纯粹伦理挺进时的叙述上的困境，找不到依据，但在个人选择上又出现了这种倾向，这时对观众带来了评价上的双面胶现象，像韩国电影《太极旗》有时候看到主人公我们是同情的，有时又是不同情的，国家大叙事、人民大叙事和个人自由的小叙事伦理之间就产生了这种冲突。 过去我们认为，道德批评是要研究在纯粹伦理的启示之下挑战规范伦理或者实践伦理出现了巨大偏差的作品，我们如何向观众或读者作出我们的理论性的阐释。今天，如果我们把观众的逆评价问题放进来的话，我觉得一种真正的伦理批评还要有审美伦理的态度，不仅要考虑到伦理标准在规范伦理和纯粹伦理之间的迁移，更多的还应考虑观众的逆向判断，当观众发生强烈的逆向判断时，道德批评的任务实际上是要揭开伦理之间的裂隙，让读者看到自己逆向判断的实质，当观众发生逆反判断的时候，道德批评的任务更艰巨，实际上是要发现失败的伦理叙事如何为自己伦理失策承担责任这样一个问题。 从“跟风剧”看中国当代影视剧伦理的缺失 麦家（小说《暗算》作者）：什么叫“跟风剧”？大家都知道，就是“跟屁虫”，就是鹦鹉学舌。你什么火了，我们就跟着火，我们就跟着你做。两天前我在思索怎么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比方说，美国有个《反特24小时》，我输入了一个“24小时”，出来了七个“24小时”，如“监狱24小时”“日常24小时”等等，大部分都是国内的。我们这种跟风甚至从题目开始跟，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极端的例子。《暗算》后面出现了类似《暗战》《暗语》《暗器》《暗话》等，这种“跟”就是名目张胆的跟了，我觉得这样的剧即使拍成功了，里面也是不可能成功地表现一个作家的见的和思考的。这像破译一部密码一样，密码正常的情况下是破译不了的，他拍成功了反而不正常，或者说他失败了，出现种种缺失反而是正常的。因为他创作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要表达什么，而是要得到什么，获取什么，这是一种“索取型”的创作，我觉得这种创作离失败的距离特别近。但是我后来也在想，我们的影视问题可能还不止于影视本身，可以说伦理的缺失还不仅仅是影视剧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影视剧从业人员的问题。我觉得首先存在着一个对影视剧从业人员的伦理规范问题。我觉得我接触的某些影视从业是一些丧失了道德底线和职业底线的人，我举两个小例子，一个是发生在一个半月前，我碰到一个与会的著名评论家，他因为知道我和某公司负责人关系不错，便希望我为其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孩子打招呼，我当时碍于情面，也答应了。但后来出现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你千万不能帮这个忙。不需要解释，一个女孩子涉足影视，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影视圈里道德规范和伦理的缺失非常强。还有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暗算》相对来说比较火之后，这些年断断续续地至少有五六家公司拿着本子来找我，就是喊我签个名，少的给几万，多的已经给到了三十几万，就是说麦家你签个名就可以了，因为我对财产没那么敏感，所以我都没签。像这种现象就表明我们所面对的似乎是一个道德底线缺失的一群人，对这样一群人，我们有过高的期待是不实际的。第二点，我也要为这群人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其实也是在夹缝总求生存，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影视，它的色彩和职业有些荒唐，尤其是电视剧，一个制片人投资上千万或几千万来拍，风险他来承担，而利益则归属于电视台。我觉得这是一种极不公道的现实，就是你只有拍的权利，这个剧我如果火了，对不起，因为你这个剧在火之前，谁也不知道你这个剧能火，所以它的价格往往卖不起来，即便是火了，电视台获得大量的收入，他也不可能去跟制片人分成。如果说你片子卖的价格相对比较高，但电视剧播的时候收视率很低，电视台就不给你钱。就是除了预付款，这个尾款一般不给。在这个时候，他们粗制滥造，他们丧失理性，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第三，我觉得作家也应该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文学是影视的一个血脉和基础，最近十年，我觉着这个基础完全倾塌掉了，我们文学从十七年文学结束以后，（因为十七年文学是一种所谓的虚假的宏大叙事，导致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抗），进入了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叙事状态，这种个人化叙事就表现了一种欲望化、物质化的叙事，在这个时候，在你的小说里，表达一种庄重的人生，甚至就意味着你没有艺术探索。我写了一群英雄，人家对此都觉得很滑稽，现在谁还讲英雄？现在都进入了个人化叙事，欲望化叙事，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是一种人生的恶，人生的黑暗、困惑、绝望，我们某些作家书写这些，写得津津乐道，写得惊心动魄，我们某些作家本身就不愿意去承担，毫无公共承担的愿望，痴迷于一种自我的，自私的，自恋的题材，一些感情，一些所谓的思考。我一向是觉得作品总的来说是要温暖人心的，是不是？我也不是愚昧到一个看不见黑暗的人，但我总觉得，即便社会是黑暗的，人生是绝望的，但是你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一点光明嘛，而不是一味地展示。这种创作，比方说，我们以前是一味地宏大叙事，这肯定是错的，但我们要结束它，反抗它，并不是完全把它抛弃，一味地反抗宏大叙事、主流叙事、庄重叙事，这就进入到另一个极端。我觉得两个极端犯的是相等的错误。我说这个意思，在前面，我对影视从业人员，包括我在内的，提出了一些批评，同时，他们有一些完全让我们失望的现状，责任并不能完全由他们承担。其实，聪明的艺术家可以调教民众的趣味，重塑民众的趣味，而不是单纯的迎合。我相信，稍微优秀一点的艺术家，是都有这个本事。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优秀作家、艺术家的基本功。 原载：《文汇报》2008-12-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