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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是古代人民根据星象创造的，织女、牵牛星分处银河两岸，因而被看作隔河相望的男女，发生恋情并成为夫妇。这一美丽动人的爱情神话，向七月七日这一岁时性“良日”渗透，最终形成七夕节。牛女神话形成于何时，七夕节俗起源于何地，并非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认为，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生成在西汉初，七夕节俗也起源于西汉的京城长安；长安是牛女传说的故乡，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 一、牛女神话生成在西汉时代 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中说，研究古代神话有两条路，要“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1]170，还要“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1]171。所谓“原形”，就是“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之认识等等”[1]171。“为什么神话会‘演化’呢?‘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70茅盾关于古代神话研究方法与演变原因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女神话而言，《诗经·小雅·大东》已提供了神话的“原形”，但这一爱情神话在西汉初才开始生成；此后在诗赋或笔记中多有吟咏与记载，“把一件历史事实作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热烈的情绪”[1]154，牛女爱情神话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有所演进。据此，我们把牛女神话划为孕育、生成、定型、演进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孕育期。牵牛、织女两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3]148朱熹注曰：“汉，天河也。……织女，星名，在汉旁。……维天之有汉，则庶乎其有以监我；而织女之七襄，则庶乎其能成文章以报我矣。……牵牛，星名。服，驾也。箱，车箱也。……言彼织女而不能成报我之章，牵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启明、长庚、天毕者，亦无实用，但施之行列而已。”[3]148这首诗并举织女、牵牛、天毕、南箕、北斗等星名，责怪天上星宿空有名号却不切实用，名为织女而不能织成锦缎，名为牵牛而不能用来驾车，名为毕星而不能用来掩兔，名为箕星而不能用来簸糠，名为斗星而不能用来挹酒。此诗作于幽王之世，《毛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玄笺云：“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齐师灭谭。”[4]727陈奂曰：“幽王之世，东国伤困，则西周之政乱也。谭国大夫作诗告病，本刺周乱，编诸小雅。”[5]可见，产生在周城镐京的织女、牵牛等星宿命名，已随着周代文化的传播而被当时的东国人民所接受了。镐京，即今之丰镐遗址，在长安。这一神话在孕育期就与长安关系密切。 在《诗经·小雅·大东》里，“织女”、“牵牛”只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先民为何要把银河两岸的两颗大星分别命名为“牵牛”、“织女”呢?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158远古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引发先民的想象，他们把原始的农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据人间的生活来命名和识别星宿，赋予星宿神格和人格。毛氏传曰：“襄，反也。”郑玄笺曰：“从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谓之七襄。”[6]679织女之星象同于人间织作的女子，故而被唤作织女星。“牵牛”，是驾车之牛的形象。张衡《思玄赋》“服箱”句章怀注曰：“服，驾也。箱，车也。”[6]680又古诗“牵牛不负轭”，亦本此诗为说。[6]680可见，牵牛、织女两星宿，正是先民劳动生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织女、牵牛与天汉，是构成牛女神话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撰者按：杜汉华在《牛郎织女流变考》中说，目前有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为开发地方旅游资源，自鸣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杜氏摒除众多怪谈，却提出“汉水襄阳、南阳说”这一新的假说。杨洪林在《汉水、天汉文化考》误以汉水为银汉，高唱汉水流域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文化土壤”。张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汉之游女”攀附天河之织女，遽言“七夕节产生于楚国”。杜、杨、张三文均据《诗经·周南·汉广》立论，错把汉水流域作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杜、杨、张三文分别载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页，第196-206页，第244-255页)这些说法是很不充分的。《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水东入长江，故诗中把汉水、长江并举。朱熹注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见《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程俊英说：“这是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见《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可谓知音。然鲁诗、韩诗却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韩诗》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见《初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韩诗、鲁诗以此解说诗旨，已失风人之心。杜汉华训“织女”为“汉之游女”，认为郑交甫会汉水女神这一神话传说演变成牛郎织女的传说，持论新奇，却难以自圆。杨洪林误以“又天河也”为“东流为汉”的补注，其言“地上有汉水，天上亦有汉水”，“地上汉水连天汉”，均失之浅陋。殊不知银汉、银河既可称“汉”，又可称“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注“又银河、天河也”。如杨氏之法炮制，则地上有大河，天上也有天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则黄河流域当是这一神话的起源地了。张君以鲁诗、韩诗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未足惬意，遂强解“汉水女神”为“织女”，徒添笑柄。综上，汉水流域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这只是一击即破的新的假说而已。) 茅盾说：“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是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大东》里……亦无恋爱的故事。”[1]83《诗经》虽把织女和牵牛并举，“织女”星已人格化，但“牵牛”星还是驾车之牛，牛女神话尚在孕育中。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曰：“织女，天女孙也。”[7]1311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7]1311织女获得在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8]卷7 《春秋运斗枢》曰：“牵牛神，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门，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95《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引《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10]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11]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注：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牵牛、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12]1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裈，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说神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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