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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华诞，中国电影人奉献出了一大批风格各异、不同凡响的献礼影片，堪称“电影界的大阅兵”。以《建国大业》、《惊天动地》、《谁主沉浮》、《沂蒙六姐妹》、《风声》、《万家灯火》、《天安门》、《铁人》、《大河》、《高考1977》、《邓稼先》、《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献礼影片，这些主流影片不仅成为了主流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而且在电影市场上也成为了包括众多年轻观众追捧的对象。截至10月5日，《建国大业》全国票房冲破3.34亿，超过《非诚勿扰》的3.25亿，成为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堪称是献礼影片真正走入普通观众文化消费生活的巅峰之作。《风声》上映一星期，票房近两亿，并仍在攀升。其它如《高考1977》、《沂蒙六姐妹》、《大河》等影片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佳绩。毫不夸张地说，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专业化的新的历史大背景下，包括献礼影片在内的主流电影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和全新的发展时期。其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 说到献礼片，人们还很难忘记1959年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拍摄的《林则徐》、《老兵新传》、《聂耳》、《五朵金花》、《冰上姐妹》、《风暴》、《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海鹰》、《回民支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批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些年，为了庆祝国庆和党的诞辰纪念日，电影人拍出了一批又一批献礼片，其中也不乏《开国大典》、《横空出世》、《我的1919》等佳作。但大多没能走进影院，观众几乎看不到，这深深的遗憾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不可否认，这些年一些主流影片在创作上，人物塑造“高大全”，加上艺术想象力的缺乏及其艺术表现手段的匮乏，确实让人难以认同和接受。其实，献礼影片只是个概念，作为艺术创作最重要的还是塑造鲜活的人物。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这批新献礼影片的成功，首先在于艺术创作上的基本理念和态度，也就是《建国大业》导演黄建新所说的“一定不能拍成宣传片”。从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出发，《建国大业》把历史真实的审美呈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影片众多真实动人的细节让所有的观众都产生了“陌生化”的感受，因而也产生了独特的审美乐趣。《建国大业》重要主创人员几乎普遍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从小接受的是红色教育，有浓厚的红色情结乃至毛泽东崇拜情结。可贵的是，《建国大业》摆脱了过去的“红色情结”支配下简单、截然对立的审美审视和判断，摆脱了单纯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模式，赋予了镜头中的人物形象以更丰富的历史内涵、人文内涵。《沂蒙六姐妹》也从多个层面上突破了传统主流电影的思维模式和审美定势，找到了一种个性化的和人性化的角度叙事。我们过去之所以对英雄形象有距离感，甚至有些天然的排斥，就在于我们将其与个人的追求、幸福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分离。与之相反，《沂蒙六姐妹》把个人对幸福的追求、个人对幸福的渴望、想象跟整个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影片把说教的意味降到了最低，但核心价值观包括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崇高的品格在影片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味、降低。影片《大河》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巧妙地把塔里木河的治理主题融汇其中，反映了两代人不同的思维和使命，更表达了新一代年轻人的胸襟。《高考1977》则从整体上复活并再现了我们民族情感的记忆，历史的记忆，苦难的记忆，而且突显了我们民族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从影像层面讲，影片一些写意的桥段如影片一开始放露天电影的画面，以及在收音机中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和熊熊燃烧的大火等镜头的运用，都产生了电影所特有的影像冲击力和感染力。 新中国60华诞献礼影片涌现出了众多的人物传记片如《铁人》、《袁隆平》、《邓稼先》、《潘作良》、《孟二冬》等，构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这批影片从过去高大全的思维模式和定势，转向了个人化、人性化的表述，注重个体心理体验层面和感情层面。从深层次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的“自转”与社会、国家的“公转”是可以有机地统一的。当前，人物传记片大量涌现，许多“感动中国”的人物都将陆续拍成电影。因此，如何吸取《铁人》、《袁隆平》、《邓稼先》、《潘作良》等影片的成功经验，找准生活的支点、叙事的支点、感情和精神的支点、与观众的共鸣点、与市场的对接点，才能真正走向观众并获得认同，从而丰富整个中国电影的创作格局。 以紧张悬疑、剧情跌宕等极通俗的谍战剧包装的《风声》进入献礼影片的行列，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电影人观念的开放和宽容，另一方面更反映了中国电影类型意识的强化。《风声》巧妙地把“国家叙事”与商业类型叙事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开拓了中国电影新的领域和空间，对于中国电影类型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实，类型融合是包括献礼影片在内的中国电影的一个发展趋势，主要特点是在一部电影中糅进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片的叙事元素，以实现戏剧化因素和看点的最大化。《建国大业》在正剧的基本叙事框架里融合了大量的喜剧性、悲剧性元素。《惊天动地》作为从国家、军队等大视角出发去全景式的、史诗性的呈现那场大灾难、并塑造出了现代化的中国军人形象的史诗大片，影片在保持传统军事主流电影基本叙事模式的前提条件下，也借鉴了灾难片的一些手法，对灾难发生及其灾难救助全过程的影像呈现打造了很多特效的场景和场面，使得影片具有大片所应当具有的大场面和具有生命质感的、具有视听冲击力和感染力的画面。 在接受美学看来，任何“文本只有被阅读时才获得生命”。对于献礼影片而言，只有观众观看后才有意义。因此，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的表达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重中之重是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的有效表达，即让观众认同和接受。而要让观众心甘情愿的花钱买票进电影院，单有艺术创作上的智慧是不够的，需要按照电影市场的规律进行有效的宣传和营销。对于电影营销而言，利用明星的影响力来增加票房的号召力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在众多的献礼影片中，《建国大业》云集了172位明星参与拍摄引发了种种猜测和争议。事实上，《建国大业》不是一部常规电影，而是一部“大事件”电影，自然不能以常规的标准去衡量。显然，作为一部“大事件”电影，献礼新中国60周年、172位明星参与演出本身就足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就足以形成巨大的磁场而产生轰动性效应，就足以形成“注意力经济”，就足以超越影片本身而成为一段时间的社会热点和话题。欣慰的是，《建国大业》的剧情跌宕起伏，明星云集没有影响观众入戏，而是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实现了 “故事”大于“明星”。相形之下，尽管从艺术层面而言《天安门》是一部优质的电影，但由于市场化的宣传和营销不够充分，其票房业绩也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事实再次证明，商业宣传和营销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商业宣传和营销是万万不能的。这是电影艺术的辩证法，电影市场的辩证法，更是电影艺术与电影市场双重规律的辩证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下主流院线的观众主体是18—35岁的年轻观众，由于网络、手机等新媒介所带来的新的娱乐方式，使他们的文化消费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献礼影片在内的主流电影的创作和运作都必须深入研究并适应这种变化。具体来说，承担“国家叙事”的主流电影，应当花大力气、运用大智慧，有效地缝合与商业类型叙事、“民间叙事”的距离。只有这样，我们的主流电影和“国家叙事”作品才能有效地吸引广大普通观众，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最终成为市场意义上的主流电影，实现自身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0日20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