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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批重述革命斗争历史的影视剧红透了电视荧屏,《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狼毒花》、《我的兄弟叫顺溜》、《高地》、《军歌嘹亮》等,都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同时也极为叫好。这和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翻拍的一批红色经典遭遇到了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种对比反过来也能够给我
们以启迪。 很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指向同一个年代的叙事,有的就能够叫好又叫座,有的却不温不火,市场反应冷淡呢?考察近年来热播的这几部新革命历史叙事的影视剧,我们会发现,相对于既往的红色经典,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新革命历史叙事的人物身上更加富有喜剧性因素。不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狼毒花》中的常发、《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和陈大雷、《高地》中的兰泽光和王铁山、还是《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等,这些人物在或粗犷或倔强的人物主性格塑造的同时,身上都有着强烈的喜剧性因素。比如石光荣(《激情燃烧后的岁月》)对储琴的执著的追求和笨拙的舞步,李云龙(《亮剑》)的嬉笑怒骂,顺溜(《我的兄弟叫顺溜》)的接受采访和自己制造消音器等情节,都充满了喜剧性因素,至于兰泽光和王铁山一生的恩怨则简直就像是一出东北二人转(《高地》)。这些喜剧因素的形成有的是出自人物性格多方面展示,有的时候,则是由于他们的粗犷、倔强等主性格在和不同的环境碰撞而造成。无论这些人物身上的喜剧性怎么形成,毋庸置疑,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喜剧性因素的加入,才使得荧屏上的人物生动起来,也使得电视剧更有吸引力,更具有可观赏性。当然,这些新革命历史剧基本都属于正剧,所以,其中的喜剧因素并不是凭借插科打诨或者无厘头等特有的喜剧手段而形成的。这些剧作中的喜剧因素更多出自主人公人性的自然展示过程中和周围环境的碰撞。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物一样——本身也许是很普通的,但是和环境的相碰撞总是能够产生出喜剧意味。换言之,这些喜剧性因素的产生源于对人性的深刻的刻画。真实的人性在真实的生活中总会出现一些尴尬,而这些尴尬在旁人眼中就构成一种喜剧。这些新革命历史叙事能够如此吸引我们就在于它们真实地刻画出了人性和环境、历史的碰撞,从而产生了一种喜剧的观感。 事实上,对于人性的深入刻画才是新革命历史剧热播的关键所在。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很多小说作家开始忽略人物的塑造,甚至认为注重塑造人物是小说童年时期的行为,成年的、成熟的小说样式是把人物当做一个功能来描写——重要的是能够引出下面的情节和推动故事的进展而不是能够具有独立性格。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值得商榷,但是就影视剧叙事而言,塑造人物应该是作品成功的不二法门。问题在于如何塑造人物才能够把人物塑造的立体、丰满、形象。新革命历史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塑造人物,展示人物性格当做最为中心的事情,这样就充分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的展示和人物性格面对各种不同具体环境所产生出的新的东西，就构成了这些影视作品的丰富性和可欣赏性。说这些新革命历史剧注重塑造人物性格是有原因的,通过阅读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些戏都是和革命历史有关,和战争年代密切相关,剧作中的主人公可以说都是战争英雄,但是,在这些戏中,战争对于这些剧中人物来讲并不是唯一,而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这些剧作是体现了战争英雄全方位的生活和性格,而不单单是战争生活中的战争性格。同时,这些剧作也没有把主人公人为拔高为无懈可击的道德英雄、革命英雄,而是尽力还原历史场景中的历史人物,在显示其英雄伟岸的一面的同时,并不讳言其性格弱点。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高地》等剧作中,我们看到,整个的剧情故事贯穿到了主人公生命的终点或者后期,而且这些主人公也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弱点的英雄,这就使得他们的光辉的一面和性格弱点在战争生活、和平生活中都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也正是在这样全面的展示中,剧作的喜剧性因素就自然地体现出来了。 新革命历史剧的叙事往往包括主人公的三个方面的生活:战争生活、战争期间的日常生活和战争结束之后的生活。当然,有些剧作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就戛然而止,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牺牲了,自然也就没有叙述其战争之后的生活状况。但是,即便是只描写了主人公战争时代生活过程的剧作,由于其在叙事过程中特别注重对战争期间的日常生活的叙事的描写,也就展示了人物的多元性格。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这部戏,相对来讲,是新革命历史剧中战争场面比较多的一个,在这些战争场面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倔强、冷酷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顺溜。但是,这部戏中对于战争期间日常生活的叙事显然是非常到位的,给我们全面展示了战争间隙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顺溜的其他性格,以及他的倔强和日常生活碰撞产生出来的喜剧效果。顺溜由于枪法神准,打死了很多日本鬼子成了军区的英雄,于是就有记者采访,这就引发了喜剧效果,顺溜的漫不经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和女记者的一本正经、尽力想把采访往主流意识形态上靠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成了让我们忍俊不禁的喜剧性因素。但是在这样的喜剧叙事中,顺溜倔强之外的另外一面,朴实,不关心思想问题等等就体现了出来。这部剧作中另外一个颇富喜剧意味的剧情是顺溜制造消音器。顺溜在战场上缴获了一支狙击步枪,但是遗憾的是,在战场上,这支狙击步枪的消音器丢了,于是,走火入魔的顺溜开始想方法自己制造消音器,这样就和当地的一个老汉产生了冲突,这个冲突的过程就是一个完全的喜剧叙事过程。这个喜剧的产生实际就是顺溜的近乎偏执的倔强和日常生活碰撞之后产生的。它让我们看到了顺溜的倔强在战场上能够让顺溜成为英雄,成为传奇,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精心营构,一方面使得剧作充满了喜剧性因素,具有更大的可观赏性,另一方面,也让主人公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展开。《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军歌嘹亮》、《高地》等剧作,更是把表现对象延伸到革命成功之后的和平生活,展示了主人公在和平生活中生活情状,在展示人物性格和复杂的生活不断碰撞的喜剧演绎中,更为丰富、更为立体地塑造了人物性格。 相对于新革命历史剧,我们会发现,传统的红色经典叙事在塑造人物性格上显然存在着缺陷,这个缺陷的根本在于,传统的红色经典叙事太急于传达出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忽略了对人性的全面构造,于是就先验的设定正面人物往往就是一切正确。这种一切正确的主人公的确值得敬仰,但是,在叙事中由于他们太正确了,自然就不会和环境碰撞,也就不会给我们带来喜剧的观感。同时,与新革命历史剧把战争当做主人公人生生命的一部分和性格塑造的一部分不同,红色经典叙事已经把战争当做了主人公生命的全部,无论是《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还是《敌后武工队》、《吕梁山英雄传》都是把战争当做了叙事的主体,故事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在这些红色经典叙事中,战争成了主人公生命的全部,没有了战争就没有了他们,这样主人公就被塑造成了单一的战争性格,所以,红色经典影视剧给人的意象就是寡味,缺乏咀嚼的厚度。当然,在2005年前后翻拍的红色经典相对于既往的叙事已经有意地融入了一些人性的丰富的成分,比如《铁道游击队》中刘洪和芳林嫂的爱情的构造,已经超出了原著。或许编剧想要借此表达革命者的人性,但是,由于叙事的整体都没有注重对人性的表达,这样的一段感情戏反而显得有些做作,不能达到表现革命者丰富人性的目的,也没有给剧作整体增色。 传统的红色经典的被冷落一度被认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不再愿意接受既往的革命叙事和宏大叙事,但是,同样以宣扬宏大叙事为旨归的新革命历史剧的热播和“不抛弃、不放弃”这样的台词在现实生活中的流行告诉我们,在当下这个后现代喧嚣,解构一切,颠覆一切的时代,宏大叙事其实并没有失去它在民众中固有的影响力,重要的是,你能否脱离僵化的训教式的叙事方式而更为深刻地体察民众的需求,表达出健全的真正的人性。 原载：《光明日报》2009-12-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