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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文坛中，像王光东这样执著于自己的审美理想，朴素表达内心的批评家似乎并不多，在王光东的专著《民间理念与当代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1]的第一页，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人所要做的许多事情是由于某种精神追求才去做的。有时分明知道要做的一些事是徒劳的，但仍然坚定不移地去做，究其原因，就是在人的心灵中有一种‘信’的力量。”[2]好一个“信”字，太聪明的人会觉得这是固执、呆板，但我敬重它，并且越来越感觉到这种“信”的力量，在精神上不仅仅支持过王光东一个人。 人们常说一个学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会互相熏染，不知道王光东选择了民间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是否也有某种生命的默契，但是民间所呈现出的大地苍莽的景象，质朴无华的风格，却显然不知不觉地早已融进了王光东的学术品格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陈思和先生提出“民间理论”以来，这个命题吸引了很多学人的关注，王光东无疑是最执著的一位，他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拓展了“民间理论”的空间。在对民间理论的阐释中，王光东延伸和细化了陈思和先生的民间理论，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纵向上，他在陈思和先生关于“抗战以后的文学史走向”的思路的基础上向前推，考辨了民间理念在五四新文学发端中的位置和意义，这使得我们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认识更丰富也更完整。在横向上，王光东认为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民间”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和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他从审美的层面来阐释民间理念，并将它引人某一阶段和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延展了它的空间[3]，从而展示了一个多维度、多层面，而不是静止的、孤立的民间。 民间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很长时间内是两个割裂开来考察的概念，虽然人们也时常提到当时的文人对民间文化的热爱和发掘，但似乎都低估了它对这个传统的形成所产生的意义。对此，美国学者洪长泰比较敏锐地把握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在专著《到民间去》中考察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发掘、讨论和推广，并由此对中国文化一元构成论提出了质疑[4]。王光东的立足点与洪长泰稍有不同，他关注的不是知识分子为民间文学做出了什么，他的侧重点在于民间给知识分子和新文学输送了什么，也就是说他不仅在研究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梳理和选择，而且着重探讨这种选择对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五四时期，民间与启蒙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焦点，王光东正是从这人手，在《民间理念与新文学的民间传统》、《民间意义的发现》等文中，提出很多富有启示意义的看法。陈思和先生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重返庙堂的斗争上……这种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中，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传统的作用显然被忽视。……在他们看来，大众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封建毒素，是传统体系赖以保存的基础，所以提倡新的接近大众的语言不是为了更好的表达大众的愿望而是为了改造它。民间只是一块有待他们去征服的‘殖民地’”[5]。而王光东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一看法，他没有将民间与启蒙对立起来，相反倒看到它们之间可以达成默契的内容。他认为五四的知识分子对民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既有李大钊等人把民间视为承担社会改造场所这样的看法，又有刘半农等人对民间审美意义的挖掘并使之纳人新文学构建的努力，还有周作人这样理智地接纳民间的元气和生命力，同时又批判民间、提升民间的声音。这三者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但在那个以启蒙为主题的时代中，却毫无例外地期望从民间中获得更多的启蒙资源。在以《歌谣》周刊为中心，对刘半农、周作人等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王光东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极大热情，是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启蒙思想的出现和世界文化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解放，知识分子对“人民”的美好想象，令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尊贵地走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视界中。周作人就曾说过:“歌谣是民族的文学。这是一民族之非意识的而是全心的表现，但是非到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发达的时代不能得着完全的理解与尊重。”[6]个人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才使得人们从以往被排除或被正统文化所压抑的民间文化中找到了正统文化中稀见的声音，而这无疑是他们反对正统文化的利器。比如民歌中情感的奔放，人性的解放，自由的向往，民间文学中所寄予的平等理想和对底层人的同情等等，这与五四时期的主流声音非常合拍。另外新文学的开拓是从语言上开始的，来自民间的文学成分大多以自由、散漫的白话为基础的，他们无疑给新文学语言体式的创建提供了相当的资源。 启蒙与民间在很多地方达成了一致，但启蒙虽然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观念，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根抵地盲目移植，他们一面伸手从西方“盗火”，一面也在自己的传统的、本土的资源中寻找火种，并且满怀热情地去激活它，以前，我们只是不断地在强调前者，而王光东等人则以他们的研究在提醒我们充分认识到后者的意义。重识五四传统，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如果看到传统资源的多层次性，看到民间与启蒙的这层关系，那么五四新文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则要比我们以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而这些恰恰是民间研究的意外收获吧。更为重要的是王光东谈论民间的时候，同样没有把它与外在的文化影响对立起来，仅仅把它看成一个完全本土性的、封闭的系统，相反它指出了民间的发现与世界文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来谈民间就有了一个开阔的背景，避免以狭隘、单一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民间，而民间的活力和生机，也正是体现在这种开放性和它自身的独特性上。 民间与启蒙的这种特殊关系，也注定了在二十世纪中国它越来越逃脱不掉被利用的命运，这使得它要么被作为一个孤立的审美对象供人把玩，要么蜕化成一种可利用的形式，而惟独它的内涵却不是被舍弃就是被改造掉了。王光东曾谈到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民间文化的自身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这三者在不同时代中冲突。我感到五四以后，“民间”越来越成为研究对象和审美对象的时候，它的精神活力实际在萎缩或者说精神的呼应感在降低，它只是在形式上不断被借用，而那种自由的朴素的大气的精神，不断被疏远，民间精神从形式中被剥离出来，民间成为一个可以充塞各种内容的空壳。三十年代以后，各种“旧瓶装新酒”论者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周扬也曾赤裸裸地说:“我们主张利用旧的形式……就是因为这些形式是一般大众所熟悉的，所亲近的，通过他们，可以顺利地把民族的革命的思想输送入他们的脑里……要争取抗战的胜利，不把多数落后的群众都动员起来是不成的，通俗文艺就是教育和动员这些群众的一种武器。”[7]在这里，民间一方面借用大众的名义轻易地排除了知识分子的话语，一方面自身的内在精神被粗暴地践踏，成为被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并非民间的一切都是完善的、不可更新的，但这种办法却是将民间孤立起来，从而丧失了自主性。其实，美不仅是一种形式和技巧，同时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的力量，从来也没有纯粹的审美意义上的空间和这样的研究。巴赫金在研究民间的笑谑文化的时候，不断地强调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不同，从而强调民间文化的精神活力:“拉伯雷的形象固有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止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那时整个诙谐形式和表现的广裹世界与教会和封建中世纪的官方和严肃(就其音调气氛而言)文化相抗衡。”[8]如果这种内在的精神丧失了，民间则举步维艰，这些王光东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但他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左右为难的窘境。对此，陈思和先生颇有信心地以“民间隐型结构”来证明民间力量的强大、无所不在，但我却没有他这么乐观。我觉得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民间，在短时期内还有“母本”可寻，但长时间则丧失掉了它内在的逻辑和审美形态，它扭曲的姿态成了最后的定型。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精神联系被切断以后，断了地气的民间只是成为作品中的符号，徒增点缀作用而已，这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量创作中和当前的某些创作中随处可见。 如此看来，从审美的层面对民间理念进行分析是非常暧昧的问题。民间文化形态本是一种相对应的力量，是在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之外的一种存在，钟敬文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层:经典文化或精英文化为上层，通俗文化和市民文化为中层，民间文学和民间工艺等为下层，不论怎么分，但钟先生还是强调“它们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功能，彼此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也有互相渗透的一面”[9]，不论怎样，当我们把它孤立起来谈它审美特点的时候，其实是消解了“民间”所蕴涵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力量，但是如果只是泛泛谈论它的精神意义的时候，民间又会陷入巨大的空洞之中，问题的吊诡也正在这里。毫无疑问，王光东在审美分析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使民间在学术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在对老舍、沈从文、赵树理、周立波、韩少功等人的创作的解读中，他呈现了民间的本身的丰富性。比如在对《骆驼祥子》的解读中，他发现了都市民间的文化价值趋向与乡村民间的文化价值趋向二者的冲突，也发现知识分子在对民间表述中的差别:老舍是从民间的内部，依照底层人的价值观展开想象，从而构建艺术世界的。这与从外部关照的一些作家大相径庭。而沈从文的《边城》则呈现出民间的现代性问题。这种解读大大超出了那种把民间理解为落后的、愚昧的、封闭的这样想法的期待，也凸显了民间的开放性，显示了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当沈从文在以自己所创造的民间世界对“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展开批判的时候，王光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使得民间的意义获得了新的升华。而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创作，一面显示了民间与意识形态的纠葛的复杂过程，一面也显示了民间元素带给文学创作的巨大魅力。在审美的分析中，民间文化形态的整体意象我们已经有了把握。 但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单从审美分析来看待民间文化时，是否削弱了它的丰富性?尽管我看到他一再提到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但这个立场越来越虚化，而且是躲在审美分析的背后。当理性与“学术”过分密实的时候，会不会削弱这个命题原本的精神活力?王晓明在回顾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时说:“时代的重压，内心的迷惘，隐隐约约的不甘心，还来不及淡薄的责任感:正是这些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动，使现代文学研究不惮于手忙脚乱，依然绵力出击。”同时，他觉得这是知识、理论、方法所无法代替的[10]，这番话在民间研究中也颇为值得深思。进一步说，从民间理念审美的分析中也似有很多可深人的空间，至少要避免二元思维，比如某一个作品因为有了民间因素的加人，便有了活力，某一个作品的丰富，恰恰表现了民间文化的藏污纳垢性。这固然是无比正确的结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停留在表面上了，至少要回答民间文化的美感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思想活力又来自哪里?为什么民间元素的加人就使作品的审美价值发生了改变，仅仅是因为解读者的个人趣味所致，还是有着更广阔的美学规律在里面……等等这些问题。还是巴赫金，在通过拉伯雷的作品研究民间文化的时候，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来肯定民间文化的价值，比如诙谐本身对严肃律令的冲击，比如广场语言的特点，狂欢节的特点等等。我期望着民间理念在向具体的审美层面转化，特别是关涉到文学作品的解读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更深人的理论和现实的支撑。 接下来的问题顺理成章应当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王光东曾经对此做出过描述，大致分几个时期: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民间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大体有三种民间观。而抗战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在知识分子、权力意志和民间之间，知识分子处在被改造的尴尬位置，民间也若隐若现地在发挥着它的作用。新时期文学则是延续了五四时候的三种民间观，并在九十年代以后表现出新的特质。在这种论述中，王光东一再提到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完全能体会到他对此的看重。但我觉得民间对知识分子来说终究是一种记忆和审美理想，不论他的身份和地位怎么改变，所谓融入民间、走向民间，也终归是一种理想或者是姿态，扛着锄头去锄草的陶潜，始终不是一个农民，这不是说士大夫身份有多么高贵，而是他的教养和文化制约了他，规范了他。中国士大夫出则入庙堂，退则到江湖，我觉得民间其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同儒道互补一样，民间作为一种记忆是与知识分子的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日常的世俗生活是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的。民间在这里并非客观的存在，只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投影而已，在需要赞美的时候，想象它的美好，在需要批判的时候，言说它的不是。所以说在言说民间的时候，经常发生相互指责的事情，大家都在说民间如何如何，那是内心想象的差异巨大所致。说到底，知识分子与它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也终存在着本质的隔膜。但作为一个心灵的空间，它对平衡进与退的关系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至少是一个心灵的庇护所，让无所傍依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点独立抉择的可能。 民间的当代意义恐怕不仅仅是这些，这个时代有一点五四时候新旧交替的景象，人们希望通过另一种资源来冲破政治权力的束缚，来为知识分子谋取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还应当看到新的转型期，许多不稳定的价值带给知识分子的迷茫，他们只能从最激烈的现实中暂时抽开身，一是深入到博大而无所不包的民间中汲取力量，另外在这个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空间中，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得到安稳。我想民间另外一层意义还应当被放大，就是如今的社会处在复制和二次品的阶段，生命和内心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而民间有许多连着生命源头和本质的力量，它能否承担起扭转这种人性扭曲、让生命获得一次新的血液的重任呢?由此王光东等人民间研究则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改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