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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是孙皓晖先生耗时16年创作的共6部11卷、504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其卷帙浩繁是自姚雪垠以来当代历史文学的又一座高峰。《大秦帝国》的问世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在作品扉页的题记是：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寻找民族的精神根基是《大秦帝国》创作的根本立意和最终目的。读者所喜欢的，正是这部作品所召唤的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缺失了的那种精神。 一 我国的历史文学脱胎于史传文学，从一开始就以史料作为最根本的依据，不但要求作者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水平，如罗贯中之于《三国志》，二月河之于《清史稿》。即使是新时期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来的研究，也始终脱离不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考察。实际上，任何一种创作都是一种主体意识行为，“是写作者对人生存本质与生活意义的追问，对自身自由意志和个性追求的超越。写作行为是在作者思想‘自我’的支配下进行的，从写作动机生发到作品完成进入传播，作者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作者‘我、的特点及其精神给作品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作品越能代表‘事物的规律’，越接近宇宙的本质，这种作者的主体印记越清晰。”[1]历史小说家作为一个精神自由体，有强烈的个体意识，抓住这一点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基于这样的学术理解出发，来分析和阐发孙皓晖历史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及其具体内涵，并对其与时代精神联系的特殊形态略加探讨。作者一再在各种场合强调这部小说站在文明史的高度之上，以俯瞰的视野，以具有“现代性与超越性”的历史观，用文学的手段全方位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强势生存的独特魅力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作者以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实际上这种“翻案”性质的艺术处理已不鲜见，历史化的翻案比较典型的有二月河“落霞系列”的康雍乾，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对这些人物的重新塑造区别于传统面目，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严格来讲，这些新感觉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大秦帝国》是抱着严谨的创作态度进行翻案的，为了开掘文明的历史和历史的文明作者仍采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手法，以现实主义审视历史，作品中的大部分历史是有据可查的，“所有有姓名记载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论，都是真实的”[2]小说囊括着整个战国时代的历史，从商鞅变法到合纵连横，从仲父当国到嫪毐乱政；秦孝公、公子虔、庞涓、孙膑、苏秦、张仪、樗里疾、司马错；稷下学宫、昭关大战；典章制度、军事制度、经济赋税、社会风俗、生存状态、地理概貌、饮食起居等都是建立在搜集大量的典籍史料基础之上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历史小说创作如郭沫若所说：“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3]。这种新的阐发就是作家强烈的当代意识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小说创作就成为创作主体的话语重构。孙皓晖对原生文明的话语重构体现在：第一，对奉法精神的赞扬。小说第一部《黑色裂变》基本以商鞅变法为线，提出了深彻的变法主张，自变法之后的每一个故事情节，紧扣了法律的严肃，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并且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取缔了特赦和传统的陋习。秦法民无贵贱，皆服徭役，耕战得爵。渎职的县令被杀，太子杀人刑其师傅等。取消庆贺送礼，防止贪污腐败。凡此种种，倒不如说是针砭时弊。法家的法治理论是发展进化了的历史观，为了推行法治，法家认为必须使法令成为君主治国、官吏尽职和判断所有人言行是非、行赏施罚的唯一准则。法家思想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法治，法家治国，而能使国家强盛，尤其是混乱的战国时代，“这点非常正确”。第二，对儒家的批判。 孙皓晖谈儒家对中国文明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其一，使中国原生文明迷失了本色。其二，中国民族的生命状态严重萎缩。保守复古的儒家一旦掌握了文化霸权，一反原生文明诸子百家汪洋恣肆、门派种类应有尽有、其雄浑强健与妖娆秀美相得益彰的气势。小说中的墨、法、儒诸子各自辩护，周游列国穿插于其中给小说增添了不少魅力和文明气息。 如前所说，作者对历史的解读是为了重现那段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主流不振，一片礼崩乐坏之像，信念危机处处皆是。”“真正的以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成为很难寻觅的人格化石了。”[4]我们丧失了精神的力度，并且在飘离美感。就像作者创作的最初梦想一样，我们不失望，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这一次“脱胎换骨”，是我们向工业与科学文明的历史跨越。我们的裂变时刻即将到来。 二 小说是虚构和想象的艺术，但历史小说有其特殊性，它的创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它不可以纯虚构与天马行空地想象，而必须受到“历史事实”原则的限制。故历史小说的创作也容易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或囿于历史真实缺乏想象的翅翼；或悬空蹈虚而失于历史真实。《大秦帝国》的创作则尊重史实，重视创作过程中主体意识、生命体验的投注，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编排了一个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自信地展示了语言才华。 小说是虚构和想象，但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小说家虚构和想象的权力已经被过度地使用，虚构和想象的创造性越来越苍白。主要是由于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事实缺乏必要的调查了解，停留于伏案的空想和主观创造。孙皓晖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和史料翻阅及对现实的思考，这种笨功夫、苦功夫，这种案头工作，为他的写作所打下的基础，因此谢有顺评价说这是他小说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石。 要深刻地再现历史真实场景势必离不开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传统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必须尊重历史原型。不过,史料所载的大多是历史人物的生平逸事、历史功绩等，但彼时的个人关系、思想情感、意识交流等则都已消散于历史烟云中无从得知。这就要求小说家充分发挥想象，用现代意识去理解、挖掘人物身上深层的思想、情感和欲望，也不避讳他们身上的种种缺点不足。《大秦帝国》中的人物是历史上本来就著名的人，他们的活动在《史记》中留下多多少少的是非，加上后世《东周列国志》等的加工改造和民间流传，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但是经过他这部小说的形象的塑造，这样一批人又从晦暗的历史布景里走出来，站立在我们面前。他们或是王侯将相或是风范名士，有意思的是被成功塑造的人物无不沾染了作者的个体精神特征。在第一部，商鞅就是一个代言人，小说打破了历史的描述，给了我们理想主义的商鞅，正直、有魄力、有理想、实干、勇敢、坚定、为爱义无反顾等高尚的品格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但商鞅是悲剧的，孙皓晖给中国没有悲剧的传统一个反驳，这就是所谓的烈士情怀。为了达到目的，小说“杜撰”了商鞅的人生末途，让他从仓皇逃离变成慷慨赴死，这点虽然是作者明显地对历史的“篡改”，但篡改背后是作者需要商鞅承担自我的精神状态。王侯与名士，被认为是该小说的两大人物系列。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当时纷乱气象中的突出亮点，他们的英雄豪杰、自由潇洒承载着战国风度的光荣与梦想，构成了战国独有的大气象。为了塑造这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时代，“只要有利于他的表达，如果用小说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小说；如果用历史分析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历史分析；如果用理论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理论；如果用论辩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论辩，所以他不乏发表抒情和感慨。”[5]《大秦帝国》是一种独有的学者创作方式，作者突破了很多小说传统的陈规陋俗，如，虽然使用了传统演义章回体，但目录字数并不拘泥。 有人曾提出这样一种饶有意味的现象：“一个作家的创作初始阶段，往往迫不及待乃至急不择路地希望倾吐自我郁积已久的生命体验，形成‘井喷’状态，作品因而显得情韵浓郁、感人至深；到第二阶段，随着创作的初步成功和经验的积累，作家常常会产生一种纵横自如、左右逢源的自信、张扬心理，一掘到底的‘狠’劲和沉着运筹的气概则变得有所欠缺，这时他们的作品多半技巧圆熟、笔致飞扬，意蕴的深邃度却略有不逮；然后，创作进人了清明睿智、从容淡定的状态，虽然境界全面展开，但已是激情收敛而理性呈现。”[6]由此观之，《大秦帝国》上下六部，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必然呈现出创作生命不同的精神特征。上面说《黑色裂变》中的商鞅是一种厚积薄发，显得“情韵浓郁、感人至深”，到了《国命纵横》则是信手拈来，第二部更加气宇恢弘，将一个作家兼律师应有的思辨和口才发挥地淋漓尽致。加上《金戈铁马》这也就是所说的“纵横自如”的状态。《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就是一种从容淡定和理性呈现。
三 当代历史文学作品如果要构成对读者的心灵冲击和精神启发，那么作家必须张扬自我的创作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与时代的精神文化语境相映衬。 《大秦帝国》的完整本2008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创作历时16年之久的《大秦帝国》，的确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它的问世形成了一大批的读者群。不少专家评价说《大秦帝国》有足够的分量冲击下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由黄健中导演的《大秦帝国·第一部》电视剧深受大众喜欢。这种影响力的形成是与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在时代文化语境中所处的位置密不可分的，《大秦帝国》从大文明、世界文明的宽阔视野，突破当代政治观念的围囿，开掘儒家内在的矛盾性，儒家思想不等于传统文化，给当下传统文化热一个启迪。 孙皓晖的历史小说在当今文坛的接受效应，源于作家创作主体意识所确立、规范的审美风格和文坛流行的审美趣味、审美风尚的契合程度。大众对历史小说的接受有两个层面：首先是满足阅读的快感和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历史小说充当着传播历史知识的功能；其次是建立在作品阅读基础上对历史的反思。但是由于当代历史小说创作量的激增导致读者的审美疲劳，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新的艺术鉴赏实践，虽受到原有的期待视野制约，但也修正拓宽着期待视野。因为任何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审美创造的个性和新意，都会为接受者提供新的不同以往的审美经验。孙皓晖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角度，学界对《大秦帝国》评价颇高也在于此，学者李洁非认为“他自小说中展现出的才识,使我不仅啧啧称奇,同时也不免颇因孤陋寡闻而感愧———这种才具,难得一见。”[7]旨在强调其史实感之强。也有人评价到“《大秦帝国》以其书写的宏大气势、深厚的认识价值和小说叙事赋予的极强魅力,构成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大景观。而其对秦帝国兴亡历史的再现与重构,对历史重量级人物、诸子名家的塑造与刻画，也填补了当代文学长廊的某种空白。”[8]则重在突出其新。 孙皓晖的历史小说在当今时代精神文化语境中获得巨大成功，造成广泛影响的原因，在于作品以大文明的气魄，还原了战国时代本原状况，用文学的方式成就了一场艰苦卓越的文化探源与思想跋涉，而这种文本意蕴的形成，则与作家强烈的为中华文明正源的创作主体意识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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