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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客家文化的著名专家罗香林教授从时政、教育、宗教习俗等角度去研究客家山歌的价值。其实山歌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当代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认为：“民间歌谣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形式中的真实反映”。吴超则进一步说：“(民间歌谣)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审美情趣。它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也是一门具有多种功能价值的科学的研究对象。”[2]西班牙诗人卡萨斯著《卡塔鲁尼亚的歌谣》(于道源译为《歌谣论》)也认为：“歌谣所达到的美丽是远非任何种的人类智慧所可得而模仿的，因为在它里面包含着歌唱它的人们的心灵的精粹。”[3] 中外论著都从不同角度对歌谣进行论述，而其相通之处则都认为它是集纳了心灵与智慧的光芒而使它蕴含了广博的社会文化内容，因此人们便也可对它作多角度的立体交叉研究。如从文化性格、教育习俗、心理状态、宗教信仰、人文特征、情感功能、音乐结构等方面对山歌进行阐释，或从山歌中分析以上诸形态的历史发展迹象。本文拟从大文化概念出发，对客家山歌作“自然形态、”“人文心理”、“情感功能”和“智慧外现”等四个方面的剖视。 一、自然形态特征 歌谣产生于民间，必定会带上民间文学色彩，其中最主要的是表现对自然的皈依、称颂。它写景拟物，抒情达志，都取自适于它产生、发展的环境背景。梁实秋曾对此给予恰当的评价，认为：“歌谣在文学里并占最高的位置。中国现今有人极热心地搜集歌谣，这是对中国历来因袭的文学的一个反抗，也是……皈依自然的精神的表现。”[4]这是从歌谣产生的价值取向来给它定位的，实质上歌谣依存自然，在它骨子里无不露出大自然的风物与情态。 客家山歌亦然，只是它更带有客家人生存环境和文化习俗的特征而已。至于其表现形态，晋代诗人左思在《三都赋·叙》中说：“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琦琦’，即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板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5]透过作品中的自然风物的描写能确知当时的社会风情，这就是歌谣作品自然形态特征雏始而又典型的表现，因而生活形态自然化与山歌是不可分离的。具体地说，大量地运用生活事理、日常物态来叙事抒情，构成了客家山歌一大特色。以例为证： 一唱山歌心花开，一声呵嗬情满怀， 邀妹上山砍菜去，台上捡碗带筷来。 (“筷”，同音双关“快”，“带筷”指“尽快”) 高高岭上高高天，望到高山出青烟。 哪日能到郎家去，冷水淘饭也香甜。 这两首客家情歌，一首是邀请约会歌，一首是爱情的憧憬歌。前者没有一丝“人约黄昏后”的浪漫，也没有喁喁私语的温馨，而是客家少女听到情郎歌声后匆忙劳作来表现其激动与急切的心理；后者也没有“妙哉美矣”之喜悦雀跃，也没有“死呀活呀”的空洞盟誓，而以一种最平实的生活感受来映衬对甜蜜爱情的期待。这两首歌中没有一个“爱”字、“情”字，却以高山、以歌声编织成一幅美丽的爱情彩景，这不能不说是客家山歌皈依自然的成功杰作。 客家山歌自然形态特征还表现在它所体现出的情趣美和形象美上。客家有一个爱情故事，说一个少女挑选对象时对对方年龄特别挑剔，太小太大都不满意，而对方却不肯服输，便唱山歌以祈求： 三条洋船过浙江，一船胡椒一船姜， 莫嫌阿哥年纪小，胡椒细细辣过姜。 你话伢老伢唔甘，去年正好四十三， 两人入园拗蔗子，嫩个么伢老个甜。 于是满意地挑了个年纪相当的郎君： 鸡蛋鸭蛋圆对圆，伢今同妹上下年。 郎系廿八妹廿七，八七十五月团圆。 这三个情郎都合情合理地申诉了自己的理由，而且都没有就事论事地“强词夺理”，而是幽默、形象地以平常的生活事象来作比，显得极富情趣美。 文化巨匠郭沫若谈到对诗的偏好时，曾重重地褒奖了带有田园风格的先贤诗人。他说：“至于旧诗，我喜欢渊明、王维，他们的诗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李白写的诗，可以说只有平面的透明，而陶、王有立体的透明。在近代诗人中，黄公度有这样的风味。”[6]陶渊明、王维分别是著名的田园诗人、边塞诗人，而近代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的创作主张，曾极力收集、推崇客家山歌，并深受其影响。郭沫若对陶、王、黄的偏爱，这与他们诗作中清新的自然风光的描绘不无联系，而在近代诸诗人中仅提到客家诗人黄遵宪，这并不是偶然的，由此也可看出客家山歌的特殊情韵。 二、人文心理特征 客家山歌伴随着客家人的迁徙、定居而产生、发展，它比较深刻、形象地表现了客家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构成。如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的刚强品格；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爱乡爱国、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勤俭质直、热情待人的淳朴民风；尊重教育、崇尚文化的儒雅习气……这些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在今天仍然是应当继承、坚持下去的。 有些论者认为客家人的价值观念可归纳为“四重四轻”[7],即重名节，薄功利；重信义，薄小人；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农工。这可以说是对的，客家乡谚“火要空心，树要实心，人要有良心”可以体现如上人文心理；但是其侧重点并不是均衡的，比如客家人在“宗法-农业社会”背景下对农工文教是同样重视的，这是其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并由此可粘连出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和价值判断。 从生存条件看，客家人因囿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自然环境，常常是“揩条裤带闯天下”——空手创业，不畏艰难困苦。在客家语言环境中，有些歌谣极有力地鼓励、鞭策客家人积极奋进，如“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炉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常常不愿做“灶下鸡”，以免被人“看衰”(瞧不起)，而是从行动上“扭紧眉毛做赢人”(持续努力以超过别人)。 客家人的这些素质是由来已久的，史实里已有明确记载，清代编《嘉应州志》说：“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妇人。”[8]男子异乡艰苦创业，常常是一去三五年，长则大半辈子甚至客死他乡。在外谋生的男子，一旦发迹后或衣锦还乡或“讨番婆”，均给双方留下不少优虑、思念、欢欣与痛楚。客家山歌《过番歌》便由此而显得常见，如： 么食么着咁艰难，想来想去想过番， 有日阿哥时运好，杠子扛银转唐山。 莫话阿哥命咁苦，飘洋过海唔单 念到唐山咁辛苦，唔当番片挖锡泥。 一心种竹望上天，谁知紧大尾紧弯。 一心同妹望偕老，唔奈家贫去过番。 这首《过番歌》表达了一种因贫困而出海淘金的复杂心情，既有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亦有骨肉分离的痛苦煎熬，但现实生活需要男人去开创一条血路来，不愿做“只晓得钻洞的死田螺”。在这种社会心态支配下，客家地区常出现“青壮人才走四方，老弱妇幼守田园”的特有社会景象。男子走后，留下的繁重农活和家务都得由客家女性来操持完成。由此，勤劳的美称加在客家女性的头上，确实是受之无愧，而且是一道永不消逝的光环。因为客家女性一生勤劳，有一首童谣这样唱道：“一岁娇，二岁娇，三岁捡柴爷娘烧，四岁学绩麻，五岁学耕布，六岁学绣花，七岁绣出牡丹花……”这并不是夸张，客家人常常以这些歌谣来劝其养成劳动的习惯，并以此来要求她们。因为她们要劳动，客家妇女便“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9]黄遵宪也是十分推崇的，他说：“客民……其性温文，其俗俭朴，而妇女之贤劳，竟为天下各种类之所未有。”[10]客家女性也常常以四种“妇功”来要求自己，并自觉做好。这四种“妇功”是：“家头教尾(养育子女)、田头地尾(耕田种地)、灶头锅尾(家务劳动)、针头线尾(缝补衣裳)”。这远远超出通常意义的女子“习女红”的品质，而以其嘉言懿行塑造出“客家好姑娘”形象。 劳动只是谋生手段；在求得人格发展上，客家人尚文习武。在迁移过程中，为免遭袭击，逐渐形成聚族而居的“围龙屋”和“土楼”，这种房屋呈坚实的椭圆结构，既开阔视野，又易于攻守，这是适于客家生活的实际需要的。与此同时，他们平生好武，且更为重要的是讲武德，重武艺，这种儒雅态度与客家人心目中的才德兼备、文武双全的人才标准有关。他们常延师授教，以儒家文化为根底而确立“学而优则仕”的目标和温柔敦厚的处世态度，养育成“能涵濡于诗书，润泽于礼乐，耕耘砚田，恃以为生，畜畲经训，乃亦有获”[11]的自娱自适心态，因而客家人文心理可典型地概括为：“善多恶少，质实勤俭，人物冠冕”[12]客家有一首山歌对此作出高度评价：“高山顶上一棵松，松身咁大叶咁浓；只要正茎企得稳，唔怕东南西北风。”这是客家人刚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正直的立身原则和开阔胸襟等优良品质的写照。 客家人因历经的苦难太多，积淀在他们内心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极强的。罗香林对此曾说：“就种族遗传说，客家民系是一种经过选择淘汰而保留下来的强化血统。”[13]在日常生活中，即使身处逆境，他们也保持着乐观精神。如： 伢又穷苦又孤寒，豆篱拿来做担杆， 衫袖笼子做米缸，怎得穷根日子断? 莫去哀来莫去愁，总有好日在后头， 总有水清见石头，总有云开见日头。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时这又使他们隐忍过度，抑或盲目乐观，导致错失许多可以争取的机会，这是不利于自己发展的。 三、情感功能 客家人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情感。他们唱山歌或自娱娱人，或劝戒育人，或申诉悲苦，或洋溢喜色，有时甚至以唱山歌来说理，用作化解矛盾的“秘密武器”。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山歌在客家人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使他们的情感生活更为积极、活跃。 唱山歌成了客家人最重要的生活项目后，歌声常伴着他们生生息息。“山歌唱来心开花，日头(太阳)出来唱到斜，唱到水落石头出，唱到河鱼摆尾巴。”这未免夸张，但“人人敢把心事唱”倒是真实的。特别是青年人，歌唱心中的恋情，以致“阿哥唱歌有情意，唱得老妹动感情”，而美丽的少女有时也“又系丝巾结花朵，又会斜眼偷看郎”。这画面比得上任何画家、艺术家的点睛之作。 歌声的魅力来自心灵的沟通。歌声能唤起激情，能鼓足干劲： 唔见哥哥唱歌声，手上工夫做唔成； 哥哥行前唱一只，一人做得两人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平日恩爱的小夫妻吵架了，而一首山歌又使他们重归于好： 茶树打花白莲莲，公婆打架没冤仇， 日上食饭共凳坐，夜铺歇眼共一头。 山上枝叶落一片，样得树叶生转去， 同伢细妹打一架，样得回心来转意。 这呼应的山歌，彼此都透露出“悔意”，也就没啥可记仇的了，从此便以恩爱取代了难熬的沉闷。 客家山歌表现出感情的丰富性、多元性，一方面使山歌富于特色，更能以情感取胜；另一方面客家山歌作为客家人感情的寄托，又使山歌完成功利性的转化。这是互依存、共发展的。感情的细腻有时使客家人特别是客家女子能脱口而歌，且“质地”上乘，因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诗怪”之称的诗人李金发对此曾赞不绝口，他说：“客家有些聪明的女人，可随口歌唱，恰合她所表示的情思，如七言诗的入韵，其辞句组织的妙丽……有时是大诗人所不及的。”[14]这也是对客家山歌情感性的最好解释。 四、智慧的外现 客家教育很发达，堪称作客家代表的广东梅州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从文化史角度看，历代墨客骚人都很留恋梅岭南北。传说战国时齐国大夫晏婴出使楚国时曾客死于赣南，此后张九龄、苏轼、辛弃疾、文天祥、汤显祖等文人都到过客家居住的三角区，并留下墨宝诗作。在民间甚至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遗闻轶事。此外，唐代两位宰相钟绍京、张九龄是江南最早荣任此位的，且都是客家人，这与历史上此地文化教育之发达是有密切关系的。 客家人极为重视文化教育，有乡谚为证。在客家成年人意识中，觉得“育儿不读书，不如养肥猪”；他们对小孩子也常常是这样教育的：“有书不晓读，只得做工夫(苦工)”；有些童谣可以说是自觉地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以及不读书的“危害”：“蟾蜍哥，罗嗦嗦，唔读书，么老婆”，“秀才唔怕衫烂，就怕肚中么货”。这些都说明了读书识礼的重要性，否则只能夸夸其谈，甚至老婆娶不上，孤苦一生。在这些意识影响下，客家有些地区“试童子者，一县至万余人，游泮宫者，每邑常以百数”。[15]人才辈出,名闻遐迩。 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还可以从客家山歌中反映出来。在客家山歌中，《盘歌》、《锁歌》、《丢关音》(打哑谜)、《斗歌》等杂体歌总题下作百科知识测验和智力考试性质的山歌是很多的，其内容也是包罗万象的，天文、史地、人物、故事、花鸟鱼虫、速算推理、谜语事象、说理评议等等，其教育性、启示性、机敏性均可以从中体现出来，既传授知识、启人心智，又富有情趣，堪称是寓教于乐、乐于施教的民间教育模式。 对门老妹你介精(聪明)，三百四两几多斤? 一个哥哥分四两，分得世上几多人? 对门哥哥你唔精，三百四两十九斤， 一个哥哥分四两，分得七十六个人。 (按老式计量单位，一斤合十六两) 这首盘歌要求对歌者动脑筋速算作答。 什么出世一枝枪?什么出来子抱娘? 什么出门各带伞，什么时间回家乡? 芋苗出世一枝枪，芋葸出来子抱娘， 芋荷出门各带伞，九冬十月回家乡。 这首《锁歌)则依生活事象进行联想、推理而作答。 “石上栽姜姜叶黄，老妹断情恶心肠， 丢只观音妹去解 砍根黄竹做栋梁。” “标致哥哥嫡嫡亲，说话唔要咁气人， 黄竹拿来做栋梁，骂妹至今么梁心。” 这首《丢关音》歌，对断情的“恶妹”不直接去指责，而以“黄竹上栋(屋顶)无梁心(良心)”委婉地说出，真是“爱在心头口难开”。 “凉伞烂了骨子真，大象倒地千多斤， 唔怕你是猿猴子，遇到南海观世音， 给你戴只紧箍咒，头晕脑痛转圈圈。 到过福建摘过茶，铸过斧头锻过耙， 你象一碗粉干样，认真不经两下叉。 张飞虽然咁勇敢，怕和云长演刀花。” 这首《斗歌》可真说得上是智慧的较量，双方互不示弱，都企图以“理”服人，展开想象、联想，这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做后盾，没有敏锐的论辩口才是绝对不行的。这胜者自然是洋洋得意地喜获荣誉，而被淘汰出局者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后，再砥砺唇枪舌剑，以图“东山再起”。 客家《盘歌》、《锁歌》、《丢关音》、《斗歌》以及《十二月牡丹歌》、《解粮歌》等都堪似“知识大赛”、“智力大比武”，以其表现出的智慧足以使教育家称道，其富有情趣的娱乐色彩便也是使之风行的个中原因吧。 注释 [1][2]吴超：《中国民歌》，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3]《歌谣周刊》，第2卷第21期。 [4]梁实秋：《古典的和浪漫的》。 [5]〔晋〕左思：《三都赋·叙》。 [6]郭沫若：《沫若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7]陈美豪：《客家文化特质》，《梅州文史》第一辑，第78页。 [8](嘉应州志·礼俗卷》。 [9]《清稗史类钞》。 [10]黄遵宪：《李母钟太安人百龄寿序》。 [11][12][15]古直：《客人对》下卷，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版，第4页。 [13]罗香林：《客家源流考》。 [14]李金发：《岭东恋歌·序》。 原载：《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