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开落。” 人生其实是等待和寻觅的周而复始，十多年前，我正是读着这样的诗句到了江南。而这十多年来，我们向时光深处所漫溯回望的、以影像为网络所等待所寻觅的，是一个民族悠远的背影，是丰满而立体的人文记忆，也是祖辈们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 在追逐精神之美、回望古典馨香之际，我们希望用最独树一帜的声音、最自由自在的视角，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组被评论者称之为“视觉文化记忆”的电视片：《寻访吴歌》《水天堂》《江南》《徽州》《徽商》，以及“过江而题”的《河之南》。 一 以电视的手段，追忆和再现我们的文化记忆，源自一个创作群体持久的集体性的精神冲动。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固有的文化正在褪色，从上海到喀什、从北方到南国，大小城市都在用同样的灰色混凝土将传统覆盖起来。“抱瓮丈人”的忧虑早已成为了现实，“机械”、“机事”、“机心”，技术文明大行天下，“金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eorg Simmel语)。很多专家在呼吁民俗保护，但精神文化、心理文化的缺失，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如何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已成为最迫切的现实命题，如何实现人的内心关怀，是我们最为关切的方向。 我们选择的是——影像。电视的手段或许通俗了些，但我们从中实现了将其深化和升华的可能。 毕竟，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电视的时代”，如果高度人为的影像对生存世界的包围势所难免，如果“浮光掠影”已经成为占据绝对优势的文化表达方式，如果收视率成为生死牌，而电视又是普及性与渗透力最为强大的大众媒体……那么，就让我们在精英文化与电视观众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就让文化灵性的飞翔与手工残存的温暖，为观众带来生命中迷失已久的感动，就让镜头对准那些险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采撷文化遗产的精髓。 大学者王国维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幸的是，我并非“独上”。这是整整一个创作团队十几年如一日的集体努力，是心灵深处对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激情和精神冲动的延续，更是一种自发的文化责任感的群体显现，这种责任感诉诸传统，也诉诸电视。 我们的努力不敢说是一种“救赎”，但一定是一种双向的承担，而且这种承担绝不轻松。 二 电视首先是技术还是艺术？抑或产业？ 这个问题可以给出很多种不同的答案。且抛开道与器的争执，我们期望的是用电视的手段，实现文化记忆的再现、传统精神的张扬，以及创作者鲜明主体意识的传达。我们强调的是风格、气质和形式上的独特，文字轻盈、思想圆熟和人情蕴藉。 这样的品质关乎抒情，出乎思虑，发乎行吟。 一是抒情的品质。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寻找和回眸记忆中的精神家园，无疑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无论记录或命名，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发现”，发现已经存在的事物和被记忆蒙尘的事物，不期而至或经心经意。所有的光线、色泽、形象、景致、呼吸和味道，记忆正被一个个可能的感觉激活，帮助我们恢复阔别已久的人们在漫长岁月中感受精细生命的温暖。我们用影像塑造的是“文化的江南”、“文化的徽州”和“文化的大河之南”。“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坚持深入也保持间离。如今虽已与抒情年代相隔遥远，但我们仍坚持经典的歌唱。克制而有神采，充分而不宣泄，像一撇兰叶，在晚风中眉长眉短。在所有的作品中，抒情的品质不只表现在解说和画面的营造上，其实更是一种姿态，一种风格立场。 二是思虑的品质。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曾指出，真正有价值的形式，“最能恰当表达艺术家所强烈希望表达的东西，形式反映着每个艺术家精神，打上了艺术家个性烙印。”为让文化遗产在胶片中保有呼吸的温度，我们选择的形式是人文纪录片，它与思想的品质相关。 一位诗人说：“当代纪录片，不在于手法上的落后或对现实关注的缺失，而是缺乏思想的发现，缺乏对社会人文主题的深度开采，缺乏用影像来表达一个比较深刻和开放性话题的能力。”艺术的较高层次是表达感情和思想，而不仅仅是再现物象。就影像摄录和后期合成讲，我们的电视片不是领军之作；就资金投入的规模和社会协同作战的力度来讲，显然也不在顶尖之列；乃至在电视的表现手法上，这些作品也难称标新立异的新潮。它们的魅力，更多是体现在思想上，一种折射深邃的体验能力和敏感性的人文关怀上。 对某个文化区域、某种文化现象或文化记忆的追溯，往往是一种带有创作主体意志的重新选择和重组。因此，我们的电视片大都采取非线性散点式的叙述结构和叙事方式。有评论者称之为“多角度的钻石型诠释”。不管是诠释还是命名，都要有崭新的理性和情怀：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我们呵护传统；在物与人的关系中，我们强调人的因素；在历史讲述和市井流传中，我们突出民间的声音；在宏大主题和日常细节中，我们钟情人性的可触可感……我们是美的寻求者和追逐者，从传统和现实的细节入手，藉残像以会意，微妙在存残之间、感悟在显藏之外。我们诉说着时间的流逝，也抵抗着时间的流逝。 三是行吟的品质。 文化遗产是流传的文化，它从未间断过。我们的视角是民间的立场，需要草根的精神。 我们以田野考察的方式，以抢救的姿态记录正在遁入历史深处或者藏身于现代“秘境”而鲜为人知的物象。怀想那些奔走乡野、踯躅于历史的光景，颇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感慨与欣慰。 富有地域色彩的人物、历史掌故和乡风民俗，以及日常生活的细节：民居、祠堂、牌坊、戏台、园林、手艺、美食、丝绸、民歌、方言，乃至一街一巷、一门一窗、一草一木……这些文化风物，因为我们的辛勤采撷被定格在画面中而得以流传。 于是，这些先辈们留存下的遗产，则因聚光灯的照亮而被重视，因摄像机的拍摄而被留存，因电视机的播放而被传扬。当影像消失于黑夜，记忆却鲜亮于梦境。歌声永远不会老去，诗句永远不会冷却。 三 节目的成功是一种文化上的成功。 这种成功作用于电视，更作用于文化自身。我们以电视的手段完成对自身文化的检藏，更激发了普及意义上的文化引导。 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完成了一次述说。述说每一个我们涉及的文化区域，在那里曾经创建过怎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又是怎样培养了一种独特的或厚重或精雅的生活观念；述说流传千年的文化如何循了历史的进步而演变，如何在演变中带动了生活前行。我们竭尽全力地坚定在历史与未来的联结点上。因为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文化日趋多元又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年代，我们越来越仰赖文化的积累和更新而走向现代文明。 每一种文化因素都将对重建这个时代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发挥作用。这样的发现，颇让人产生豁然开朗的愉悦，那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情景，它的意义远不止单纯地唤起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多一份了解和多一些保护。 透过历史与当代的对话，我们尝试确认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超越，与此同时，作为创作者，我们也完成了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文化责任的践行。 以自身的文化情怀去呼应历史，发现文化历史背后所内隐的心态，仿佛心有灵犀般凸显心灵的品质，彰显隐秘的文化灵魂，追寻她的梦魂记忆、沉着厚重和逸兴遄飞，以及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的从容和优雅，这是一种闪耀着人性光辉和人文光芒的精神对话。这样的心态和情怀，可以借用《江南》里对古代藏书家的评点：“比‘力拔山兮气盖世’含蓄内在，比‘风萧萧兮易水寒’自然深刻，这样的情怀，以不依附于别的什么姿态和境界独立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 这，其实也正是我对作品的期许。但愿因为我们的作品，更多的人能汇集到文化对话的圆桌旁。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